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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强调，“在文学史上是极为重要的发展”。由此，陈芳明还异想天开地预言：“台湾民族文学的孕育诞生乃是必然的。”就是在这篇文章里，陈芳明还公开宣扬了他的“文学台独”主张：“把台湾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是错误的。”
顺便说一句，陈芳明在为叶石涛和他的《文学界》叫好的时候，还提到了另一个杂志《台湾文艺》。《台湾文艺》是在1964年4月由吴浊流独资出版的，维持到53期时，1976年10月，吴浊流不幸去世，改由钟肇政、钟延豪父子接办，但一直经费不足，最后依靠远景出版社扶助。1983年1月15日，《台湾文艺》80期开始，由医师陈永兴接办，李乔主编。这以后，从100期到1987年1月104期由李敏勇负责，105期到120期由台湾笔会接办，主编有杨青矗、黄劲连等人。陈芳明称《台湾文艺》80期是重新出发。他提到《台湾文艺》在重新出发时发表的一篇“宣言”——《拥抱台湾的心灵，拓展文艺的血脉》。那“宣言”说：“《台湾文艺》是台湾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本文艺杂志，从创办以来，它就一直代表着台湾同胞的心声，扎根在台湾宝岛的土地上，反映出台湾社会实际的面貌。”出版后，编者又强调要“站在民间的立场，传达出本土的、自主的、自尊的斯土斯民心声。”陈芳明也十分看重《台湾文艺》的这一表态，吹捧它所肯定的“台湾文学的本土性、自主性”，“必然铸造作家的意识和思考模式”。
从陈芳明的文章开始，台湾岛内外的新分离主义者，“台独”势力，已经尊奉叶石涛为提出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第一人了。
开始，叶石涛在他的《文学回忆录》里，尽管还有“中国文学”的外衣，还喋喋不休而又信誓旦旦地说，“台湾文学是居住在台湾岛上的中国人建立的文学”，“在台湾的中国文学，以其历史性的渊源而言，毫无疑义的，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环，也可以说是一支流，……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人的文学，它并没有因时代社会的蜕变，或暂时性的分离而放弃了民族性，也没有否定了根本性中国民族文化的传统。”说到台湾新文学的发生，还白字黑字地写着：“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弱小民族的自决的思想解放和中国大陆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讲到“来自祖国大陆的承传”，还振振有词地表演说：“所有台湾作家都因台湾文学是构成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环境而觉得骄傲与自负。我们在台湾文学里看到的是中国文学不灭的延续。”至于他在1977年讲到的“乡土”，他也乔装打扮一番，改口说：“这些乡土色彩基本上乃属于中国的。”然而，叶石涛的伪装，也掩饰不了他的心机。在回忆他和西川满、《文艺台湾》的关系时，在《府城之星，旧城之月》、《〈文艺台湾〉及其周围》、《日据时期文坛琐忆》等篇章里，宣泄了他对后来的人们批判“皇民文学”的不满，为他自己日后大翻“皇民文学”之案埋下了伏笔。
随后，就是1987年2月《文学界》杂志社出版的《台湾文学史纲》（1985年完稿的《台湾文学史大纲》，分别在当年11月和次年2月、8月的《文学界》、12、13、15集上先行发表。1987年成册出书时改名《台湾文学史纲》。）了。1996年7月7日，叶石涛在高雄左营老家为他的《台湾文学入门》一书写《序》时说，他“从青年时代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完成一部台湾文学史，来记录台湾这块土地几百年来的台湾人的文学活动，以证明台湾人这弱小民族不屈不挠的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如何地凝聚而结晶在文学上。”于是，他写了《台湾文学史纲》。只不过，叶石涛写的时候，有难言之隐。这“难言之隐”，在1996年的这篇《序》里，叶石涛说是：“《台湾文学史纲》写成于戒严时代，顾虑恶劣的政治环境，不得不谨慎下笔，因此，台湾文学史上曾经产生的强烈的自主意愿以及左翼作家的思想动向就无法阐释清楚。……各种的不利因素导致《台湾文学史纲》只聊备一格。”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恶性发展的历史（3）
其实，即使是碍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戒严体制而不能放肆地宣扬自己的强烈的分离主义和“台独”主张，不得不言不由衷地讲了许多“中国意识”的假话，叶石涛还是在《台湾文学史纲》一书里顽固地表现了自己。1985年12月，他在《台湾文学史纲》初版本的《序》里就说：“台湾历经荷兰、西班牙、日本的侵略和统治，它一向是‘汉番杂居’的移民社会，因此，发展了异于大陆社会的生活模式和民情。特别是日本统治时代的五十年时间和光复后的四十年时间，在跟大陆完全隔离的状态下吸收了欧美文学和日本文学精华，逐渐有了较鲜明的自主性格。”叶石涛还说：“我发愿写台湾文学史的主要轮廓（outline；）其目的在于阐明台湾文学在历史的流动中如何地发展了它强烈的自主意愿，且铸造了它独异的台湾性格。”果然，叶石涛还是在这部《台湾文学史纲》里喋喋不休地阐明了他所谓的台湾新文学的“鲜明的自主性性格”和“强烈的自主意愿”。
比如，说到30年代初有关“台湾话文”和“乡土文学”的论争，叶石涛偏偏要说，在论争中除了受大陆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之外，“台湾本身逐渐产生和建立自主性文学的意念”；在甲午战败割让台湾后30余年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台湾新文学必须走上自主性的道路，”这是“正确而不可避免的途径”；作品，则“有效于表现强烈的本土性性格”。至于那些“新一代的日文作家”，叶石涛也判定他们“本土性性格愈来愈加强”。
说到二战之后，光复了的台湾，在1947年《新生报》的《桥》副刊上展开的“台湾文学”向何处去的讨论，叶石涛又曲成己见，硬说省籍作家杨逵、林曙光、濑南人等“希望台湾文学扎根于台湾的特殊性，建立自主性的文学”。由此，叶石涛还借题发挥说，围绕这“自主性”问题而存在的省外作家与省籍作家中的见解的对立，“犹如甩不掉的包袱，在台湾文学发展的历史性每一个阶段里犹如不死鸟（phoenix）再次出现，争论不休。在七○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里，历史又重演，到了八○年代更有深度的激化。”叶石涛还说，台湾文学“在三百多年来的跟异民族抗争的血迹斑斑的历史里养成的坚强本土性格”，乃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说到60年代的台湾文学，叶石涛指出，在《台湾文艺》和《笠》这“两种本土性很强的刊物里，人们可以看到，“由于台湾民众与大陆隔绝几达八十多年的时间，台湾实际也发展了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文学倾向；因此，主张台湾文学应有自主性，建立自己的文学，发展自己文学特性的主张也广为流行”。对于1966年由尉天骢、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施淑青、七等生等作家创办的《文学季刊》上发表的黄春明的《莎哟娜拉•；再见》，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和王拓的《庙》和《炸》等作品，叶石涛则心怀不轨、言辞狡诈地进行攻击。在叶石涛看来，黄春明他们的《文学季刊》和小说作品，有意要“迈向新的‘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路程”，可是，“这些新一代的作家不太认识台湾本土意识浓厚的日据时代新文学运动的传统”，却偏偏要去“着重思考”什么“整个中国的命运”，岂不怪哉？与此同时，钟肇政虽然同属于这“新一代的”的作家，叶石涛则对他赞誉有加，说是钟肇政的作品“令他折服”，为什么？叶石涛说，是因为钟肇政的文学世界表现出来“建立台湾文学的使命感”。
随后，写到第六章70年代的台湾文学时，叶石涛兴奋得忘乎所以了，好像戒严时代的“谨慎下笔”也顾不了许多了。他以为，“乡土文学”的发展，70年代已经“变成名正言顺的台湾文学，”而且“构成台湾文学主流”了。而这种“乡土文学”，叶石涛暗藏祸心地说：“它注重地域性（regionalism）色彩的表现胜于国际性性格”。
叶石涛在这里说的“国际性性格”这五个字，是耐人寻味的。
原来，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中，和“台湾意识”相对立的陈映真、王晓波、张忠栋等人，一再坚持的是“大中国”的意识，言之凿凿的，无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论“乡土”也该认定台湾和大陆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乡土”，在“中国文学之大传统”里，台湾乡土文学的“个性”也是统一在中国近代文学之中，成为它光辉的、不可切割的一环，等等，除了“中国”，陈映真等人论台湾乡土文学没有涉及任何一个别的什么国家。现在，叶石涛偏偏要说什么“国际性性格”，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国际性”，究竟指的哪个国家？究竟是哪个国家对台湾而言变成了“国际性”的关系？而且，就构成“国际性”关系而言，“台湾”不也成了一个“国家”？于是，我们看到，叶石涛的“台独”尾巴就这样露出来了！这一点，叶石涛是抵赖不了的。他在1977年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里，曾经指出，台湾由于它的地理的、历史的条件，在精神生活上，有台湾的特点，同时也有中国的一般性格。8年后，他这“国际性性格”分明就是“中国的性格”的同义语。后面我们还要说到，再过10年，到1995年，他就直言不讳地把中国说是“外国”了。看起来，叶石涛是漫不经心地在大段的行文中写进了“国际性性格”这五个字，他其实是在用心险恶地埋下“文学台独”言论的一颗定时炸弹！
基于这种忘乎所以的兴奋和对于戒严时代要“谨慎下笔”的戒备心理的松懈，叶石涛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顽强地表现自己心中的分离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