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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台胞成为中国人”，“随祖国的进步而进步”。对于她，还有苏新、赖明弘、王白渊等思想界战士来说，要克服日据殖民地文化的影响，就是“复归中国”，“做主体的中国人”。
第二，1947年—1949年，台湾《新生报》的《桥》副刊发生过一场“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场重要的脱殖民论说”。争论中，欧阳明、杨逵、林曙光、田兵，包括后来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叶石涛，都强调了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课题和建设中国新文学的课题相关相联，强调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战斗的分支”，台湾文学工作者是中国新文学工作者的“一个战斗队伍”，其使命和目标一致。“台湾既（因光复）为中国的一部分，则台湾文学绝不可以任何藉口分离”。这一主张，受到了参与争论的人几乎众口一辞的支持。比如，杨逵就是寄希望于光复之初，“重整旗鼓”，以便“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湾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正是在这样的共识前提下，他们才就人民的文学、新现实主义、台湾文学的特殊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第三，即使到了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时期，叶石涛等人，也还没有改变这种看法。陈映真举例说，叶石涛那时就迭次宣说“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王拓说，“作为反映台湾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与社会的（台湾）文学，也自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作家则是“台湾的中国作家”；李魁贤也说，“当然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陈映真还特别揭露说：“即使陈芳明自己，也要等到乡土文学论战前后才与中国‘决别’。”
第四，“杨逵在《桥》副刊上的文艺争认论上，以及在49年发表的《和平宣言》中，迭次疾言反对台湾独立和台湾托管论。”
陈芳明对台湾新文学所作的三大历史阶段九个历史时期的分期建构中，把1979年—1987年划分为第八个时期，即“思想解放时期”。他在《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里说，在这个时期，和社会变化同时，“文学界也正在进行一场‘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之间的论战。这场论战，也就是坊间所说的统独论战，基本上是乡土文学论战的延续。”他还说，“统独论战”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使台湾文学获得正名的机会”，“通过这场辩论之后，台湾文学终于变成共同接受的名词”；然后，到1987年以后的多元蓬勃时期，就有了从容的空间“重建台湾文学”。
陈芳明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正名机会”呢？他声称：其一，“70年代回归本土”的声音中，“对陈映真、尉天骢等作家而言，本土应该是指中国；但是对叶石涛、李乔等人而言，本土则是指此时此地的台湾。”
其二，1987年解严后，“台湾意识文学的崛起在于批判傲慢的中原沙文主义”、“抗拒汉人沙文主义。”
陈映真义正词严地揭露和斥责了这种“正名”的“台独”实质。他指出，70年代从现代诗论战到乡土文学论战中，文学上左右论争的实质，即陈芳明所说的“台湾意识文学”对所谓“中原沙文主义”、“汉人沙文主义”的“抗拒”，实际上乃是“台独文论”和“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论的斗争。这种斗争延续到80年代以后，即使花样不断翻新，实质上也没有改变。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8）
陈映真的揭露和批判，重创了陈芳明的“台独”主张。陈芳明沉不住气了。在《马克思主义有那么严重吗》一文里，他指责陈映真对他的批判是“在宣泄他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用马克思主义“做为面具，来巧饰他中国民族主义的统派意识形态”，虚掩其“统派立场”。他终于公开把自己放到了陈映真所坚持的“圣洁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对立面上，“统派”的对立面上。这正是陈芳明“台独”面目赤裸裸的自我暴露！论战中，陈映真还严肃地批判了陈芳明在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论说中违背事实的反科学的谬论，批判了他美化日本对台殖民统治和日据时期“皇民文学”的谬论，揭露了他歪曲台湾社会历史和台湾文学历史的伎俩，斥责了他错乱的伪科学的文学史建构史观和分期说法。陈芳明显然感觉到他的“文学台独”言论所面对的挑战和可悲的下场，于是把这种批判一概辱骂成“汉人沙文主义”！
要说辱骂，写《当台湾文学戴上马克思面具》一文，陈芳明更是撕下自己“文学史家”的“学者”面具，对陈映真破口大骂，其面目之狰狞，言辞之肮脏，气焰之张狂，用心之不善，令人不忍卒读。
对此，陈映真在《陈芳明历史三段论和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休矣》一文里再作了一次有力的批驳。针对陈芳明的政治辱骂和人身攻击，陈映真作了令人深为感佩的回答。陈映真写道：
一九六八年我的投狱、一九七九年十月我遭情治机关留置三十六小时，虽然在台湾新民主主义运动史上算是芝麻小事，但许我谦卑地说，对于反对台湾法西斯的民主主义斗争，我是有棉薄贡献的，至少比起机会主义地“流亡”在没有警备总部的海外的“在地左派”和“革命家”们，贡献应该大一些吧。有一点贡献，我就有权利发言。虽然我们追求的民主自由并不止于资产阶级票选制的民主自由，而是广泛生产者讨论和决定共同命运的那种民主与自由。
我一贯主张民族的分裂使民族残缺化和畸形化。反对外国干涉，促进民族的统一和富强，是台湾左派为之斗争的历史旗帜；增进民族团结，共同建设新的中国，是四○年代杨逵先生以来台湾前进的知识分子的重责大任。对这主张，我至今没有动摇过，没有掩饰过。
至于我的“中华民族主义”立场，我自少及今，立场一贯，不曾动摇。有些人，到了三十多岁的一九七八年还在说：“第一，《龙族》同人能肯定地把握住此时此地的中国风格；第二，诚诚恳恳地运用中国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还热情洋溢地呐喊过：“龙，意味着一个深远的传说，一个永恒的生命，一个崇敬的形象。想起龙，总想起这个民族，想起中国的光荣和屈辱。如果以它做为我们的名字，不也象征着我们任重道远的使命吗？”今日，当陈芳明回看在他而立之年的“中华沙文主义”的“病态民族主义”之“虚伪”、“落空”的话语，不知如何自处？在台湾新文学史上，有一条任何意识形态所不能抹杀的传统，即伟大的中华民族主义传统，表现为日据台湾新文学大部分坚持汉语白话作品和一部分以日语写成的文学作品中光辉磅礴的反帝中华民族主义，表现为赖和，杨逵孜孜不倦，坚毅不拔的反日爱国主义斗争，表现为简国贤、朱点人、吕赫若、蓝明谷、徐渊琛的地下斗争和英雄的牺牲，表现为杨逵在战后奋不顾身的合法斗争和长期投狱，表现为以中华民族认同批判外来现代主义文学要求建立民族和大众文学的乡土文学论争。我自觉地以忝为台湾文学这爱国主义、民族民主斗争的伟大传统中微小的一员，感到自豪。以戒严时代的、腐朽反动的辞语扣我通北京、通共产党的帽子，随着大陆崛起的不可遏止的形势，随着大陆发展的实相渐为反动派所不能遮天，陈芳明的反共煽动终竟是徒劳的。
对于见诸《联合文学》的这场“二陈统独论战”，陈映真在《陈芳明历史三段论和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休矣》一文写下了这样的结论：
第一、陈芳明有关日据以降“殖民地”社会——“再殖民”社会——“后殖民”社会“三大社会性质”推移的“理论”，既完全不合乎陈芳明不懂而又硬装懂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生产方式性质（=社会性质）理论和原则，也禁不起一般理论对知识、方法论、逻辑等要素的即便是最松懈的考验。因此，不能不说，陈芳明“历史三大阶段”论，所谓“后殖民史观”不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论、或其他一般理论的基本要求看，都是破产的理论和史观。
二、因此以破产的、知识上站不住脚的“三阶段”去“建构”和“书写”的、他的“台湾新学史”之破灭，也是必然之事。
三、格于战后台湾的思想历史的极限，这次的论争，从台湾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历程上看，大都只围绕在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上打转，许多问题都是三、四十年代一个用功的中学生可以解决的问题，层次不高。这当然是与争议的一方陈芳明在马克思主义和一般历史社会科学知识理论水平之低下密切相连系的。
四、因此争论中由我们提出的比较重要理论课题，尤其是台湾资本主义性质问题、日据以来台湾各阶段生产方式的推移问题，以及与之相应的台湾新文学思潮、创作方法和文学作品的关系等亟须深入、反复讨论的问题，没能产生更深的展开。这自然也和陈芳明的水平之低下有密切关系，只能期待后之俊秀起来接续这些台湾左派当面核心问题的讨论。
五、遗憾的是，这次争论中还是时代错误地出现了企图以反共反华的恫哧、例如类似说我亲共通共的手段，与戒严时代的几次争论中国民党文特的伎俩如出一辙，使争论留下污点。“台独”式反华反共的民粹主义咒语，和戒严时代反共防谍的罗织，无论如何，是无法以之替代真理的。
六、因此，从陈芳明对于我们的批判所做的全部回应，已经明白宣告了他的“历史三阶段论”的破产。为了不必使陈芳明硬撑的“歹戏”连连“拖棚”，浪费《联合文学》珍贵的篇幅和我们的笔墨，今后陈芳明如果没有提出相关的重要理论课题，如果还是喋喋不休地以无知夹缠不已，我们就把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