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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这三脚人的画像，来界定“五十年零四个月”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人（即张先生认识中有别于“大和‘皇民’”和中华‘汉民’”的“台湾人），毋宁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从武力反抗到非武力反抗，五十余年的日本统治下，台湾发生过多少壮烈的抵抗，这是治台湾文学史从而治台湾史的张先生，所不应该不认识的。正是从张先生辛劳而可敬的研究工作中，使战后一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得以重新去认识到日据时代下台湾文学的宝贵遗产，即先行代日政下台湾文学家如何在巨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暴力之下，发出英勇的抵抗主义，对异族殖民者和台湾的三脚仔大加挞伐；如何在被压迫的生活中，怀抱着磅礴的历史格局。这些主题，也应该是研究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文学的张先生所熟悉的。以“为了偷生百般隐忍”、“无蜂起反抗的勇气”、“为了取得配给物资”而“改姓名”、组成“国语家庭”的“三脚仔”精神，概括一切的台湾文学，简直是睁着眼睛诬蔑先贤了。
在日本侵略战争体制下，在当时所谓的“决战下”的“台湾文学”中；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结构下组织起来的“大东亚文学者奉公”中，确确实实地，和所谓“满洲”的汉奸文学家们一样，台湾也出现过这种三脚文学家，和他们的三脚作品（我不忍在此列出人和作品的名字，因为我有这样的认识：他们也和其他受压迫的同胞一样，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但是，这些作品，却使有良心的日本人——例如以研究殖民地文学著名的尾崎秀树，都不能不在认识到日本人为第一个施暴者的基础上，以沉痛的心情加以批判的。张先生当然更不能以这种文学者和他们的作品为台湾文学的传统了。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2）
说到用“三脚仔”精神来观照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陈映真还指出：
“偷生”、“隐忍”、不敢向组织性的暴力和压迫说“不！”的人生，是奴隶的人生；“偷生”、“隐忍”、不敢向组织性的暴力和压迫说“不！”的哲学，是奴隶的哲学。放眼世界伟大的文学中，最基本的精神，是使人从物质的、身体的、心灵的奴隶状态中解放的精神。
不论那奴役的力量是罪、是欲望、是黑暗、沉沦的心灵；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力量，还是帝国主义这个组织性的暴力，对于使人奴隶化的诸力量的抵抗，才是伟大的文学之所以吸引了几千年来千万人心的光明的火炬。因为抵抗不但使奴隶成为人，也使奴役别人而沦为野兽的成为人。张先生花费了巨大的心力，为战后世代把日治时代伟大的台湾抵抗家们的作品，从尘封中整理了出来，而使战后的世代感铭不已的，不是奴隶的“三脚仔”的人生和哲学，正相反，是在抵抗中使奴隶提升为人的光明的形象。抵抗使奴隶成为巨人，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渺小若草芥。
日据朝代台湾文学中的反日本帝国主义精神，有一个明白的基础，那就是以中国祖国为认同主体的民族主义。离开这个民族主义，是无从理解日治下台湾文学的抵抗精神的。从前近代的、迷信的、封建的农民抗日运动，一直到近代的、民族主义的抗日运动，都在这个祖国意识的基础上展开。这是一切殖民地政治的、从帝国主义的辖制中求得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成了各受压迫民族共同的悲愿，也成为殖民地文学共通的主题所在。在日据时代的台湾，从来没有介于“大和‘皇民’和中华‘汉民’”的“中间”的文学。只有以汉民族的立场寻求民族解放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学，而在它的对立面，也只有一味想洗清殖民地人“卑贱”的血液、一心一意要改造自己为皇民的“大东亚文学者”们或“决战后台湾文学”的“文学家”们的，真正的“三脚仔”文学。
鉴于张良泽还把这种“三脚仔”论延伸到战后，用以评价战后的台湾文学，陈映真还指出，这正是正派的日本学者尾崎秀树所指出的一种“思想的荒芜”。陈映真说，这使他“感到无限的心的疼痛和悲哀”。陈映真写道：
正如后世之人从赖和、杨逵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台湾作家的存在，看出一小撮“大东亚文学”派和“决战”派文学家们精神的荒芜一样，黄春明在《莎哟那拉，再见》、王祯和在《小林来台北》、宋泽莱在《糜城之丧》……等所表现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照见了张良泽先生和一些文学思想界在这个历史中所表现的思考的空疏、荒芜和堕落。而这，与其说是有关张先生的悲哀，毋宁说是一种时代的哀愁吧。
日政下“决战”派和“大东亚文学者”派的喧哗和可悯的闹剧，受到公正的历史的批判而消失。人和包含了加害者与被害者在内的奴隶，乍见都是历史的产物。然而个人对于历史的主观的把握与理解，并以这理解为基石的人生的实践，分开了人和奴隶——奴隶经由抵抗而为人；人经由加害于人而成为另一种奴隶。这是不能不令人悚然而惊的法则。……
据说，在一九六三年，岸信介曾说过这样的话：
“就历史和种族，台湾和大陆均不同……为什么台湾人喜欢日本人，不像韩国人那样反对日本人：这是因为我们在台湾有较好的殖民政策之故。他们易于被统治，因为他们没有很强的民族主义的传统，因此他们比韩国人温和。”（王杏庆：《时报杂志》二六期）
战后时代的台湾文学家，对于这段话，是应该愤怒呢，还是应该流泪？“台湾与大陆不同”，台湾人“没有很强的民族主义的传统”之说，是对于本省人最放胆的侮辱和对台湾抗日历史最无耻的谎言。但，细细一想，这岂不是张先生台湾人三脚仔论的日本版本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精神的荒芜，如何可因逃避了严正的批判，而延伸到战后的今日，尾崎秀树氏的预见，不幸言中。张先生以台湾人的身份，在日本从事台湾文学的整理与研究，以他在“苦”文中所表现的思考上的荒芜与空疏，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若岸信介之流的精神的荒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难道还不明显吗？
1979年，张良泽还有一篇《战前的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以西川满为例》一文发表。随后，到1983年，他又抛出《西川满先生著作书志》，这都是美化西川满、美化皇民文学的。对此，陈映真在1984年3月的《文季》1卷6期上发表了《西川满与台湾文学》一文，予以批驳。
这时候的张良泽，如同陈映真所说，真的是“在思想上表现出对日本新旧战争体制万般温存的性格”。他说，他对战后出版的日本文学史冷遇了殖民台湾时期西川满一类的文学家，感到极端的苦闷。张良泽在《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一文里写道：
……当时日本“臣民”之台湾人作家固无论矣，即活跃在殖民地台湾的日本作家，在这些日本文学史中皆没有记载……对于长时期促进了台湾文学，又为日本文学开拓另一分野的住台日本人作家受到忽视，实在令人感到遗憾。……为什么上述跨越了两个时代、交会在两个文化圈的边境的日本“外地文学”作家们，会受到日本文学史家的忽略呢”他们（译注：即日本“外地作家”）不是在日本文学的延长线上工作的尖兵吗？
由于张良泽以西川满的文学为例，“很不吝于给他高度的评价”，陈映真的批判也就针对着张良泽对西川满的美化来展开。
陈映真首先指出，战后时代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近藤正已，对于同一个西川满，却有同张良泽先生甚不相同的评价。对于早期的西川满，近藤的《西川满札记》认为，他的作品的内容是“没有实体的，西川式的幻想的台湾”。要之，西川满所写的台湾的风土和人物，都是以在台“二世”日本人的心灵为中心而虚构的台湾，除了皮相的异国情调，“引不起台湾人的兴趣”和“评价”，根本缺乏对“台湾人所处状况之深刻考虑和解释。”陈映真说：
张良泽先生苦口婆心呼吁日本人重视战时日本殖民地文学之研究的美意，恐怕即连当今最右翼的日本人都会觉得尴尬吧。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3）
接下来，陈映真以“西川满的‘台湾意识’”、“西川满的‘台湾文学’论”、“压抑还是‘促进’了台湾文学”、“头号战争协力文化人西川满”、“不清算，可以；翻案，不准！”为题，深入展开了批判。
张良泽啧啧推崇说，西川满是把台湾当做他自己的故乡的，是“爱”台湾的。陈映真批驳说：
如果西川满深“爱”着台湾，则毋庸置疑的是，当年许多前来殖民地台湾投资、做官、探险的日本人也深“爱”着台湾的。问题在于：西川之爱，是支配者民族以他自己为本位去理解，去看殖民地台湾，从而投注他的感情。从“第二代”在日本殖民者看来，台湾有南国之美，有古台湾历史的神秘感，充满着叫人向往的“华丽”的异国情调。但是对于殖民地的儿子杨逵，台湾是充满着殖民地内部矛盾，是一个一触即破的脓疮；是疲惫破产的农村；是充满着民族压抑和荒诞支配的地狱。但对于西川和他的老师吉江乔松，台湾是“南方，光之源，赋予我等以秩序、欢喜和华丽”（近藤正已：《西川满札记》）的人间乐土，是精致的个人情趣（例如西川满在台出版的杂志、书刊的封面设计和装帧设计）。西川满的台湾，便是这样一个“人工的、空想的、幻想的”、“二世”殖民者心目中的乐园（近藤正已：前揭书），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真实的台湾生活和台湾人民，对于西川满，是视而不见的。至于张良泽先生所顶礼颂赞的西川满小说《台湾纵贯铁道》，据近藤正己先生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