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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保存有噶玛兰话之外，其余平埔族已被汉人同化，母语已经死灭。山地原住民除老一代还能操母语之外，年轻一代的母语能力低落，而且山地原住民九族的所谓母语里掺杂有相当多的日语。汉人中的福佬、客家族群，年轻一代的母语能力也不佳，只有外省族群所用的普通话一枝独秀，是优势的语言，正如日治时代的日语是优势语言一样。这当然是外来统治民族强压的语言政策所导致的结果。虽然在日治时代的一九三○年代初期，黄石辉和郭秋生掀起台湾话文运动，极力主张回归母语，抗争中国白话和日文，且留下赖和、黄石辉、郑坤五、蔡愁洞等作家少数的台湾话文作品。但由于战前、战后有关母语的标记法认知不同，今天去读黄石辉等人的台湾话文作品，令人感到相当吃力。用母语来创作是天赋人权，不可剥夺的人权之一。统治者用政治力量来宰制文学及民众的日常语言，是最法西斯的强暴手段。”叶石涛还夸大一些作家在作品里使用方言词语的情形，硬说“战后许多客家系作家，如吴浊流、钟肇政、李乔、钟理和等，把客家母语甚至日语带进作品里。福佬话即由王祯和带进作品里，成为保存母语韵味的崭新的‘文学语言’。”说到“母语”的标记法的问题，叶石涛又说：“就母语的标记而言，长老教教会有漫长的罗马字拼音的福佬话标记法，通行几十年。有关母语标记法各研究家中难免有些争执，互不相让，从连雅堂到王育德都有不同的看法。战后给母语文学带来不同标记法的专家，先后有许成章、郑良伟、洪惟仁、庄永明、陈冠学、罗肇锦、许极、陈修等人。”在这篇文章里，叶石涛还认为：“母语文学的未来奠基于各族群的认同和共识，这不是任何一个种族可以决定的重要课题”。
1996年5月，叶石涛在中正大学“台湾文学与生态环境”研讨会上发表论文《台湾文学未来的新方向》一文时，又说：“随着台湾的民主、自由化，社会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各族群重视自己族群的历史、文化的倾向不可避免。台湾文学经过七十年的波折和发展以后，各族群以母语来创作应该是理直气壮的。河洛人发展台语文学，客家人写客语文学，原住民用各族群母语的古代南岛语来写作，这应该是符合台湾多种族社会，取得和谐时代潮流。”怎样处理这“多种族”的语言问题呢？叶石涛的意见是独尊“台语文学”。他说：“多种族的台湾面对这纷歧的母语文学必须拥有共同的语文来化解。当然依照民主方式的各数决而言，占有多数的河洛话文学也就是台语文学，应该成为台湾文学的创作语文是天经地义的。”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四（3）
跟在叶石涛之后的是彭瑞金。彭瑞金在1991年3月出版他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一书时也纠缠在“母语文学”问题上有意制造分裂。他在说到1980年以后的《本土化实践与演变》时，特别写了一节《从方言文学到母语文学》。彭瑞金说：台湾新文学发韧以来，寻求合理的台湾文学语言，一直是严肃的课题，不但内部沿路争议不休，而且受到政权更迭的干扰、禁制。”接下来，彭瑞金说到20年代新旧文学语言的争论，指责了张我军的“依傍中国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话”的主张。说到30年代黄石辉的主张，彭瑞金又肆意歪曲说，那是“明确概括台湾文学内涵、具有台湾意识的台湾文学语言观点，其后，因迭遭一九三七年的汉文废止政策、一九四三年的皇民文学以及国民政府来台后的‘国语’政策，以政治力贯彻外来语的压迫，使得台湾文学语言历经重大冲击，始终处在不能归位的状态。因此，捍卫台湾语文，重振发扬台湾语文，建设台语文学，这样的文学与语言纠葛不清的现象，不但成为台湾作家在埋首创作之外，一项困惑不已的创作梦魇，台湾人说不得台湾话，也是台湾社会政治运动奋斗不懈的目标，日据时期有作家因为进入日文创作时期而放弃文学，战后又有人因为无法跨越语言的障碍而放弃创作，足堪列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观。”60年代，他又加以歪曲，把王祯和等乡土文学作家的作品说成是“方言文学”或“文学方言”作品。一直到80年代，彭瑞金说，才有了一个“强势的母语文学运动”。他说，这“强势的母语文学运动，实际是因应着台湾文学的自主性、本土化之台湾意识的觉醒成长运动而产生的。”彭瑞金说：“八○年代台湾语文学运动最大的特色是站在台湾文学正当性出发的；带动台语文学者认为台湾作家以台湾语创作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再以方言文学的心态乞求宽容的存在，同时也跳过台湾话到底有没有台湾文字的忧虑。”为了说明这种运动的“成就”，彭瑞金引录了林宗源的《台湾诗选》的代序《沉思与反省》中，用“台语”写下的一段话，即：“台湾作家家己的语言不在家，精神有兮也无在厝，食到七老八老犹不断乳，无自信无觉悟无反省，讲的拢是三天地外的中国遗产，写的拢是半仿仔的北京话，莫怪予人准做是边疆文学。台湾作家为何不责问家己，……不去深深反省，实实在在创作家己的文学，犹咧相杀讲啥物台湾话文的好恶，著不著，该不该写。”然而，对这样的“台语文学”，彭瑞金似乎也信心不足。所以，他又不得不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台湾语文发展的最大疑题，在于台湾话文字的长期荒疏，自不容否认，林宗源主张写了再讲，也自有道理，毕竟台湾话并非原本没有文字，当然断绝那么久的台湾话与台湾文的接续工作，不是一蹴可几的，而且所谓台湾话者还有福佬、客家、原住民、平埔族人及一九四九年大陆来台人士带来的各地语族之区别，即使福佬话也有漳、泉、南、中、北部腔调之别，客家话亦有海陆、四县、饶平之分，原住民则不仅九族各有语属，还缺乏文字。因此，八○年代的台语文学运动，固然是结合了语言学家与作家，出自自觉的文学运动，先后有许成章、郑良伟、洪惟仁、庄永明、陈冠学、罗肇锦（客语）等人投入台语之整理、研究工作，有林宗源、宋泽莱、向阳、林央敏、黄树根、黄劲运、柯旗化、林双不、黄恒秋（客语）、杜潘芳格（客语）等人投入台湾诗文的创作，但距离台语文学时代的到来，还有一段长路要走。”除了林宗源用“台语”写诗，彭瑞金还提到了宋泽莱、林央敏用母语写诗之外，也尝试以台语写小说，作散文。写台语诗的，还有一个向阳。
和彭瑞金把“台语文学”看作是“台湾文学的自主化、本土化的一环”一样，林瑞明也是把“台语文学”当作“台独”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对待的。
林瑞明在1996年出版的《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一书里写有一篇《现阶段台语文学之发展及其意义）。
林瑞明以“文学本土化”的发展为“内在逻辑”对“母语创作”作了一番回顾之后，又指出林宗源、向阳、宋泽莱等以“台语”创作作品“掀起了台语创作的高潮”。再加上，郑良伟、洪惟仁、许极、陈冠学、林继雄等热衷于研究台语，“各种台语辞典如雨后春笋，台语教学班也相继成立”，“更有台湾语文学会的正式成立”，“凡此种种都有助于台语文学的向前迈进”。林瑞明还特别提出了1991年以林宗源、向阳、黄劲连、林央敏、李勤岸、胡民祥等20人组成的“蕃薯诗社”。这是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台语诗社。他们鼓吹的“宗旨”是“1。本社主张用台湾本土语言创造正统的台湾文学。2。本社鼓吹台语文学、客语文学参加台湾各先住民母语文学创作。3。本社希望现阶段的台湾文学作品会当达著下面几个目的：①创造有台湾民族精神特色的新台湾文学作品。②关怀台湾及世界，建设有本土观、世界观的诗、散文、小说。③表现社会人生、反抗恶霸、反映被压迫者的艰苦大众的生活心声。④提升台语文学及歌诗的品质。⑤追求台语的文字化及文学化。”林瑞明对此自有一番“高论”：“以母语思考、创作，原是文学基本出发点，但从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八○年代解严之后，台湾意识已全然表面化，被官方长期抑制的台语热闹登场，具有颠覆国语的政治性格，对于长期以来，以日文、中文创作的台湾作家亦加以挑战，有些人认为这全属于被殖民文学，只是不明言而已。”林瑞明举例说，“蕃薯诗社”社长林宗源就是这么认为的。他引用了林宗源的一段话：“台湾侬用统治者的语文阁唔反省觉醒，无气节兼奴性，那有啥物台湾精神咧！……台湾侬凡是用唔是的族群的母语来写，一定无算是台湾文学。道理直简单，有啥物款的侬则有啥物款的语言，有啥物款的语言则有啥物款的文化及文学。”用普通话翻译，这段话是说：“台湾人用统治者的语言而又不反省觉醒，无气节且奴性，那有什么台湾精神呢！……台湾人凡不是用他们的族群的母语来写，一定不算是台湾文学。道理真简单，有什么样的人即有什么样的语言，有什么样的语言即有什么样的文化及文学。”林瑞明对于90年代台湾“台语”文学的发展是感到兴奋的。他说：“台湾文学界面临了来自于母语的核心革命！”他甚至断言：“台语文学的发展，将更加无可限量。”
陈芳明也不甘寂寞。
1999年8月，陈芳明在《联合文学》上发表《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一文，一开始就说到：“台湾文学经历了战前日文书写与战后中文书写的两大历史阶段。在这两个阶段，由于政治权力的干预，以及语言政策的阻挠，使得台湾新文学的成长较诸其他地区文学还来得艰难。”此文遭到陈映真的批判之后，陈芳明又在2000年8月的《联合文学》190期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