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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生久久没有从这段往事中收回他的思绪，而我也同样因这个震憾心灵的故事而沉默了。
一个家庭的明星梦的破灭，使白先生父女俩对自己的人生作出了另一种选择。我问他是不是因为别人的失败也动摇了他们的信心？白先生摇头说：“完全不是。我的女儿的先天条件和后天才能都使我有足够的信心。但我们父女俩都一致同意放弃往日的明星梦，觉得这条路现在被严重误导了。如果说大学高考是千万人抢行的独木桥，那么选择当艺术家、当影视歌明星、主持人等职业的路，其实是比独木梳、比钢丝绳更难走。你想，现在高考录取率全国大概是百分之十左右的比例，大中城市几乎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左右。可制造明星的艺术类大学的比例是几百分之一，甚至是几千分之一！我自信我女儿可以成为这几百分之一、几千分之一，但我想，假如我女儿成了这几百分之一、几千分之一，那不意味着由于她的成功而使他人的梦想彻底毁灭了吗？这太残酷了！我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出现这种被人挤压的残酷，但我也不愿意看到我和我孩子使别的孩子和别的家庭出现这种结果，所以我和孩子决定放弃。而且我也借此希望那些仍在苦苦追求把孩子制造成明星的家长们，早早休战吧！那实在是太痛苦的厮杀，杀害的都是我们自己。”
想不到学问不深的白先生说出了如此动听的警世之言。
人为的制造明星，在今天的中国其实是个很泛滥的现象。据说目前在北京几家电视台“寄生”的编外节目制作人大约有上千人，而他们每人手下的“学生”少则十几位，多则上百位，也就是说北京城里的几家电视台外围至少有万人以上的少男少女（以少女居多）在等候哪一天中央电视台的大门或者北京电视台的大门给自己留出一条缝来，并期望在某“大导”的提携之下一鸣惊人，红遍神州。北京某台文艺部的一位名导不无苦恼地向我诉说，自从他当了文艺部节目的主审后，就时不时有陌生人跑到他家堵他，“你要是不理他们，说不定某个小报就出来一篇文章把你损得有苦难辩；你要是理吧，他们有的是全家，有的是父女，有的是母女，像藤似的缠着你，说是向你送人才来了，把一个大活人往你面前一推，说这是俺家的千金、公子，如何如何的爱好艺术，如何如何的有灵气，又如何如何的向往影视艺术。有钱的，开口便直截了当地说开什么价都行，只要让我孩子能像‘小燕子’一样演部戏。还说赵薇算什么？要是我孩子演小燕子，准比她强几倍。没钱的也一样慷慨，你大导演只要能让俺孩子演个角色，哪怕在镜头里露个脸，我们全家给你做牛做马都行。有一次我实在被一对父母的执着所感动，同时看看那女孩子相貌也确实可以，便有意让她在一个小节目里试着演个小角色。哪里想到，这位自报是高三生的女孩，竟把二百来字的台词读错了五六个地方。我说你这个文化水平以后怎么进大学呀？她说艺术院校主要是考艺术专业，文化课成绩不是主要的。我一听就跟她急了，谁告诉你的？你以为现在还像前十几年考一二百分就可以进艺术院校？美得你！现在，人们都以为唱一首歌，演个角色，露一次面就可以成为大明星了，就可以名扬四方、财源滚滚！这是天大的误导！中国现有专业影视人员不下一两万人，每年又有数百人从大学毕业，能在影视屏幕上闪闪发光的也就是那么二三十个，加上红火的歌手、乐手和其他艺术家不到一二百人，不久前是我们熟悉的大牌名星几年没戏接的比比皆是。就是赵蔽同班同学和比她高几届的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学生，在影视圈里打杂的也有的是。”这位有责任感的艺术家的一番话，足以让沉浸于明星梦的人们清醒了。
在南京，当我讲起电影学院1999年招生的“后赵薇现象”时，朋友笑说这并不稀奇。前一年，电视剧《小萝卜头》的剧组招聘演员引发了一场争当明星的大战。剧组在重拍这部历史题材电视剧时；导演考虑到“小萝卜头”的特殊形象，“要漂亮，看上去要有三四十年代的感觉，弱弱的小可怜的样子，当然孩子还必须有灵气……”原定开机时间快到了，可主角仍没适合的，于是有人提出公开招聘，这样可能选择的面更宽些。《新华日报》、《扬子晚报》透露消息：剧组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小萝卜头”演员，一个三至四岁，一个七至八岁。岂料从剧组透露信息到开机拍摄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全国共有十万余儿童少年经家长们之手，参加竞选“小萝卜头”。最后从这十万余名竟选者中，杭州的小唐天被剧组“一眼盯上”，成为一位“一步登天”的小明星。
一个人选十万人争！可见中国人追逐明星梦多么狂热。
对现实生活浅薄的认识、新闻媒介片面而庸俗的误导，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学生和家长产生了做明星可以一步登天的错觉，因而在培养大学生的人才道路上出现了许多无谓的投入和盲目的追求，如今，已经到了打开这一误区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十分相信神和喜欢造神的中国人，又特别迷信那些制造天才的神话，可谓是急功近利，使尽招术。记不得哪家电视台报道过这么一则新闻：有一位三十来岁的农民，把自己十二岁的女儿培养成了神童，1998年考进大学，他的招术就是不进学校，因为他的理论是，传统的小学、初中、高中教学目的只是为了高考一关，用十二年时间太长。他便按照历年考大学的要求，自制“教学大纲”，每天把孩子关在一间小屋里进行封闭式教学。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位家长的孩子很一般，看不出有特别的灵气。但这位把自己女儿制造成“神童”的家长，还真的把十二岁的女儿送进了大学。这种教育路子培养出的孩子，是否值得提倡，暂且不论，值得关注的是，当这位家长把十二岁的女儿送进大学的消息传出后，湖南、江西、湖北等好几个省的家长带着孩子，要求进由这位农民开的“神童学校”。当地教育部门得知后，说这是非法办校，劝说那些送孩子来的家长把孩子领回去，重新进正规学校。谁知家长们一个也不听教育局官员的话，他们说，我们培养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考上大学，至于选择什么方式谁也管不着，只要能保证孩子考上大学，他（指那农民）用什么方法我们都不在乎。据悉这个电视报道后，该农民的“神童学校”又一下多了两倍的学生。几十位来自各地的孩子正在进行着“神童”的教育与训练，有的孩子家长甚至连自己的家都不要了，陪着孩子到当地住下，他们一心期待两三年后自己的孩子能稳稳当当地走进大学校门……
有人后来问那位农民“校长”为何有此奇想，他的回答很简单：中国科技大学不是也在搞大学少年班？那是国家花大钱在搞，我不花国家一分钱，同样出了少年大学生，利国利民，你们应该表扬我才对头。
有人再问这位农民“校长”：你把女儿培养成“神童”了，她进了大学又能怎样呢？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没有想过她上了大学以后会怎样，但重要的是她比别的孩子提前好几年上了大学。中国的家长对子女们能有什么愿望？不就是希望他们上大学嘛！我的目的就是：我已经做到了。
瞧，有据有理，头头是道。
是啊，中国人对后代的期望，自古至今都是一个，那就是成名成家，“学而优则仕”。也许正是这个不朽的心愿，才使我们五千年的古老教育传统里，总有甩不掉的造神模式和造神本身带来的奇特效应。
现在四十岁上下的人都应该清楚地记得，当1977年国家恢复停止了许多年的高考，数以千万计的青年人狂喜地重新拿起书本，走进新奇而陌生的大学校门时，一位年仅十三岁的少年，也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中国科技大学，坐在了比他年岁大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身边。他就是名噪一时的神童——宁铂。这位被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发现并向时任副总理的方毅同志推荐的少年神童，具有超常的智力，两岁半就能背诵三十多首毛主席诗词，三岁能数一百个数，四岁学会四百多个汉字，五岁上学，六七岁开始攻读医书，并掌握许多中草药，八九岁时已经能下围棋、熟讲《水浒》……“请科技大学去了解一下，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副总理大笔一挥，当年12月底，正值全国恢复高考第一年的最紧张阶段，江西省招生办派出要员，直赴宁铂家乡对这位神童面试，结果发现果真情况属实。这宁铂不仅在文学、数学、医学和棋艺上才能超群，还有相当高的实际能力，主考老师跟他下围棋三盘，老师输了两盘。考试结束后，小宁铂还当场提笔写了一首七律诗。
“好好！太好了！有思想，有观点，有文采。此乃真神童也。”考官大人们不无拍手叫绝。宁铂从此作为中国神童的代表，在科学的春天里广为国人传颂。而也正是他这一神童的出现，使得全国各地迅速冒出了无数的神童来。那时中国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人才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党中央高层人士对智力超常少年给予极大重视，第一个神童大学生班——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便由此诞生。之后，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等著名大学都相继办起了“少年班”，一时间，中国的“神童”到处都是。而像宁铂这样的少年天才的事迹，确实深深地影响和鼓舞了被“文革”耽误了一代的中国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