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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美，供给亿兆人民之食物而不竭，即此一端，已足证明华农技术之优良。世界各国从未有能如中国维持其国家独立及文明至如此之久远者，此等奇异成绩，平心论之，农人之功实居大部。无怪乎中国人论四民，农民地位仅次于士也。”但白斐德同时也指出，中国人口众多，衣食原料的需求已呈急切之现象。近二百年来，欧美各国农业已能利用科学方法，而中国农民尚在默守成法的时期。中国如果想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以生存于世界，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应用科学以改良农业。中国农业上的问题非常复杂，困难极多。“所愿国家与人民能确认此种问题之重大，尽力图谋，毋稍畏难苟安至求得适当之解决办法而后止耳。”
白斐德所论从中国的土地到人口，从农林经济到社会生活，从家庭工业到乡村…工业以及城市化问题，涉及中国农村的方方面面。特别令人深思的是，白斐德特别强调中国农民与中国政治生活的关系。他说；“中国真正有共和之希望，须先有生计宽裕智慧开发之农村乡民。”他认为，如果省议会不能通过有益于农民之法律逐渐施行，则中国农业终迟迟不能进步。为此他建议：
一、省政府担任教育儿童经费，充分补助成人农民之教育。规定充足之经费，举行各种农业试验。
二、照科学方法从事农业测量，举行清丈。
三、统一田赋。规定征收荒租税，废止厘卡，因此制使农产转运，随地随处均须纳税，无异敲剥农民。
四、禁止动植物病虫害之输入，及防御国内病虫害之散布。
五、订立章程，奖励创设农业银行及各种农业组合。
白斐德的这些建议，特别是对保护农民的一些根本措施，在今天也还有启发意义。他在关于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诸多办法中，首先强调两点：
一、提倡农民组织，专为农民本身谋幸福之会社。
二、 联合政府中之行政及教育机关，与社会中之商会铁路协会及其它重要会社：，为一强有力之组织，以便实行或建议各种重要事业。襄助农民之自助。
白斐德认为需要建立“农夫社会”。他解释说，二十世纪是团体组织活动的世纪，所以“农夫社会”的组织要尽力提倡，世界之农民为最后应用团体主义活动的人。他说：“晚近欧洲各国及近今美国，凡农民团体之组织愈完善则农民与国家愈获其利，欲求得正当之教育及信仰与自助农民，须先有集合之力量。如农民有组织展览会，即表示其能力之一种。惟思攫取农民利益者，反对创设此种团体。然政府及优秀之国民，宜鼓励襄助农民从事组织。现在中国极少农村领袖，即在各国，亦犯此病。故为今之计，明达之代表，莫如先求之于受高等教育者，或求之于洞悉农民需要者及热心襄助农民之商人中。”他认为，除“农夫社会”外，还必须有农业讨论会。合政府代表、农会代表及教育会代表、商会代表并个人之留心农业者经组织之。农业讨论需努力草订各种改良农业计划，并须妥筹方法，使得一一见诸实行，不啻为解决中国种种农业问题之总机关。该会考虑及计划事务，均须从大处着想，并于必要时，能代表全国农界发言。
对于中国农村的教育，白斐德特别建议要做到两点：一是凡乡村儿童所受之义务教育，亦须与城市儿童所受者，其优美之程度相埒，并须合乡村之特别情形。二是训练各种阶级之农业领袖，其能力足以胜任而其志趣又极坚决，愿为农民解决种种问题者。
白斐德认为，乡村教育在中国至为重要，是改良中国社会的基本措施。他说：“乡村小学为以后五十年中教养三万万人民基本教育之惟一方法，其事业之伟大，可供政治家之运筹，其问题之重要，可警觉人民之爱国心。虽此区区之乡村教育，几为将来真正共和国家之关键。”
白斐德在意见书的最后，单列一节“对于中国农业及农业教育切要之建议”，其中第四条即为“组织全国农业会及永久之农业讨论会，以讨论发展全国农业之计划，并研究实施之方法。”白斐德专门对中国农业领袖的问题做了说明。他说：“中国之贤达，注意农业者甚少，但今文明各国，农业已为经济家公法家政治家商业家之事业，而商业家尤为注意。倘中国亟需振兴实业，此种事实，亦必相应而至。希望中国有经验之领袖人才，共起而解决中国之各种复杂重要之农业问题，农业政治家确乎为今日中国必不可少之人才也。”
我读这份历史文献有一个感想，就是早期中国政府和负责农业问题的专家，都特别强调政治制度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良性发展。对中国农业的基本思考，必须注意充分利用民间社会的力量，在政府之外，为农民领袖的成长和相关的农业组织留出空间是必由之路。另外，中国农业问题的解决，必须借鉴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经验和教训，对后发现代化社会里中的农业问题，要有容纳世界农业专家意见的胸怀，这一点对今天的政府尤其重要。还有中国的乡村教育和农业教育都应当给予特别注意。虽然中国今天的社会结构与八十多年前已根本不同，但八十多年前中国的经验，今天不应当忘记，对于早年西方农业专家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所做“制度设计”中包含的历史经验，我们还是要倍加珍惜。
看这份材料时，我还想到了冯和法编的《中国农村经济资料》（1933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冯和法是中国有名的农业经济
学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印象中他和薛暮桥合作出过一本书，但记不起来了。改革初期，薛暮桥的书影响很大，所以有印象。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中国早期农村的真实生活状态。这本书在1935年还出版过一个续编。
这本书主要是当时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学家和各种相关机构的调查材料，编者只是根据一定的体例把这些材料编在了一起，但编辑水平相当高，如果没有对中国农村相当的了解和认识，是编不出来的。书后附有索引，非常专业。可以这么说，中国早期有关农村的所有问题，这本材料都涉及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三农”问题，虽然具体问题不一样了，但在深层，还是那些问题，比如土地制度、农民的迁移、租佃制度和农民负担等。
我看这本书的一个突出印象是，早年中国的社会学家，很少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中国农村的情况，他们只是从各种制度以及制度的好坏来看农村的问题，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对农民保持了十分的同情，但他们极少提出过用激烈的土改方式来改变当时农村的基本社会结构，他们比较集中的一个看法是发展工业。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南北差异很大。北方的农村和江南的农村，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不具体分析，是很难说清楚的。比如就佃农和自耕农的情况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北方的自耕农比例远大于佃农，而江南却是佃农的比例高于自耕农，原因一是土地较少（江南农村的公田较普遍），二是有了一些工业和商业，有土地的人不再把精力用在土地上，他们把地租给了佃农。所以那种在农村划分成分的作法，是极不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
当时中国的社会学家，没有一个人否认农村中有剥削，但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非常复杂。书中有一节讲陇南农村的情况，用了一个社会学家的调查，其中说：“我们陇南的佃户，与别的地方的佃户有大不相同的所在。他们所种的田不够时，才去种地主的余田；所以佃农一方面是自作农，换言之，自作农就是佃农，两者之间，是无甚分别的，完全作佃农的怕没有十分之一哩。他们所受地主的苛待，比较的完全佃农所受的束缚是轻得多了。
至于他们对于地主，也有极好的感情。到青黄不接的时候，佃户还可以往地主家借贷食粮，等到秋收以后，方始偿还。倘地主家里有什么大工程发生，佃户可以随时去帮忙工作，那怕就是十天二十天，他们也是极欢欣鼓舞的干，并且不受工资。所以地主与佃户间的感情，极为融洽，彼此之间，虽微有蒂芥，地主是能原谅佃户的。
再说地主与佃农分益的情形。他们到收获的时候，有在田中当面与地主均分的，有上场后与地主只分种子的。其分配方法：有四六的，就是佃户得六而地主得四；也有均分的，地主与佃户各得二分之一，这完全视地主的宽吝为正比例。至于田赋的负纳，大概由地主代纳，与佃户是无涉的，但也有因佃户种的田太多，或因特殊的原因而两家分纳的，那就成了例外了。”（1156页）
类似的情况，在这本材料中还有很多。对于中国早期农村的社会结构，看来还是要多相信社会学家的调查和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并不像我们过去认为的那么简单，所以一些反映土改的小说，明显夸大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差异，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如果一个地方始终处在绝对的对抗状态，那它维持的时间怎么会长久呢？
是“冲击一回应”还是“中国中心”
■ 吴小龙
美国史学家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在中国出版已经十余年了。这是一本很有分量也很有影响的专著，出版以后，得到了不少积极的回应，他对美国史学界在中国研究中的传统观点的批判颇为论者所关注，甚至于，“中国中心说”流行之后，柯文先生所反对的“冲击一回应”说、“传统一近代”说和“帝国主义说”也渐渐不见提起了，何也？因为柯文给它们贴上了几个标签（我们就不说“戴帽子”吧）：“明显的西方中心偏见”、“美国史家思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