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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1831）是法国浪漫主义小说的典型作品。它以十五世纪巴黎圣母院为背景，中心情节是克罗德付主教迫害吉卜赛女郎爱斯梅哈尔达的故事。情节紧张离奇，极富戏剧性，场景宏伟，变幻多姿。作者在叙述之口，掺杂着抒情和议论，表达非常自由，显示出典型的浪漫主义特点。小说里，广泛地运用了对照手法，把封建王国和乞丐王国、教会的伪善和人民的善良、高贵与卑贱、美与丑、外形与内心等，都是一一地予以对照。如克罗德付主教，外表道貌岸然，内心却无比阴险狠毒；队长比斯风流倜傥，内心卑鄙自私！敲钟人加西莫菲多外貌奇丑无比，内心真诚善良，品德高尚。吉卜赛女郎热情坦率，自由真诚，能歌善舞，既能于舍身救人，又能保持自我尊严，是真、善、美的化身。作者通过这种种对照，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小说表现了对封建制度和教会的揭露与抨击，也显示了对底层劳苦大众悲惨命运的同情，雨果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正是通过对爱斯梅哈尔达的赞美和对克罗德的批判而体现出来的。关于克罗德主教的塑造，体现了雨果人道主义的思想深度。一方面透过他，作为宗教恶势力的代表予以狠狠地批判；另方面又表明，即使是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同样是一个被宗教毒害至深的人。克罗德之所以堕落，正是他信奉上帝和多年修士生活和满脑袋的教义，既毒害了他的灵魂，也毒害了他那一生唯一的一次爱情。基督教给予克罗德的知识，不是帮助其更具备人的理性，反而掏空了他那颗本来也有着正常的感情和理解力的心。所以，克罗德同样也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从教士本身来揭露宗教是“鸦片”，其效果不是更具有说服力的吗？
创作于流亡期间的三部长篇小说，也是雨果长篇小说中的力作。
《海上劳工》（1866）是一部浪漫主义手法占主导地位的作品。雨果以极大的艺术功力，描写了一位劳动者——吉利亚特和大自然所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主人公身上那种劳动人民的诚实善良、感情纯真、乐于助人、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高风亮节，无疑是雨果一曲伦理道德人道主义的赞歌。吉利亚特是作者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出来的理想化人物，尽管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品德、坚强毅力、无畏精神和伟大壮举在小说中缺乏生活基础，然他身上所洋溢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和大自然搏斗的英勇气概，对他所从事的工作的坚定信念，却不能不使读者发出由衷的敬叹。因为吉利亚特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私无我的德行，以及他的那种征服大自然的表现的超人的力量，是属于人类精神文明财富的东西。因此，吉利亚特定这一光辉形象，既是作者理想的寄托，也是人类力量的象征。
《笑面人》（1869）则是一部浪漫主义性质的社会历史小说，它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雨果在小说的“序言”中写道：“这本书真正题名应该是
‘贵族政治’。”小说通过虚构的故事和人物，展示了十七、十八世纪之交一幅骇人听闻的英国社会生活画卷，有力地批判了贵族统治和专制残暴的邪恶势力。
主人公关伯仑，外形丑陋，内心纯洁。他头脑清醒，思想深邃。小说通过其个人命运的坎坷遭遇，无情地抨击了“贵族政治”的残暴。
关伯仑的容貌被毁，其本身就是“贵族政治”的产物。因为他的存在，威胁了一个实权人物的利益。为了不让阴谋暴露，就必须使关伯仑失去原来面目。在作品中，雨果努力地探索人生苦难的原因。尽管作者尚未有挖掘出这种现象的阶级根源，但通过关伯仑的不幸遭遇，已将封建贵族的种种罪恶作了有力的挖掘。小说充满了对贵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愤恨之情，指出了“贵族政治”的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小说里，穿插了大量诗化的哲理性的议论，表现了雨果深邃的思想力度。深沉的忧愤和炽烈的激情渗透于字里行间。
《九三年》（1874）是雨果长篇小说“压轴”之作，也是作者人道主义思想表现得最完整的一部作品。在这部“压轴”之作里，雨果提出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论断。为了阐识他的这一论断，小说中虚构了这样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情节。西穆尔登与郭尔，既有师生之情，又有同事的关系，前者为政治委员，后者为司令员。他们率领平叛的共和军——红帽子联队，将叛军首领朗德纳克等残匪围困于一座古堡里。朗德纳克与郭文是叔祖与侄孙的关系，而现在是敌我关系。因此，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的人际关系是较为复杂的。
叛军首领朗德纳克将三名为其劫持的幼童作人质，企图以此做交换筹码，请对手郭文司令员放他一条生路，这一要求遭郭文断然拒绝。朗德纳克见郭文不答应，在逃出古堡时，特意放一把火，拟将古堡燃烧并烧死三个幼童。在这熊熊大火中，朗德纳克于溃逃中，突闻到三名幼童的母亲的呼救声，唤醒了他心中的人性。稍经思索后，他毅然返回古堡，从火海中救出三名幼童，将其一一地归还给冲上前来的郭文手下的战士，因此，朗德纳克自己也作了共和军的俘虏。
司令员郭文深为其行为感动，私自到地牢里将朗德纳克放走。郭文认为，尽管他罪恶多端，但在紧要关头却恢复了人性，宁肯自己被俘，也把三名幼童救了下来。郭文知道自己违犯军纪，等朗德纳克走后，自己在地牢里坐着，等候军纪处分。
按军纪，郭文应处以死刑。西穆尔登为了维护军纪，处决了郭文。当郭文人头落下时，西穆尔登亦开枪自杀，以报郭文。
雨果之所以设置这一戏剧性情节，其用意无非是说明人间自有真情在，人道、人情、人性，毕竟是人的共性，在一种特定的条件下，恶人也有人性闪光的一瞬。因为伦理道德的人道主义感情，总是人的基本属性，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以，雨果才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论断。
透过雨果的论证，人们不难看出，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既有它的积极性，也有它的局限性。雨果毕竟是一位浪漫派作家，毕竟是一位人性论者。因为生活中，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但不管如何，雨果追求真、善、美这一点而言，还是值得称道的。
《悲惨世界》（1862）是雨果长篇小说的代表作。这部巨著，内容丰富，结构宏伟，情节动人。全部分五卷，由中心人物冉·阿让的经历予以贯串始终，穿插了滑铁卢战役和1832年共和党人起义等历史事件。尽管小说内容宠大，但雨果着墨重心，始终立足于那些生活在“悲惨世界”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人。
《悲惨世界》的思想意义在于：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困难的处境。冉·阿让为饥寒所迫，仅仅偷了一小块面包，却在铁窗里苦度了十九个寒暑；芳汀只是因为有了一个私生女，却被剥夺了工作和生活的权利；珂赛特这个私生女，在饭店老板的淫威下过着屈辱无告的生活。他们的悲惨遭遇，正是底层人民生活的缩影。雨果将其作了巨细无遗的描绘，无异是对悲惨世界的一份控拆书。
小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道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给予了有力的批判。雨果通过冉·阿让的服刑和出狱后的长期被追捕，以及芳汀的被工厂开除与警察逮捕她的细节描绘，集中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法律和道德是多么地不公正。小说还声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及其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本质。这种法律、道德对有产者是那么含情脉脉，对无产者却又如此虎视耽耽。“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是一个多么颠倒的世道。
小说对 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的揭旗起义的描述是全书最激动人心的篇章。革命青年在雨果笔下，表现得是那样崇高，那样英勇，那样无畏。他们为了共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献身精神可以昭日月，泣鬼神。在法国文学史上，还没有那位作家在对1832年的共和党人的起义作过如此的讴歌，也没有那一位作家象雨果一样把起义的场面写得如此壮阔。
小说还表现了雨果对伦理道德的人道主义的理想追求。作者是一位真诚的人道主义作家，小说中卞福汝主教和冉·阿让等身上所闪耀出来的精神和道德之美，不正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珍贵的东西。尽管这只是雨果的憧憬和追求，但也正是这些可贵的精神和道德之美，拨弄着后人的心弦。 《悲惨世界》是一部浪漫主义风格和现实主义因素合成的一部作品，它达到了雨果的“真实之中有伟在，伟大之中有真实”的艺术追求。
作为剧作家，雨果一生共创作了十二部剧作。这些剧作都是浪漫主义的产物。在内容上，大多以德才兼备的普通人来对照腐朽的王公贵族，反封建的民主色调非常鲜明。在艺术上，大多情节紧张奇特，想象丰富，与古典主义戏剧惯例南辕北辙。在这些剧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无疑是1830年创作的《欧那尼》。
法国文学史上有名的“欧那尼之战”，正是以此出戏剧在古典主义大本营——法兰西歌剧院的演出成功，宣布了统治法国艺苑文坛达二百年之久的古典主义的彻底埋葬。“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煊赫一时的法国古典主义，在戏剧舞台上放出光耀，逞显威势，最后，还是在戏剧舞台上的被压倒，被取代。
《欧那尼》描述十六世纪西班牙贵族青年欧那尼的浪漫故事。主人公欧那尼与素儿小姐相爱，但国王也看中了她，并将她许配给了一位年老的公爵。国王来劫持素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