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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很快感受到了人们投来的不友善的目光,听到了大街小巷的童谣:“张公吃酒李公醉”。他们并不明白这童谣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周围的诡异气氛总让人感觉不安,千夫所指的滋味并不好受。苏安恒称魏元忠一案令市民议论纷纷群情汹涌,此言并非谬传。长安,到底还是李唐的地盘啊。
二张有些不知所措,想修补一下和大臣之间的恶劣关系,于是在一次朝贵毕集的宴会上罕见地主动讨好宋璟:“明公是当今第一人,怎么能坐在下位呢?”没想到被宋璟非常不给面子的一口拒绝,双方的对立已经公开化了。
这样上朝被一干大臣冷嘲热讽,下朝处处遭遇路上行人的敌视眼神,二张实在有些坐不住。长安真的不适合他们吧,这里的树,这里的人,这里的街道和宫阙,看来都是那么陌生,远远比不上生活多年的洛阳,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
二张于是指使心腹李峤上表恭请武皇回洛阳。李峤不愧为“文章四友”之一,一篇官样文章写得滴水不漏而又文采斐然,开篇以“戴天有分,徒嗟京兆之遥;捧日无阶,窃恨长安之远”等句,一方面抒发因武皇重新选择了长安而抛弃了洛阳的怨怼之情,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提醒和警示,劝谏武皇“京兆之遥”和“长安之远”对她的统治和大权独揽极为不利,接着列举洛阳的种种政治资本,指出唯有洛阳才是其“社稷”和“邦都”的根本,是她大业的基础:“宁可久旷中壤,即安偏据?”'16'
魏元忠一案扰攘多时,武皇原本在生病,经这么一折腾自觉身心俱疲,长安这个地方,或许真的是和她风水不合吧!看着男宠和朝臣如此不合,西京街头巷尾飞短流长,备觉厌恶,于是魏元忠案后一个月不到,武皇留下左武卫大将军武攸宜充任西京留守,自己带着文武百官回洛阳了!
原本一直进展顺利的权力交接计划,至此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起码在拥护李唐的大臣们看来是这样。而这一切的导火线,就是那两个愚蠢的男宠。牺牲了无数人的性命,耗费了无数人的心机,才能换回武皇点头首肯李唐后裔做接班人,结果就被这两个人妖坏了事!愤怒的火焰,现在全都集中到了二张身上,但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两个家伙接下来还会做出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太子显究竟还能不能顺利继位?
(本节未完待续)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十月,武皇一行回到了神都洛阳。如果此举是为了调和二张和朝臣之间的矛盾,那她显然没有达到目的。人们看张氏兄弟的眼光,已经从对以色事人者的轻蔑和厌恶,变成了彻彻底底的憎恨。在拥李派的大臣们眼中,二张接二连三的挑衅行为,已经证明了他们就是阻止武皇传位太子的罪魁祸首,也是李唐复国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二张在李显立嗣一事上的功绩已不再为人感念。
这种想法并没有错。占尽宠爱而又任性妄为的二张,的确不希望武皇传位太子,因为他们的荣华富贵只能在武皇的翼蔽下延续。所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跳到前台,极不聪明地把自己推到李唐皇族的对立面上,葬送了他们当初结下的善缘,也让本来曙光在望的权力交接过程变得暧昧不明。不除二张,难复李唐社稷!不知不觉中,这已成为拥护李唐的朝臣们心照不宣的共识,只为碍于武皇对张氏兄弟的专宠,尚未有所动作罢了。
二张没有察觉到表面平静下的暗流汹涌,又回到熟悉的洛阳让他们兴高采烈。披上羽衣,玉笛横吹,张昌宗又是那个奉宸府中万众瞩目风流倜傥的仙人王子乔,武三思、李峤、苏味道、李迥秀等一大帮权要人物争先恐后地捧场迎奉,空气中飘散的是熟悉的味道。龙头泻酒客寿杯,主人浅笑红玫瑰。觥筹交错之中,长安往事的阴影偶尔也会像片羽毛似的掠过心头,但又随即被他们大笑着抛诸脑后。
不仅二张春风得意,他们的亲属也跟着鸡犬升天。张昌期提名雍州长史被魏元忠弄得泡了汤,现在出任汴州刺史;张昌仪从洛阳县令提升为司府少卿、尚方少监;张同休升至司礼少卿,都是三、四品的高官大员,真是一门贵盛,权倾朝野。这些人也跟二张一副德性,只顾追逐眼前利益,能捞多少是多少,仿佛知道属于他们的美好时光已经不多,以残余的光阴做无休止的挥霍,夕阳尽头便是静定如葬的漫漫长夜。
人们对于这些纨绔子弟的忍耐力已渐渐趋于极限,洛阳人采取了一种比长安市民更为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张昌仪一日醒来发现自家大门上赫然多了一行墨迹淋漓的大字:
“看你横行到几时?”
张昌仪大怒,追查半天找不到人,只得把字迹擦去,叫家丁夜里好好守卫。然而不管派了多少人手,守卫多么严密,天一大亮,这行大字总会神奇地出现在他家大门上,冷冷地嘲笑着他:
“看你横行到几时?”
张昌宗不胜其扰,索性也提笔在后面续上一句:“尽欢一日心已足!”'17'
仿佛得到了答案般,这行字终于不再出现了。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等待着红日西沉的那一刻。寒鸦数点,鼓噪着划过天际,暮色下的洛阳宫已隐隐然散放出死亡的气息。
多事的长安三年终于过去。新年伊始,梁王武三思便提议在万安山头建造兴泰宫,取万安兴泰的好彩头。这可是贪官污吏上下其手贪赃渔利的好机会,由党附二张的宰相李迥秀主持其事。此君乐得就像掉进米缸里的老鼠,肆无忌惮地索受贿赂,大捞特捞,被监察御史马怀素(上文提到的不肯判处东宫属官谋反的那位)捉住把柄,弹劾他贪赃受贿。事实俱在,李迥秀不认不行,当即罢相,灰溜溜地外放到庐州做刺史。
李迥秀落马并没有引起二张警觉,他们还在积极寻找新的生财之道,又与僧人万寿商议合谋,请求武皇向天下僧尼收税,用来修建一尊巨型佛像。这项工程浩大,贪赃机会多多自不必说,还可倒卖木材大捞一笔。当年的明堂大火也烧毁了天堂内的巨佛,武皇曾经动念重修,但被狄仁杰劝阻,眼下旧事重提,当即准奏。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四月,向僧尼征税得十七万余贯,正准备投入修建,监察御史张廷珪上书进谏,称眼下府库空虚,民生困蔽,实在不宜大兴土木。何况佛家灭诸相,崇无为,一旦兴建大佛,必定填土伐木,蝼蚁啊田鼠啊死一大票,岂非有违佛理?武皇深觉有理,为之罢役,但张氏兄弟已经从中收取了不少好处了。
可是二张万万没有想到,拥护李唐的朝臣已经盯住他们很久了,经过几个月不动声色地收集好证据,于这年七月十二日突然出手,状告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贪赃受贿,三人一齐下狱。次日张氏兄弟也被立案审查,事关重大,吾皇命左右台一同审讯。数天之后,司刑正(有点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贾敬言上奏,判张昌宗强买人田,按律可以罚铜二十斤抵罪。这是武皇可以接受的结果,很爽快地批了一个“可”。不料四天之后御史大夫(相当于总检察长)李承嘉、御史中丞桓彦范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判决:“张同休兄弟赃款合计四千馀缗,张昌宗依法应当免官。”一向骄狂跋扈的张氏兄弟,终于把火烧到了自己身上。
(本节未完待续)
张昌宗的反应很直接,毕竟是二十来岁少不更事的少年,跳起来就嚷:“臣有大功于国,不至于免官吧?”
一众宰相面面相觑,一个以色事人的男宠,居然好意思说出有功于国的话来,也太无耻了点吧?
武皇也有些尴尬,轻咳一声,道:“张昌宗可有功于国?”
宰相之中以两脚狐杨再思最会谄媚,眼见武皇有心为情人开脱,立刻道:“张昌宗为陛下合药,圣躬服之有验,此莫大之功。”
武皇很是高兴,不待其他宰相发话,立刻传旨赦免张昌宗。他的两个亲戚没那么好运气,张同休贬为岐山县丞(今陕西省岐山县),张昌仪贬为博望县丞(今河南省方城县西南)。
然而拥护李唐的大臣已视二张为眼中钉,岂会这么容易就罢手?张昌宗贪赃案尚未结案之际,宰相韦安石便上表弹劾张易之等的罪状,敕付韦安石及另一宰相唐休璟一同审讯。这两人都兼任东宫属官,韦安石为太子左庶子,唐休璟为太子右庶子。史书上没有明载张易之所犯何事,但案情性质似乎十分严重,以致武皇不得不再次出面干涉。她不愿与两位宰相直接冲突,又找不到理由为张易之开脱,只好把韦安石外派到扬州去做长史,八月七日又以契丹入寇为由,任命唐休璟为幽营都督、安东都护,把他支到东北去。唐休璟临行前,特向太子辞行,提醒他:“二张恃宠生骄,屡失为臣之礼,必将生乱。殿下宜留心防备。”中宗复辟后,称此言对他影响极深,一直深藏心中牢记不忘,神龙宫变前一度想召唐休璟问计。'18'至此,我们终于看到了此案背后李唐皇族淡淡的影子,尽管只是通过间接的反映。
拥李派大臣准备了数月之久,张昌宗贪赃案与张易之罪案几乎同时发动,显见图谋乃大。然而如此声势浩大的举动,仅仅半个多月就有了结果,张氏兄弟仍然逍遥法外,仅仅两个亲戚被贬外放而已,而拥李派却损失了两名宰相,可谓得不偿失。不仅如此,这年九月,宰相兼相王府长史姚崇也被武皇以突厥叛乱为理由外派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虽然默啜可汗随即求和并送回扣押多时的武延秀以示诚意,姚崇仍需以灵武道安抚大使的身份出使西北边陲,其真实原因仍然是他得罪了二张。
太子东宫和相王府的人接连被调离外地,且都是名臣良将,当然会惹得天下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对二张的不满越来越强烈,怒火甚至延及到了武皇身上。人们不明白她为何为了包庇两个无德无功的男宠,把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