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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
德·拉木尔侯爵也是司汤达重笔描写的一个政客形象。他是法国贵族议员，国王的宠臣，是个腰缠万贯的大地主。司汤达是把他作为封建贵族统治者的代表人物来写的。
德·拉木尔侯爵这个人物，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政治上的极端反动和思想上的顽固保守。小说中国王驾临维里埃尔市，就是由德·拉木尔侯爵陪同圣驾前往的。他在政治上，忠实于王宫和贵族的利益。他对法国大革命和雅各宾党人非常痛恨，对于即将到来的革命充满了恐惧。这一点，在于连目击耳闻的那次由十二个教会和贵族的权贵人物聚集召开的秘密会议上，德·拉木尔侯爵所作的长篇发言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在发言中，毫不掩饰地对“卑贱的雅各宾党人”表示憎恨。希望外国军队干预法国政治，维护法国王权和贵族的利益。同时，他还建议法国每一个省份，都要建立一支拥有五百个忠诚的人的队伍。他强调说：“这支军队的一半人应该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侄子，总之应该是真正的贵族子弟。”他说这番话时，大概忘记了于连也在场。这番话，充分暴露了这个封建贵族卫道士的政治嘴脸。德·拉木尔侯爵对于连表面看去很器重、很赏识，把家里的田产交给他管理，重要的任务派他去完成，还授给他十家勋章，但从心底里，他对于连只是在利用。他很清楚于连并不属于他们的阶级。因此在他得知于连和他的女儿成为恋人时，感到无比愤怒，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一个平民出身的青年成为他的女婿。明终不得已答应这门亲事时，他还是千方百计地让于连拥有一个贵族的名字，把他拉入贵族的圈子。这些归根到底都是他那个阶级的顽固思想使然。第二是他处世上的世故和贪婪。比如在他女儿的婚事上，他有自己的小算盘，希望把女儿嫁给克鲁瓦泽努瓦侯爵，以便他日后当上公爵。再比如哇列诺得知于连成为骑士，得到十字勋章后来拜访于连，并请他引见侯爵时，于连没有答应。但侯爵得知以后，不但要求见，而且还要宴请他。因为他已经知道哇列诺即将出任省长的职位。第三是他的狡诈。德·拉木尔侯爵城府很深，非常狡猾，是个策划阴谋的能手。在那次策划如何对付即将到来的革命的那次秘密会议以后，德·拉木尔侯爵命于连把二十多页的会议记录压缩成四页，由于连一字不落地背下来。第二天又把于连带到很远的一座城堡，交给他一张护照，让他去见一个大人物，把会议情况告诉他。他让于连装成一个出门消磨时间的花花公子，以摆脱异党异派的跟踪。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位侯爵是多么老道，多么精于算计。在于连已经成了骑兵少尉和他未来的女婿时，侯爵仍对他不放心，狐疑他写信给德·瑞那夫人，调查于连的情况，最终导致了悲剧的结局。
哇列诺是一个资产阶级新贵的形象。司汤达曾经提醒阅读《红与黑》的人们一定要注意两个人物。一个是德·瑞那先生，一个是哇列诺先生。因为这两个人是1825年前后法国的富裕者中半数人的写照”。特别是哇列诺，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贵族。
哇列诺是维里埃尔贫民寄养所的所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捞取钱财，在短时间内，财产就增加了二、三倍，成了暴发户。他对德·瑞那夫人的美貌早就垂涎三尺，经常给她写信，向她献殷勤，用猥亵的语言进行挑逗、勾引，使德·瑞那夫人非常反感。后来他从德·瑞那夫人的贴身女仆那里打探到德·瑞那夫人与于连的恋情，醋劲大发，给德·瑞那先生写匿名信告发。后来于连在巴黎深得侯爵赏识，他又厚颜无耻地拜见，来套近乎。他就是靠着这种投机钻营的本领，把德·瑞那先生挤走，自己当了维里埃尔市的市长，还被晋封为男爵。
在对于连的案件进行最后的法庭审判时，哇列诺的表演最为充分。在法庭上，已经当上维里埃尔市市长的哇列诺坐在陪审员的席位上。由于玛特尔的求情，弗里莱尔代理主教答应帮助于连减轻刑罚。作为陪审员的哇列诺是靠弗里莱尔当上市长的，他还得靠弗里莱尔的提拔当省长。所以弗里莱尔觉得很有把握。可这一次哇列诺把所有的人都骗了，他起的作用恰恰相反，他在心里一直把于连当作不共戴天的仇人。于连被判死刑，而这时哇列诺的口袋里已经装着省长的委任状，弗里莱尔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了。我们从小说中可以看出，司汤达对哇列诺这个人是深恶痛绝的。他通过于连在法庭上的答辩之口说道：“我犯了一桩谋杀罪，我公正地被判了死刑。但是，除了这一个行动以外，判我死刑的哇列诺对社会要比我有害一百倍。”
司汤达对哇列诺这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却凭着自己非凡的功力，准确地抓住了人物的本质特征，只通过几件事，就把这个人物的卑鄙无耻的面目刻面得栩栩如生。
教会人物形象
司汤达时期的法国现实社会，统治者主要有两在势力，即王权势力和教会势力。这两大势力在《红与黑》中都有所表现。我们在小说中看到，这两股势力互相依赖、互相联合，一起对人民实行统治。比如法国国王驾临维里埃尔参加瞻仰圣骸的典礼，就能看到王权与天主教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王权和教会两大势力中，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和倾轧。比如德·拉木尔侯爵与代理主教弗里莱尔围绕一块土地所有权的诉讼争端，还有红衣主教在秘密会议上提出要内阁总理德·内瓦尔辞职等等。
司汤达从小就受到过耶稣全教士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年轻时又接受过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爱尔维修的影响，对天主教一直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认为，天主教是一种黑暗的强力工具，是暴君的帮凶，它使人民陷入精神奴役的境地。所以从总体上讲，他对天主教是采取了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一点我们在作品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比如德·瑞那夫人告发于连，就是在她的严峻的忏悔教士的威逼之下做出的。然而在教会组织内部，也有着激烈的派系门户之争，有许多复杂的具体情况。所以作者没有去笼统地表示肯定和否定，而是通过人物形象和各个事件、情节去具体表现的。
西的神父和彼拉神父是在于连的生活道路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两位神职人员。他们俩有三十年的交情，同属于冉森教派。他们对于连的聪明和才华都非常欣赏，经常给予帮助。西朗神父在于连看幼时，就教于连学习拉丁文，读圣经；于连从他那里受到了文化启蒙教育。在国王驾临维里埃尔时，他又指名要于连提任他的副执事；于连被迫离开维里埃尔时，他又亲自写信给在贝尚松神学院当院长的彼拉神父，向他推荐于连并申请助学金。彼拉神父对于连表面严厉，但仍另眼看待，让他在神学院独住一室，一遇机会就进行提拔。自已被迫辞去院长职务时，又将于连推荐给德·拉本尔侯爵不私人秘书。于连与玛特尔的关系木已成舟时，他还竭力帮助于连劝侯爵接受眼前事实，促成亲事。但是，不论西朗神父还是彼拉神父，他们培养于连，都是从宗教利益出发的。因此他们对于连的“离经叛道”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西朗神父得知于连与德·瑞那夫人发生恋情时，非常气愤，毫不犹豫地叫于连尽快离开维里埃尔；于连到侯爵家去之前回到维里埃尔，西朗神父一眼就看出于连此来的真实目的，严厉地命令他离开，“不要见任何人”。彼拉神父也同样如此，他对于连在学院不守规矩的行为也是毫不客气地进行严厉的惩戒。比如于连初到贝尚松时，在一个咖啡馆认识了一位叫阿芒达的女招待，双方互留了姓名地址，彼拉神父知道后严加训斥，命于连一一交待实情，并把于连讲的话记录下来，逐条进行调查核实；再比如德·瑞那夫人给于连写的那些沾满痛苦泪水的信，彼拉神父竟私自拆看，并且毫不在意地将它们投入火焚毁。虽然西朗神父和彼拉神父对于连都比较欣赏和亲近，但他们毕竟从本质上讲是和天主教连为一体的，他们的教义、他们的价值观都是与人们的生活愿望和人类的进步所背驰的。
弗里莱尔代理主教是小说中代表教会势力的一个重要人物。此人是耶稣会教派的一个“将军”。耶稣会在当时组织非常严密，他们公开地、隐秘地向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行渗透，进行许多卑劣的活动。耶稣会依照军队的习惯，将组织的头目就叫做“将军”。弗里莱尔初到省城时，“提着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行囊，据说这是他的全部财产。而今，他成了全省最阔的地主”。
这位“将军”的势力大得惊人，为了一块土地的所有权，他竟然与贵族院议员，炙手可热的德·拉木尔侯爵打官司，并且寸利不让，毫不示弱。在教会内部，他也是横行霸道，对素与他对立的冉森派教士被拉院长百般排挤。最后他的手下略施小计，就逼得波拉院长辞职，到巴黎另谋出路去了。弗里莱尔代理主教的势力大到能够决定一个外省官员的升迁。那个无耻的哇列诺，就是因为投靠了这位“将军”，为他卖力，当上了市长和众议员，还挤进了贵族行列，最后又当上了省长。弗里莱尔还有一个宠大的间谍网。这个间谍网就连最高层的政治秘密会议也不放过。于连参加的那次秘密会议以后，侯爵为什么如此小心，精心安排于连去传送信息，防的就是弗里莱尔。果不其然，于连去德国的路上还是被盯稍，险些送了命。
司汤达写作《红与黑》时，法国正处在七月革命的前夜，政治空气非常紧张。作为政治嗅觉如此灵敏的司汤达，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越是在统治者面临覆亡的时刻，统治者的活动就越是疯狂。作为贵族阶级统治工具的教会当然也是如此。司汤达虽是个无神论者，但从小说中看，他对宗教问题不但非常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