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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兰觉得这样的问题，也很有意思，便调笑道：“这样长的引论，着实需要写一篇千字文章来论证。那么我想，你下面要说的内容应该更发人深省吧？”
宋玉芳的笑容随之凝结，神色也严肃起来了：“我倒没那么乐观呢，一个人最有体悟的时候，往往也是迷茫无助的时候。”接着，望着傅咏兮的眼睛问道，“你是不是想隐射，其实你能和钟师兄走得近，全是因为你从女校一毕业就来到银行，并未接触过更多的独身男青年，所以才认为他好的？并且你也认为，密斯冷和你有一样的困惑。”
傅咏兮挽了宋玉芳的手，冲她露出一个“还是你懂我”的苦笑来，然后对着沈兰便是一通抱怨：“我以为我不是那种无法沟通的旧式女子，亦不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恋人的爱情至上主义者。我跟钟凯之间，应当不存在不可调和的价值观念，我也没有给他许多压力，可他为什么也总是总是对我有隐瞒的样子。”
沈兰笑着劝道：“你知道他有话不说，就任其不说，这才是真的不给压力。可你知道他有话不说，背地里却来抱怨，实际是一种虚伪的自由。因为你心底既然有抱怨，就备不住不在相处中隐隐透露心事。这一来，不就有了隔膜了吗？”
“是吗？”傅咏兮觉得这话既对也不对。对在理论，错在直觉。她的直觉告诉她，事情似乎不是那么简单的。
“也可能是”宋玉芳沉吟着，不由地停下了脚步，抱着十二分的认真问道，“我不敢冒昧下那样的结论，不知道你们进行到哪一步了，彼此的家庭了解过了吗？”
傅咏兮冷笑一下：“说得那样礼貌，就以为我不懂你意思了吗？实际上，你的问题最让我灰心了。”她更加地谨慎和严肃起来，“家庭是与生俱来的，设若真是家庭差距使得他对我采取这种封闭态度，那么我们之间就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我虽不清楚我的父母对我的爱情会取什么态度，但我能知道的是，我的家庭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性格。即使我跟着他私奔，逃离了所谓的家庭影响，本质上却是改变不了我的面目的。”
这话似乎与新青年的新思潮有很大的不同，眼下谁不把私奔看成一种勇敢高尚的行为。细想之下，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
宋玉芳一时想得出神，扭头却见傅咏兮正盯着自己，似乎想等她的答案。她噗嗤一笑，又是摆手又是晃脑地拒绝给出评语：“你也会说我们是纸上谈兵了，给不了你多大意见，就算有也是从里看的，借了人家的思想。这作家的文笔嘛，我或许敢担保，可作家自身的爱情是否成功，是否有资格做人生导师，那我是一概不知的。我是知道也有一种作家，所写之一切皆是向往而不可得的。”
第85章 电话会议（）
月余，五周年纪念品出炉，佟寅生采纳了宋玉芳的建议，订购了一批儿童用具。
这天，宋玉芳正忙着清点礼品数目，准备出门去拜访客户。
何舜清从顶楼下来直奔这边，见她要出门的样子，便问道：“密斯宋，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打从除夕的那次相遇之后，宋玉芳只要一听见何舜清的声音，就控制不住地脸红心跳起来。回过头，只管低着脑袋，让刘海垂下来，遮住自己表情，小声答道：“这这我说不好啊。”
只见何舜清弯唇一笑，听在宋玉芳耳中，格外使她多想。
“那这样吧。”何舜清举着手腕，看了一眼时间，“明天上午十点钟，你不要出门，来孙老办公室一趟，关于上次的农村调研，有些议题还想找你深入地谈一谈。”
无论私下里的关系有多么说不清道不明，工作上的事，宋玉芳还是不敢耽搁的。只是孙阜堂出面谈的，必然不是小问题，这就让她有些心底发虚了，弱弱地答应道：“好是好，可孙老他找我”
何舜清并不需要她往下解释，一下便知其心事，笑着安慰道：“放心吧，你只需要畅所欲言。至于别的问题，我们自然有更专业的人士能够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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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十点，宋玉芳依照约定，敲开了署理副总裁的办公室大门，先就恭恭敬敬地打了个招呼：“孙老，何秘书。”
孙阜堂微笑着指了指何舜清：“电话已经接通了，就等你了。”
何舜清的笑容显然更为热情一些，举着听筒，无声地说了一声“请”。
“我这是要跟谁谈呀？”宋玉芳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怯怯的样子，有些不敢上前。
孙阜堂脸上的笑容凝了一下，转眸看看何舜清。
这种表情看在宋玉芳眼里难免更为紧张起来，她实在不知道这甥舅二人打的是什么哑谜。
何舜清能猜到，同时业已感觉到身后的目光。按照孙阜堂的交代，昨天就该向宋玉芳解释清楚找她上来的原因。可是，何舜清以为，准备时间越多，有时候效果越不如意。宋玉芳对于农村现状的深入了解都写在纸上，那是不用质疑的。就该让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说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如是想着，何舜清的笑容变得愈加温柔起来，指着听筒轻声道：“上海分行的张庆元经理想跟你交流交流。”
宋玉芳吸了一口气，转过去抓了几下头发。北京不是一个经济为主的大都会，最出色的银行家往往是在上海滩成长起来的。更何况，这位置生死与度外，稳定停兑令有功的翩翩君子，早已是国人皆知的大人物了。
这叫她怎么不意外、不紧张呢？
何舜清先搬着电话机往桌沿上靠了靠，再往前略迈出一步。接着，一手拿听筒，另一手直接拽住宋玉芳的手腕，将她的手掌摊开，直接把听筒塞了过去。
孙阜堂盯着两个年轻人的手看得出神，然后取下金丝边眼镜，拿眼镜布擦着，双眼即刻失去了焦点。他想到，所谓社交公开，自己在国内也算见过不少，似乎还没遇过这样的情况呢。男的是驾轻就熟，女的也毫无意外。
难道这种拉手，对他们而言是平常的事？
这要不是眼前摆着公事要办，孙阜堂身为娘舅，还真有点想打听的意思。
只见此时的宋玉芳，已经连脖子都染红了，硬着头皮接起电话来，颤颤地向那头喊了一句：“张张经理。”
“宋小姐，很紧张吗？”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阵笑声，“孙老是我的上级，你连孙老都辅助过，难道还会怕我不成？”
“我怕生。不不不，我”宋玉芳实在不知该回答什么，只管一直搔着头。
那头的笑声便更爽朗了：“好啦，不为难你了，况且这长途费也不便宜。”然后，口吻有了些许的严肃，“上回的调研报告，只陈述现状，没有涉及太多对未来发展的设想。我打这通电话，是希望你能大胆地畅想一下，我们银行应该怎样在农村发展。”
“这”
何舜清见宋玉芳眼神有变，以他对她的了解，这大有要打退堂鼓的意思。便更进一步地迫使她作答：“电话费真的很贵，有什么话你还是直接说出来，千万不要假谦虚还空耗光阴呀。”
可是一旁的孙阜堂闹不明白他的命意所在，板起面孔训诫道：“舜清！这话实在说得不入耳。”又和蔼地望着宋玉芳，打起了商量，“孩子，你先想一想，别急于给出答案。你也可以选择回家慢慢构思，写一份书面的报告出来。”
宋玉芳口里刚提起一个“好”字，旋即一想，临时的对话，说错了还有余地可商量，要是回家慢慢研究，可不得拿出些深远的立意来嘛。因就改口称：“我这点见识哪里做得了大文章呢，还是就这样说吧。”又干笑了一下，对着电话征求张庆元的同意，“我想说一个简短的故事，是我所遇见的真人真事。”
张庆元自然不会阻拦，宋玉芳便将陈四菊所说的一个村子丢了小几十个孩子的事，略作一番叙述。
末了，宋玉芳问道：“张经理，依您看，为什么神职人员拐卖了我们的孩子，村民却没有坚持向教会讨说法，最后反而继续替教会耕地呢？”
何舜清身子向前微微一倾，很想听一听电话那头是怎么说的。
“洋教会借着传教条约，所到之处皆起教堂，以此为中心或购买或直接侵占田亩，这是自ya片战争以来，长久存在的问题。而我们国家的佃农如果要生存，那么不管这一片的地主是黄皮肤还是白皮肤，他们都只有委曲求全这一条路。”
宋玉芳轻笑一声：“以我的分析来说，这话对是对，却也不尽然。”
何舜清从笔架上随意拿下一管笔，拿起桌上的白纸，准备记下她的话。
余光瞥到这个动作，宋玉芳有些忐忑地拿手绕着电话线：“我认为，除了农民需要耕地来谋生而外，也不得不承认，教会对于村民是有一定的庇护的，有些时候也会关照到他们的生活。不管这种关照平不平等，有没有更深层的利益压榨和势力培植，总之这种交换是农民迫切需要的。因为在农村，还有一种非常糟糕的现象，就是丰年谷贱。年年不增收，年年吃不饱，贫农只能饿死、冻死，往上的中农富农就只得拿田亩来抵债，然后也变成贫农，重复着底层人的悲哀。那么，大地主怎么办呢？从内地逃来的农民就向我说过，交通较为便利的农村，地主还有别的办法可想。但在广阔的中原腹地之中，地主的应对方式往往就是弃地逃跑，留下大片的空地，这就留下孔子，让教会捡了便宜去。如果，我们有办法抢在洋人之前到达这些虽被荒废却可耕种的农村，同样也给村民庇护，以我们银行的官办优势，不以贱价收购粮食，甚至以一定标准充做储备粮、军用粮，那么对于解决农民生计、市价混乱，以及抵抗土地资源外流，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听完这篇长论，何舜清在纸上写下“火车”二字。然后抬起头，和孙阜堂相视一笑。
话机那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