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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攻击大陆学者的台湾文学史观。他说，这些学者有关台湾文学史的著作，“林林总总，皆把台湾当成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一支流来处理；而忽视了日据时代展开的台湾新文学，在不同阶段挣扎过程中有中原意识、台湾意识、日本意识的种种纠葛，有相当的特殊性，文学作品与理论总的来说，一则反映了殖民地民众的苦楚，一则也有弱小民族自求解放的概念（台湾话文派反对中国话文派强调不顾及台湾实际的语言情况，用中国白话文写作是‘事大主义’即是一例）。中国大陆出版了那么多专书，文学史观几乎没有差别。”
四是攻击台湾岛内坚持台湾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一环的观点的文学史工作者。他说，“对于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通常仅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影响这样简单的概念来展开，这一点类同于中国大陆的学者，亦即中原正统主义完全盖住了台湾观点，台湾意识被视为仅是地方意识，稍稍强调台湾意识即视为分离主义。本来中文学界以现代文艺做为升等论文困难，更何况深入研究台湾文学，有张良泽的前例作为借鉴。这种保守的心态，即使解严之后，依然存在，主要还是在于学术生态。因之尽管对于民间学者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文学界，一九八七年二月）、彭瑞金《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自立报系，一九九一年三月），迭有批评，但尚无人以别于叶石涛、彭瑞金的史观写出严谨的专书，仿佛借用中国大陆学者有关台湾文学史的论著，即能指责叶、彭两人充满地方意识、视野狭窄。”
五是鼓吹台湾文学不算中国文学。他说：“台湾文学之整体性概念，从三○年代确立，到决战时期，从主轴上来观察是极为明确的，未曾变动。当时环境，台湾人是日本国民，但内在台湾人则是被视为“本岛人”以相对于“内地人”。这种情况下发展的台湾文学，是“无法被归纳为中国文学的。”
在宣扬这些“文学台独”主张的《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一书的《国家认同冲突下的台湾文学研究》一文里，林瑞明其实是公开鼓吹“两国论”的。他鼓吹在“政治属性”上“也不必然就朝中国统一”，“不必然就认同”“政治中国”。
再就是1996年7月游胜冠的《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和发展》了。
游胜冠将70多年的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全部归结为“本土论”的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而以“发轫”、“式微”、“再兴”、“建构”划分其发展阶段，相对于前此诸公的鼓噪，也算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该书的《绪论》里，游胜冠说到他研究的动机与目的，首先从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说起。他说，“当台湾社会因为特殊历史因缘，分裂为‘台湾’、‘中国’两种不同意识形态时，台湾文学的‘台湾’自我——本土论与‘中国’文学论的对话就一直在相应的时机出现，争执谁才是台湾文学的真正自我。……我们觉得台湾文学‘台湾立场’与‘中国立场’之争，带给台湾文学负面的影响终究要多于正面的，立足点的游疑不安，一直都是台湾文学不能扎根本土，厚厚茁壮的主因”。游胜冠以为，这种“论争虽然涉及诸多议题，但却可以归结到‘台湾文学的定位’这个母题之上，而‘台湾文学’如何定位之所以迟疑不决，难以形成文学界的共识，则台湾与中国分离的历史经验，以及目前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何去何从，这个台湾前途问题之上。面对诡谲多舛历史命运的台湾人，一直以不同立场、不同期待，追问台湾往何去？台湾人的出路在那里？的问题。不同的解答来自一定的历史意识、现实考虑，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也形成了意向不同的台湾文学观。既然同是台湾的一份子，谁都有权表达对自己的未来的意见……站到文学立场来看，所谓的中国立场相较于台湾立场来说，是偏离了台湾现实，此处所谓的‘台湾现实’，意谓：1、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的现实；2、所谓‘中国’已有中国大陆作为代表的现实；3、台湾文学只反映了台湾社会的现实。从这三种‘现实’考虑，本土论以台湾定位台湾文学是符合台湾历史现实的作法，不管台湾未来是不是与中国统一，台湾文学作为台湾社会的产物，既然现实上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台湾当然就是台湾文学唯一的立足点，也唯有‘台湾’可以概括它，以眼前台湾现实上掌握不到，而事实上中国大陆又取得代表权的’‘中国’支配台湾文学的发展，我们觉得是并不切合现实。”由此，游胜冠说，他作这种研究，是要“在台湾前途不定、台湾文学定位不明的迷乱中，以前人的经验智慧结晶，厘清台湾文学的走向。限于个人时间、能力、兴趣及论文的篇幅，本文只能以台湾文学本土论作为关照台湾文学的起点，本文，除了致力追溯战前台湾新文学运动推动以来，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发展历程，从两结（著者按，即‘中国结’与‘台湾结’）的文学论争的探讨中，呈现本土论的理论内容外，也希望能进一步剖析，台湾文学本土论与台湾日据后翻覆乖舛的历史，台湾人寻求台湾出路的构想之间的关系。”
可见，他是十分自觉地把“文学台独”的文学史建构工作和政治上的“台独”联系在一起，要为政治“台独”张目的。
游胜冠对“台湾文学”、“本土论”还作出了自己的理论界定。什么是“台湾文学”？游胜冠说：“为与大陆的‘中国文学’有所有分别而提出的‘台湾文学’，既是分别两岸文学而提出，除了是以地理上的‘台湾’来指称此地产生的文学，当然也肯定台湾文学，在台湾与中国分离的特殊历史经验中，已发展出不同于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而且也承认台湾新文学是日据台湾新文学推动以来，在台湾这个社会进行的文学活动的总称。因为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是两个内涵不同的范畴，所以，以‘台湾文学’这个概念指称台湾的文学。”
什么是“本土论”？游胜冠说：“本土论是伴随文学本土化运动而来的文学论。文学受一定时空条件的制约，是在‘本土’进行的文学活动就应该呈现一定的‘本土性’。‘本土化’是相对‘外来化’而成立的，也就是说，一地的文学若是自然发展，文学的‘本土性’应该不虞匮乏，当然也没有刻意强调‘本土性’的必要。但若在外来文学强势冲击下，丧失对本土文化的信心，使得本土文学‘外来化’，减损了应有的‘本土性’。那么，经过一定历程的摸索、觉醒、寻找文学本土自我，反外来文化帝国主义支配的‘本土化’动向，就会随着本土意识的觉醒而兴起。‘本土化’常常是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反殖民、反支配运动的一环而兴起的。”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6）
什么是“台湾文学本土论”呢？游胜冠的荒唐解说是：“伴随文学本土化动向而来的本土论，是反外来文化的支配，对文学本土化相关命题的申论。台湾文学因为社会内部认同意识的分歧，自日据时代新文学运动开展以来，即存在回归‘中国’或‘台湾’本土的争执，战后，文学界经过几次台湾文学论战，大致上，是以本土化论专指站在台湾立场进行的文学本土化运动，至于民族主义站在中国统一立场所倡导的台湾文学论，虽也强调反帝的本土化走向，但因台湾目前独立于中国之外，民族文学论回归的是和台湾相对立的中国，台湾现实上并无‘中国’可回归，所以本文，不将统派民族文学论的反帝本土论，视为台湾文学的本土论。另一方面，因为日据以后的台湾历史，一直有两岸政权及中国民族主义者主张两岸统一，在这种政治意识型态的宰制下，民族文学论乃将中国立场绝对化，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支流，并据以支配台湾文学走向，这些论调，在本土论者看来，也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中国’事实上也成为台湾本土化所要对抗的对象，所以，台湾文学本土论所谓的‘本土文学’、‘本土化’除了相对于日本、西方等外来文学而成立之外，主要也是相对海峡对岸的‘中国文学’而言的。”
走在这样一条“文学台独”的歧路上，游胜冠研究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只能得出极其荒谬的结论。游胜冠在全书的《结论》部分就说：“从台湾内部多族群的角度来看，所谓‘台湾意识’、‘中国意识’的纠葛，其实只是汉移民的问题，对岛内的原住民来说，并无这种意识纠结的困扰。但因为台湾的历史，一直在汉移民的汉人中心意识主导下发展，所以，‘台湾立场’与‘中国立场’的对抗，一直贯穿整个台湾文学的发展史，即使‘多族群互为主题’的台湾立场提出后的九○年代，中国文学论者仍然在汉人中心意识的作用下，以‘中国立场’对抗本土论者的‘多元主体的台湾立场’，既然这是个历史事实，也是目前仍未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考察这段历史过程，探究两种意识型态所以从台湾社会产生的缘由，以及从台湾与中国分离的这个现实来考量，在哪一种意识型态的主导下发展，能带给台湾社会最大利益，对台湾文学最有助益。考察台湾文学的发展史，台湾新文学运动自推动以来，曾兴起两次文学本土化运动，为什么战前、战后一再兴起文学的本土化运动？战前的日本同化政策、战后因国民党依附美帝，西方外来文化强势侵入，使得台湾文学丧失了民族性、自主性，固然是本土论兴起的主因。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本土论者眼中，‘中国文化帝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