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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容司汤达适应这个意大利城市的生活，奥地利警察部门已经将他的档案秘密地送到了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桌头。档案上记载了法国领事亨利·贝尔就是写作带有歌颂拿破仑、抨击奥地利政府内容的作品《意大利绘画史》、《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和《罗马漫步》的作者司汤达。不仅如此，这个亨利·贝尔还在1821年由于涉嫌参与烧炭党人的活动被驱逐出境，后来又受到通缉。梅特涅马上向法国政府提出，拒绝亨利·贝尔为的里亚斯特领事的外交任命。法国政府只得改变司汤达的任职，派他到罗马教皇管辖内的城市奇维塔维基亚担任领事。罗马教皇虽然也不欢迎司汤达，但碍于没有军事实力作后盾，不敢采取强硬的态度，只好接受了这位领事。
奇维塔维基亚是面临地中海的一座海滨城市，虽然离罗马并不远，但却象一个世外桃园。从领事馆楼上的窗口就可以望见辽阔的大海。司汤达在这里展开了他九年的外交生涯。
司汤达是个做事很投入的人。他到任后抓紧熟悉情况，整顿业务，以最快的速度展开外交活动。他把例行的每年两次向法国外交部提供报告改为三个月发一次，遇到紧急的事情还常常用密码发紧急报告。他要求部属改变懒散的习气，发往国内的邮件公文，要在每逢轮船开往马赛时提前准备好。经过治理，领事馆的工作效率果然有了明显的提高。
不过司汤达在工作中也不尽是轻松愉快。当地的教会当局是一群封闭而又保守的家伙。在许多方面，司汤达都与他们格格不入，缺乏共识。有一回，红衣主教加列菲陪同司汤达参观市容市貌。司汤达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学校，没有书店，孩子们只能在神父家里学习的贫穷落后的城市。司汤达问主教：“为什么不利用奇维塔维基亚的矿泉呢？这样可以把外国人吸引到这儿来，使海岸繁荣起来。”“这可正是我们不愿干的事。”红衣主教回答。“外国人会使我们忠实的教徒群众传染上自由主义的有害习气。”
司汤达又说：“你们可以把腐烂的水草运到地里去，这会使土地变得肥沃富饶。”“这种事我们也不想干。”红衣主教说。“让农民呆在山里好了——在海边他们会变成走私犯的。就这样，我们花在保护海岸上的钱也够多的了。”
奇维塔维基亚当局显然对司汤达这位新领事存有戒心，常常暗中派人监视其行动。当然，使司汤达不快的并不止这些。法国外交部的那些官僚们对司汤达频繁地向国内通报情况，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大为不满，还指责他越级向外交大臣报告的情况。领事馆还有一位叫利济马克的副领事，因为没能如愿当上领事，对司汤达满怀嫉妒，貌合神离，背地里打小报告。甚至因为司汤达的意大利语说得比法语还好，而怀疑这个法国领事是假冒的。但所有这些，对于经过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的司汤达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丝毫改变不了他的从容和潇洒。
1832年2月，法国与奥地利两国又发生了一次冲突。奥地利政府于1831年将手伸到了教皇治下的意大利国土，使法国的利益受到威胁。面对奥地利政府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法国采取了断然措施，派出一支远征军、三艘军舰占领了安科纳地区的亚德里亚海岸。司汤达这个拿破仑时代的军事委员，此刻又有了用武之地。他临危受命，带着一大笔钱到安科纳，为军队筹措军响，监管大约一万人的法国军队的军需品发放和供应。他还利用自己在意大利的丰富阅历，为这支深入异国的部队解决了一些急难问题，深受官兵的爱戴。有一次，军事首领匠比耶罗将军来找司汤达，告诉他前沿的步哨受到一支来历不明的游击队袭击。这支游击队既不是教皇的驻防军，也不是奥地利人。他们弄不清是在跟谁作战。所以将军命令军队不要开枪还击。司汤达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叫将军给他一天的时间去解决这一问题，便骑着马向北方奔去。第二天傍晚，司汤达回来了。他对将军说：今后不会遇到这样的危险了。
原来，司汤达对意大利的情况了如指掌，几乎在每个城市都有朋友。他来到游击队和地下工作者中间，跟他们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谈话和激烈的辨论。他告诉意大利人，不要被法国武器的寒光所迷惑，最应该警惕的是奥地利的野心，奥地利人“会把某种最坏的东西套在你们脖子上。”在这件事情上，司汤达展示了他卓越的外交才能，不战而却人之兵。他的这一出色表现赢得了法驻罗马的大使圣奥莱尔的奖赏。
虽然司汤达是法国政府的一名官员，但他对法国当局的某些政策感到失望。特别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策源地的法国，对当时波兰和意大利人民的解放运动采取冷漠的态度，使他痛心。他在私下里写道：“我羞于做一个法国人。”他逐渐意识到法国并不需要他的才能。他的工作情绪也没有开始时那样高涨了。1834年的一天，他把领事馆的差事交给副领事，就动身去罗马，那不勒斯等地去旅行。在罗马，司汤达巧遇到意大利旅行的俄国大作家屠格涅夫。他们俩在巴黎时就见过面，他乡遇故知，不亦悦乎。司汤达自告奋勇为屠格涅夫当导游。屠格涅夫很快就开始惊叹这位法国人对意大利如此了如指掌。他感到没有任何人象这位聪明的领事那样，讲起罗马来能讲得那么好，那么详尽有趣；没有任何人象他那样，对古代的、中世纪的和现代的意大利了解得那么深刻。当屠格涅夫离开罗马去他的领地奇维塔维基亚的时候，司汤达写了一封推荐信交给屠格涅夫。信中要求领事馆的人尽力照顾他的俄国朋友，并向他提供自己的藏书和葡萄酒。
在这一时期，司汤达的创作活动也比较频繁。他用重金购买了许多民间的古老意大利的手稿作为创作素材，创作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后来被收集在《意大利遗事》小说集中。
可是就在这段时间里，副领事利济马克又给他带来的新的麻烦。因为副领事的严重失职，使司汤达受到了上司的指责。利济马克这个卑劣的小人，常常私拆司汤达的来往信件，向罗马的大使馆和法国外交部打小报告，说司汤达擅离职守，甚至还秘密地向罗马教皇政府告发，说司汤达是个自由党人。以致司汤达的行动常常被罗马警察盯梢。司汤达常常感到他在这个偏僻的意大利小港当领事不是在做官，而是被流放。
在司汤达将满五十岁时，他对自己的身世充满了感慨。往事不堪回首，自从他只身到巴黎，放弃了学业去闯天下开始，他的命运就随着时代的脉搏而迭宕起伏。他跟着拿破仑南征北战，拿破仑倒台了，他逃亡异国；他支持烧炭党人的自由解放斗争，斗争失败了，他又遭到无情的驱逐。失意和困顿，早已抵消了一度所拥有的辉煌与风流。如今年将半百，已无力再度辉煌了。不过司汤达毕竟是个具有挚着精神的文学家，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斗士。他对自己的追求和遭遇从没有后悔过。他想用笔来回顾自己的一生，他秘密地开始写他的自传《自我崇拜回忆录》。他模仿卢梭的《忏悔录》，甚至写得比他更坦率。他决心毫不留情地描写自己的全部弱点，这当然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在司汤达看来，卢梭写《忏悔录》不过是希望在上帝和人类面前为自己辩护。他是在同自己的同时代人对话，而他却要超脱自己所处的时代，他要对1880年甚至更远的未来的“朋友”说话。并且他对自己所拥有的对未来世界的展望非常自信。他相信后来的人们会最终接受他。他写道：“哦，1880年或1900年的读者，你将会对我们1830年的举动感到
非常奇怪。……你不要过高评价我们那有着很高的鉴赏力或优雅风格的
法规……同那些他们的气质、教育、成见、宗教我完全不了解的人说话，这对我来说还是件新鲜事。做到真诚，一种彻底的真诚，这是怎样的一
种勇气呵！这是唯一不朽的东西……一个看到了他时代的某种东西而又
不轻易受骗的人的回忆，是件多么伟大的杰作呵。
司汤达的这部自传，只写了从幼年时代起到随拿破仑翻越阿尔插斯山的十七年的生命历史。他写到他幼年时期对母亲的依恋，很象是七十年以后弗洛依德所研究的“恋母情结”；写到了父亲和雷拉纳神父“暴虐”下的教育；写到了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格勒诺布尔；还有他所就读的那所民主主义的中心学校以及拿破仑。这部未完成的自传在作者的生前没有发表。直到1892年作者死后五十年才得以发表。
继《阿尔芒斯》和《红与黑》之后，司汤达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创作了《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和《巴马修道院》两部长篇巨著。在写这两部作品之间，他还忙里偷闲，写作了《亨利·勃吕拉的一生》这部自传性的小说。这部作品和《自我崇拜回忆录》一样，也是在作者死后才出版。从1834年以后，司汤达的创作热情不断高涨，但同时也感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所以抓紧时间，“无日不写”。有一次他在领事馆埋头写作，突然感到脑袋里一阵剧痛，昏倒在地。他得了中风，醒来后手足和面部肌肉出现了麻痹，舌头也变硬变厚了，似乎塞满了嘴巴。他不能再在奇维塔维基亚呆下去了，只好于1841年8月告病回到巴黎休养。1842年3月22日，他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