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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哀出身于巴黎一个富裕商人家庭，从小就喜爱戏剧。他父亲希望他能继承父业，或者去当律师，可是莫里哀却一心一意地想做演员。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法国的戏剧舞台十分活跃。高乃依的《熙德》的公演，标志着古典主义悲剧已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剧团大批涌入，也大大推动了法国滑稽剧的发展。在莫里哀的住家附近，常有一些草台班在露天演出。甚至演戏之风也吹进了莫里哀就读的巴黎最有名气的克雷蒙中学，他就经常参加学生们自己组织的排演活动。1640年，意大利著名喜剧演员斯加拉姻希到巴黎献艺，莫里哀拜他为师。特别是他认识了一个流浪剧团的名伶、二十二岁的玛德莱娜·贝扎尔，两人一见倾心，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结成莫逆之交。
莫里哀立志从艺的决心和行动，使父亲感到又气又恼，他认为凭着丰厚的家业和接近王室的特殊地位，儿子将来必定可以平步青云，享受荣华富贵。而投身艺界，不仅被人瞧不起，而且没有固定收入，简直有辱门庭。
1643年，莫里哀不顾社会上的一些偏见和他父亲的阻挠，毅然离家出走。他和贝扎尔三兄妹以及其他九位热心戏剧的朋友签订合同，正式成立“光辉剧团”，在巴黎演戏。莫里哀在团里除负责对外联络事务外，并充当悲剧角色。但是光辉剧团失败了。莫里哀还受到了剧团债务的牵连被关进了监狱。出狱后，莫里哀仍然坚持他已经踏上的戏剧道路。他跟贝扎尔三兄妹一同加入由老演员查理·迪弗雷尼领导的流浪剧团，到外省去巡回演出，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三年的漂泊生涯。
在外省巡回演出中，莫里哀是当演员，后来当了剧团的负责人，还自己来编写剧本，集领班、导演、演员、编剧四职于一身。这十三年对于莫里哀的一生是很重要的，他广泛地了解了社会现实，也学习了民间的戏剧艺术，这就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651年剧团负责人查理·迪弗雷尼去世。莫里哀为人厚道，而且演技出众，因而搏得团员的信任，大伙一致推举他负责剧团的领导工作。莫里哀重新使用“光辉剧团”的名称，经十余年艰苦卓越的奋斗，“光辉剧团”不仅有了丰富的舞台经验，而且阵容也扩大了，莫里哀决定把剧团带回巴黎，跟那些实力雄厚的戏班作一番较量。1658年，他先将剧团带到离巴黎不远的里昂，在那里公演了一个夏季，以造成进京的声势。这一招果然奏效，年属五十有余的高乃依亲自为剧团的名伶迪帕尔克写了颂诗，国王路易十四之弟奥尔良公爵也表示愿意为他们进京演出效力。
1658年，莫里哀亲自主演在外省深受欢迎的拿手好戏《多情的医生》。剧团在巴黎卢浮宫的禁卫大厅演出成功，国王和王公大臣笑声连绵，赞口不绝。路易十四命令剧团留在巴黎，并授予他们以“御弟剧团”的称号和颁发年俸，从而把剧团置于奥尔良公爵的直接保护之下。这次御前演出成功，对莫里哀和他的剧团无疑是个新起点。从此，他在巴黎立稳脚跟，坚韧不拔地去攀登戏剧艺术的高峰。
莫里哀回到巴黎的时候，正是路易十四当政、法国专制王权的鼎盛阶段，也是古典主义思潮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达到兴盛的时期。莫里哀和他所属的阶级一样，很懂得王权的重要，所以他在政治上是拥护专制政体的，这样在艺术上也就必然逐渐接受了古典主义创作规则。1662年莫里哀所写的《妇女学堂》，是他运用古典主义规则写成的一部喜剧作品。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法国喜剧当中第一部成熟的古典主义喜剧。因此，这被文学史家们认为是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形成的标志。
《妇人学堂》是一出五幕诗体喜剧。描写一个资产者阿诺夫收养了一个四岁的孤妇阿妮斯，把她送进修道院，希望将她培养成一个驯顺的妻子。十三年后，阿妮斯已出落成一位婀娜多姿的少女。阿诺夫把她接回家中，就在他有事外出时，阿妮斯与另一位青年贺拉斯邂逅，两个互相倾吐爱情。贺拉斯是阿诺夫的朋友之子，他不知底细，把自己与阿妮斯相爱的事告诉了阿诺夫，从而招来了一连串麻烦。最后，贺拉斯的父亲出面替儿子说亲，说明阿妮斯原来是阿诺夫的好友、某富翁的私生女，促成了他俩的婚姻。
这出戏，构思巧妙，主题突出，抨击了修道院教育和封建夫权思想，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首场演出，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出戏，可以说是法国近代最早的一部社会问题剧，因为剧本提出了妇女问题、女子教育问题、家庭关系问题等等。所以它在法国戏剧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1664年以后，莫里哀写出了一系列思想性、战斗性较强、艺术上也相当完美的剧作，达到了他创作的隆盛时期。《伪君子》（1664）一剧是莫里哀进入创作隆盛时期的标志，也是他的代表作。 1665年写的《唐璜》和 1666年写的《恨世者》这是两部揭露贵族阶级的剧作。《唐璜》借用一个西班牙的传说作为题材。主人公唐璜是一个贵族恶少，他到处勾引良家女子，最后恶贯满盈，在仇人的石像面前遭到了雷打，陷进了崩裂的大地。唐璜形象是代表那些利用自己贵族身份和特权、专门为非作歹的大贵族。剧本当中揭发了他们的罪行，批判了贵族的特权思想。《恨世者》这出戏，并不是以个别贵族作为揭露对象，而是描写了整个贵族社会。在剧本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贵族人物，他们表面上温文尔雅，实际上互相诽谤，勾心斗角，使读者看到一个没落阶级内部腐朽、堕落的情景。莫里哀对于贵族阶级的揭露和讽刺是无情的。他写出了这个阶级虽然还盘踞着国家的统治地位，但是它已经趋于日益没落的趋势而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悭吝人》（1668）和《乔治·党丹》（1668）则是揭露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当中两部最佳的剧作。 《悭吝人》是以深刻揭露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本性而闻名于世的。主人公阿巴公是一个富裕商人和高利贷者。他是一个老鳏夫，但是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和女儿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意中人。阿巴公为了金钱要把一个女儿嫁给一个老头，要让他儿子去娶一个寡妇。剧本当中，阿巴公和他儿子的矛盾尤其尖锐。儿子举债，债主刚好就是阿巴公。儿子追求一个姑娘，而阿巴公正好也看中了她，还要把她娶作自己的续弦。阿巴公这样武断强迫儿女服从其意志，青年人的爱情眼看就要遭到厄运。后来一个仆人为了帮助青年人而偷了阿巴公的钱箱，才迫使他放弃了不合理的婚姻。阿巴公是一个典型的守财奴的形像，他把搜刮来的金钱都埋藏起来。他在生活上又吝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些都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初期资产者的特性，所以阿巴公就成了守财奴、吝啬鬼的代名词。剧本中阿巴公父子二人在经济问题和婚姻问题上发生两重矛盾，使人们看到金钱贪欲如何泯灭父子之情，在资产阶级家庭中只剩下了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
《乔治·党丹》则讽刺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虚荣心。乔治·党丹娶了一位贵族小姐，本来是想用和贵族联姻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结果妻子看不起他而和别人私通，他还不得不去奸夫淫妇面前下跪赔礼。莫里哀这样来讽刺资产阶级，目的在于开导。剧本当中主要的打击目标还是贵族，资产阶级是受害者。通过这样的形象，莫里哀是为了警告资产阶级：对于社会和贵族不可盲从。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出，莫里哀作为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艺术家，他是很具有更高的阶级自觉性的。
莫里哀也写过一些应景的消遣之作，以满足王室庆典的需要，也还写过一些带有牧歌、神话意味的芭蕾舞剧。这也是他对于王权臣服的一种政治态度的表现，这是一般古典主义艺术家共同的历史局限。
1673年，莫里哀写了他最后一个剧本《无病呻吟》。他还亲自抱病登台，担任主演。第四次公演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体力已经不能支持了，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肉体上的巨大痛苦，全神贯注地投入角色的创造，观众们把正在患病的莫里哀的咳嗽和喘息，当作逼真的演技，连连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演出刚刚结束，精疲力竭的莫里哀便昏倒在椅子上。大伙把他抬到家里，由两名修女守护，莫里哀一阵咯血，夜里十点钟便与世长辞了。
莫里哀为戏剧事业奋斗一生，无论流落江湖，还是身居京都；无论靠借债度日，还是享受优厚年金；无论遭受凌辱攻讦，还是被捧上荣誉宝座，他始终心坚如初，一刻也没放弃过戏剧。他一生写了三十多个剧本，主演过二十四个重要角色，可谓是戏剧界一位泰斗，集编、导、演于一身。他的作品富有法兰西民族风格善于运用高度集中概括的手法塑造典型形象，善于组织集中紧凑的戏剧冲突。像这样一位有其独特艺术风格的喜剧大师，却始终被拒于法兰西学士院的大门之外。生前，他备受教会迫害；死后，教会仍拒绝给他一块墓地，扔到掩埋没受洗礼者的公共坟坑。直到法国大革命后，他的尸骨，才被移葬到拉雪兹神甫公墓，真是天理良心何在！
《伪君子》（1664）又译为《达尔杜弗》或者《骗子》，是莫里哀喜剧创作中思想性最强，艺术性最高的一部剧作。剧本的主题思想是揭露宗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矛头对准天主教。喜剧内容大致是：达尔杜弗是一个假装虔诚的恶棍。他以欺骗手段，混进巴黎富商奥尔恭家当所谓“良心导师”。由于他哄骗得奥尔恭团团转，这位富商竟把自己的女儿也许给他，把自己的秘密也告诉他，对他奉若神明。达尔杜弗勾引他的续弦夫人欧米尔。奥尔恭的儿子达米斯向父亲告发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