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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十字架给我看——这是我们俩惯用的手势，表示乔大嫂正在气头上＇1＇。乔大嫂生气本是家常便饭，弄得我和乔往往要一连当上几个星期的十字军；不过我们这种“十字军”是交叉手指比划十字，而看古墓残碑上的十字军像，可都是叉着腿儿的。
今天我们可以吃上一顿高级的午饭，有腌猪腿配青菜，还有两只加料烤鸡。昨天早上就做好一个肉馅饼（所以我拿走碎肉此刻还没有被发觉），布丁也已经在蒸起来了。就为午饭要摆偌大的排场，我们的早饭便不客气给拉掉了。乔大嫂说：“我事情这么一大堆，这会儿没工夫摆开饭桌让你们大吃大喝，吃完了还要替你们洗碗碟！跟你们说，没工夫！”
说罢，就给我们分发面包，我们哪里还像是一大一小两个人在家里吃饭，我们倒像是两千名士兵在急行军。我们拿起柜子上一只水罐，大口大口喝着掺水牛奶下面包，脸上怪不好意思的。这当儿，乔大嫂在屋子里挂起一块块洁白的窗帘，铺在壁炉架上的旧花边也换上了新花边，过道那一头的小客厅也开放了。小客厅里糊着银箔纸，每年只有在这种时候开放一次，佳节一过便关门大吉，让它整年守着银箔纸的朦胧的寒光打发光阴；这片朦胧的寒光从小客厅里一直射到壁炉架上四个小小的陶器狮子狗跟前。四条狮子狗一模一样：都是黑鼻子，嘴里都衔着一篮花。乔大嫂是一个很爱清洁的主妇，只可惜她讲究清洁讲究得过了分，反而比肮脏更加讨人嫌、惹人厌。说起爱清洁，本来同敬神不过相去一步，有些人信教虔诚，也自然会讲究清洁。
姐姐既然忙得无法分身，上教堂自然就非得派代表不可，那就是说，要乔和我两个人代替她去。乔平常穿着工作服，倒是个精壮利索、不失铁匠本色的人；可是一穿上节日服装，却活活像个装点得挺考究的稻草人。于是他身上穿的衣服就没有一件合身，没有一件像他自己的衣服了，倒是件件都勒得他难受。圣诞节那一天，教堂里一响起欢乐的钟声，他就穿上那身活受罪的节日大礼服，从自己房间里走出来，那光景儿才真叫受苦受难哪。至于我自己，我总认为姐姐一定是把我当作一个遭天谴的小犯人，一生下地就由一个在警察局里当差的接生婆收下来，转手交给我姐姐处置，可以由着她无法无天，任意施行。拿我平常受到的待遇来说，仿佛我是违犯了理智、宗教和道德的戒律，辜负了至亲好友的好意劝阻，本不当降生人世，却偏偏要投生。即使姐姐带我去做套新衣服，也要吩咐裁缝剪裁成少儿感化院里的式样，怎么也不肯让我自由自在运用我自己的手脚。
因此，乔和我一块儿上教堂去的那副模样，悲天悯人的人们看了少不得要大动恻隐之心。可是，我肉体上受的痛苦比起我内心的痛苦来，实在算不得一回事。乔大嫂一走进伙食间，或是一走出伙食间，我固然吓得魂不附体；可是想起自己居然做出了这种事来，悔恨的心理也决不下于害怕的心理。那件秘密的亏心事压得我心头好不沉重，我不由得思量起来：假使把这件事向教堂和盘托出，不知他们是不是有力量保护我，不让我受到那个可怕的小伙子的报复？我已经想好了主意：进了教堂，只等牧师为登记结婚的人宣读过结婚预告，说过“有反对意见的人请即陈述意见”＇2＇，我就马上站起来，请求他带我进忏悔室去，我有话和他密谈。不过那天是圣诞节，不是平常的礼拜天，否则我实在难保不采取这种极端手段，叫我们那个小教堂里的全体教徒大惊失色。
教堂里的办事员伍甫赛那天要上我们家里来吃饭，此外的来宾还有车匠胡波夫妇；还有潘波趣舅舅（所谓舅舅，原是乔的舅舅，却被乔大嫂据为己有了），他是附近镇上一个殷实的粮商，有自备马车。下午一点半吃饭。乔和我从教堂赶回家时，餐桌已经摆好了；乔大嫂也已经打扮齐整，菜肴都在锅子里煮的煮，煎的煎。大门开了（平常日子从来不开），准备迎客，处处都打点得极其出色。肉馅饼失窃的事依旧一句也没有提起。
午饭的时间到了，宾客陆续到齐，我心头的千愁百结却始终无法消释。伍甫赛先生长着一个鹰钩鼻；亮晃晃的前额又大又秃；又生就一条洪亮的嗓子，为此得意非凡；认识他的人都知道，只要你由着他的性子，他就会叽里呱啦念祷告词念得当牧师的也要自叹不如；他自己也认为，如果教会“开放”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谁都可以上圣坛去一显身手的话，他未尝没有一举成名的希望。可惜教会始终没有“开放”，因此他只得一直在我们那个教堂里屈就办事人员的位置，这我刚刚已经说过。可是这样一来，他就成天“阿门”“阿门”地尽拿这两个字出气＇3＇；他每逢读一篇赞美诗——哪一次不是一读就得从头到尾读个明白！——开头总要先扫视一下在座的全体会众，仿佛是说：“我们圣坛上的那位讲得怎样，诸位都听到了；请再听听，我的口齿如何？”
我开门接待宾客，叫人家看了只当我们平常都是从那扇门进出的。进来的第一位客人是伍甫赛先生，第二起是胡波夫妇，最后一位是潘波趣舅舅。请读者诸君特别注意，我万万不能叫他舅舅，否则就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潘波趣先生一走进来就招呼了一声“乔大嫂”。他是个身材肥胖、行动迟钝的中年人。他呼吸都很吃力，一张嘴生得像鱼嘴，一双没神的眼睛睁得老圆，一头浅黄色头发根根直竖；看了他这副长相，你准会以为他是个给人掐得昏迷过去、刚刚苏醒过来的人。他对姐姐说：“为了向你祝贺佳节，我给你捎来了一瓶雪莉酒，夫人，还给你捎来了一瓶葡萄酒。”
每年圣诞节，他总是抱着两个哑铃似的带着这样两瓶酒来，说的话也是这老一套，一个字也不改动，还自以为是件了不得的新鲜花样。每年圣诞节，乔大嫂给他的回答也不外乎这样几句老话：“噢，潘波——趣舅舅！这太感谢你啦！”每年圣诞节，潘波趣先生照例总还得像现在这样回敬她几句客气话：“你劳苦功高，并不为过啊。你们想必都神清体健吧？小不点儿怎么样啦？”所谓“小不点儿”，指的就是我。
每年这个节日，我们总是先在厨房里吃饭，再到客厅里去吃胡桃、橘子、苹果；这样换一换场面，就像乔脱下工作服，换上节日盛装一样。这一天，姐姐兴致特别好；说实话，她跟胡波太太在一起总比跟别人在一起来得和蔼可亲。记得胡波太太是个瘦骨嶙嶙的小身个儿，长着一头鬈发，穿一身天青色衣服，嫁给胡波先生时年纪要比对方轻一大截（我不知道他们是在哪个遥远的年代结的婚），所以一直到现在，还始终保持着她那种传统的少艾姿态。还记得胡波先生是个肩膀高耸、弓腰驼背、身子骨儿倒挺结实的老人，身上散发出一阵锯木屑似的香气，走起路来两条腿跨得特别开；那时候我的身材还很矮，每次在小巷口看见他，都可以从他那两条大腿之间望得见好几里开外的大片旷野。
跟那批贵客相处，我本来已经觉得格格不入，何况我还偷了伙食间里的东西。我说格格不入，倒不是因为被挤在个小小的角落里，胸口抵住桌子，潘波趣的胳膊撞得我的眼睛很不好受，也不是因为我不能随便说话（我根本就不想说话），也不是因为敬给我吃的全是些带着鳞皮的鸡爪子和猪身上那些不清不楚、不干不净的玩意儿——老实说，即便这些猪猡本身，它们生前也决不会夸耀自己身上这些玩意儿的。这些全不相干；只要他们把我撇在一旁不加理睬，我就心满意足了。糟就糟在他们偏不肯放过我。偏偏老是要谈论我，拿我当作话把儿，仿佛是机会难得，决不肯轻易错过。我简直成了西班牙斗牛场上一头不幸的小公牛，他们那些仁义道德的谈话好比是一根根刺棒，刺得我遍体创伤，好不疼痛。
宾主各各就座，午餐开始，他们也就动手刺我了。伍甫赛先生念饭前祷告，活像念剧本台词——现在想起来，这种宗教仪式真是不伦不类，既像汉姆莱特父亲的鬼魂在讲话，又像理查三世在讲话。念完祷告，还郑重其事地表示，希望大家诚心感恩报德。姐姐一听这话，就向我瞪着眼，用责备的口吻轻轻对我说：“听见吗？要懂得感恩。”
潘波趣先生说，“孩子，特别要向一手带大你的人感恩。”
胡波太太大摇其头，用惋惜的眼光瞧着我，那神气显然是料定我不会有出息的。她说：“年轻小伙子们为什么总不知道感恩报德呢？”宾主们都理解不了她这句话深意何在，无法解答。后来还是胡波先生开门见山，揭开了这个谜底：“都是些天生的坏坯子嘛。”众人同声附和：“说得对。”众人都用极不友好的眼光瞅着我，好像跟我都有私仇似的。
说起乔在家里的地位和权限，有客人上门的时候比没有客人上门的时候还要可怜（假定原来还没有够可怜的话），可是他对待我，只要有办法，总是想尽办法回护我和安慰我。譬如吃起饭来，只要盆子里有一点儿肉汁，他就从来不会不舀给我吃。今天桌上肉汁很多，这时他就给我盆子里足足舀了半品脱。
吃了一阵，伍甫赛先生又声色俱厉地把牧师当天的讲道词数落一通，并且表示，假定教会“开放”的话（又是这老一套），他讲起道来就有多么多么精彩。他把那篇讲道词的几个要点给大家讲了一下，说他认为今天的讲道题目选择不当；还说，眼下好的题目“随处都有俯拾即是”，找这么个题目就更加不可原谅了。
潘波趣舅舅说：“又给你说对了！老兄，你真是一语道破！懂得窍门的人，题目多的是。怕只怕没有窍门。有了诀窍，什么地方找不到题目？”潘波趣先生想了一想，接下去又说：“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