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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沉醉于唐诗所营造的灵性世界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诗赋取士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即儒学的低迷。唐初虽然三教并尊，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儒家思想，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公认。太宗以儒治国，诏令颜师古、孔颖达考订《五经正义》，标志着传统儒学即两汉经学的统一，儒学盛极一时，但其后却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直到中唐大儒韩愈异军突起，“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高举“道统”的旗帜，为宋学开辟了先河。而中间盛唐一段，儒学却处于马鞍形的低谷地带，这对于一个文化繁盛的大一统帝国来说，是很不同寻常的。不能不说这跟武皇执政时有意识淡化地儒学有关，除了抬高进士压低明经科之外，也可以从学校的兴废略窥一二。
（本节未完待续）
注：
＇11＇钱穆《国史新论》
＇12＇ 《贞观政要*崇儒学》
唐代的学校制度非常完备，中央官学有二馆六学，州县有小学和私学。六学是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隶属国子监，二馆指隶属门下省的弘文馆和隶属东宫的崇文馆，，不仅招收贵族子弟，也招收一定数目的庶族平民，甚至外国留学生。七八品官以下的子弟可以学习各科专门知识，五品以上的高官子弟则专攻儒家经典。太宗时尊孔崇儒，学校发展极快，“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史称“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12＇高宗继位，薄于儒术，颇重文吏，对于士子入学研究儒家典籍缺乏奖励和提倡，但学校仍在继续开办，士子对学校仍有浓厚兴趣，如宰相裴炎前后总共在弘文馆攻读十年，精通《左氏春秋》、《汉书》等经典文献。
及至高宗末年武后执政，情况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仍然要提到永隆二年著名的《条流明经进士诏》，规定进士科加试“杂文”，明经则加试“贴经”，即从经文中摘选成句，用纸糊住几个字，让考生填空。此后帖经渐渐成为明经科录取的主要标准，经义降到了次要地位，考核士子对经文的理解能力让位于单纯的死记硬背经文词句。明经和进士科的难易程度逐步拉开，以致明经出身者为世所轻。而学校主要讲解儒家经义，既不适合进士科，明经科也用不上，与科举考试脱钩，社会需求便大大减少。而武后临朝，祠明堂，拜洛水，封嵩岳，搞了一系列庆典，每次都从国子监选取学生充当斋郎随行，入选者只要充当一次斋郎便可以马上获得出身即做官的资格，甚至立刻授与官职，免去读经和考试之劳。＇13＇ 既然不必熟读经文就可以得官，学生自然无心向学，不再以经学为意了。除了有意煽动学生厌学情绪，武后还在教学师资上做手脚。原本在中央官学执教的祭酒博士都是鸿儒名家，为世所重，武皇称帝之后专派武氏诸王及各位驸马担任国子监祭酒，这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谈风花雪月还行，给学生讲解儒家经典没得给人笑死，“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 一来没动机学习，二来也学不到东西，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也就不足为怪了。二十年间，学校堕废，儒学低迷，武周末期大臣韦嗣立上书指出情况的严重性要求改善：“国家自永淳（公元682年）已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倖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考试之际，秀茂罕登，驱之临人，何以从政 ？”＇14＇武皇微笑，顺手就把奏章放一边去，这正是她要达到的目的。
开科举而废学校，文学繁盛而儒学沉寂，该如何来评论武皇给唐朝造成的影响呢？这真是让后人挠头的问题，但武皇也许根本不会介意，只会对着不知所措的书生们放声大笑，这一生，她只会为自己而活。史载她广施禄位收买人心，一面扩充科举入仕人数，“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干；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14＇，一面新增一系列官制，大量破格用人，甚至允许人自荐试官。这既收揽了不少名臣良将，也造就了大量冗官。武皇用严格考课，赏罚分明来加以弥补，求才贵广，考课贵精，才华横溢者快速升迁，尸位素餐者难以久居，流水般的官位总会找到胜任的人。她提拔的人才之多是历史罕见的，救时宰相姚崇，阳春宰相宋璟，开元名相张嘉贞、以及文武双全出将入相的张说、郭元振、张仁愿……为子孙复兴唐朝储备名臣良将无数。当然，她杀掉的人才也绝对不少，提拔的庸才那也是相当的多^_^ 时有民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大意就是现在的官儿可真多，随便飞一块板砖来就得砸死三个科长。才子沈金交觉得好玩，补上四句：“平事不读律，博土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这下就犯政治错误了，前四句不过是一般的嘲讽诗，后面这四句可是直指皇帝老糊涂，即刻被捉来见驾，要治他一个讪谤朝政之罪。谁知武皇听了只是放声大笑，倒是调侃了急于邀功请赏的御史一通：“只要你们不滥施禄位，还怕天下人说么？不用治罪了，把人放了吧。”倒是与她赞赏骆宾王文采的行事风格一脉相同。闹了个没趣的御史讪讪然退下，轻狂的才子继续吟咏他的歌谣，而武皇么，继续我行我素地做她的女皇^_^
武皇对于科举制的改革还有一桩，她开创了武举，以示文武并重。不少学者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她的选拔标准太过荒诞，因为考试只考射箭举重等武艺和膂力，而不论运筹帷幄的韬略智谋。特别还要求身高六尺以上（大致相当于今天的1。8米），还要言语漂亮魁梧挺拔“神采堪统领者”；这看起来不像在选拔军事人才，倒像是评选健美先生。名将里面武举出身的比例少之又少，学者们说这正反映出武举制度的失败。不过唐代尚武之风盛行，才资文武的官员不乏其人，投身边塞的士族子弟络绎不绝，民间豪侠更是希冀边功来出人投地，而连年的征战使得这些人完全有机会得到施展。武举出身的比例自然少之又少。反过来说，在不缺人才的情况下，开创武举正是一种姿态，表明文武并重，同时多开一条获得人才的门路，这正反映出了朝廷对武备的重视。何况再怎么说也出了一个“再造唐室”的郭子仪郭令公呢。唐代并不经常举行武举考试，可到底还是延续下去，直到清朝，还要举行弓刀石马步箭的武举考试——武皇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唐朝。
（本节未完待续）
注：
＇12＇ 《贞观政要*崇儒学》
＇13＇ 《旧唐书*儒学上》：“取弘文、国子生充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
＇14＇ 《旧唐书*韦嗣立传》
＇15＇＇16＇ 《朝野佥载》
她在思想领域所做出的努力也不仅仅局限于淡化儒学。李唐皇族为了自高身价，攀附道家始祖老子为祖先，高祖视道士为皇亲，掌管天子族属的宗正寺下面特设“崇玄署”，掌管京都诸观名数与道士户籍。＇17＇太宗提倡三教并举，实则独尊儒学，淘汰僧尼。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下诏科举考试无论明经还是进士科都要加试《老子》。穷李家三代之力造成道先佛后的局面，现在武皇要以一人之力扭转过来，好在她天生精力过剩，见招拆招，遇神杀神，忙得不亦乐乎。太后临朝称制伊始便破旧立新，改元光宅，尊老君之母为“先天太后”，名义上对老子尊崇依旧，然抬高老子母亲的地位，无形中压老君一头；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二月，武皇于称帝前夕御明堂，开三教，以内史邢文伟讲《孝经》，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依次论议，置僧尼于道士之前。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预示她即将以佛教为武器打压道教，以示对李唐皇朝的彻底否定。这年九月，武皇以周代唐，正式称帝，降老子“太上玄元皇帝”的称号为“老君”。天授二年四月（公元691年），武皇正式下制，明确规定：“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18＇两年之后（长寿二年，公元691年），武皇下令把举人习《老子》，改学她写的《臣轨》。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尊奉老君之母开始，武皇足足花了7年时间才将李唐的种种崇道政策一一废除，这方面她总是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充满无限耐心。宗教的力量不可小觑，象水也象火，能杀人亦能活人，这场精神领域上的战争，她不敢有丝毫马虎。
很多人都知道，武皇是以《大云经》中净光天女化为女身当国王土的记述作为她称帝的依据，事后投桃报李大兴佛教打压道教，一度形成佛先道后的风气，但这一胜利其实得来并不容易。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有僧人上表要求禁毁《老子化胡经》。《化胡经》是什么东西呢？相传是西晋道士王浮作的一部伪经，说老子当年骑牛出关是翻越喜马拉雅山去了印度，摇身一变成了释迦牟尼，所以佛教实际上是道家学说的一部分，颇类似今日有佛教徒说耶稣求道就是来印度学习佛法，耶和华实际上是释迦牟尼的小变身^_^ 佛教徒当然非常不满，认为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