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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对过去所流行的这三种模式的批判相当严厉：“这三种取向都明确地（如资本主义模式）或隐含地（如‘冲击一回应’与‘近代化’模式）坚持认为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任何重要变化只可能是由西方冲击造成的变化，或者是对它的回应所导致的变化。这样，就排除了真正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近代史的一切可能。”在费正清的模式下，是否一切都“只可能是”以西方因素为主，具体分析中国现实的“一切可能”都不存在，这话恐怕说得有点绝对。反之，柯文认为，一旦从“中国中心观”出发，人们则可以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历史其实一直有一条“剧情主线”，甚至于能够“奇妙地发现”，“在1800或1840年，这条主线完全没有中断，也没有被西方所抢占或代替，它仍然是贯穿十九乃至二十世纪的一条最重要的中心线索”。具体说来，柯文认为“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十八世纪和更早的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的增长和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诚然，中国历史有它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近代以来西方势力的入侵并不能使这些“本土问题”归于消湮无踪，而且它还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程度不同地起着作用——近年来美国史家和中国史家在对它们的关注和研究上都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强调本土问题的存在和影响是必要的，而把中国近代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后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说成是自十八世纪甚至更早就延续而来的“内在结构和趋向”的结果则又似乎太过了——这倒隐隐约约让人想起了我们自己曾有的一个提法：若非外力干扰，中国社会也能沿着自己的内在规律“缓慢发展到资本主义”。这两者的设定是一样的：有这么一个固有的内在结构、趋向、或“规律”，只是结论不一样：我们说这个过程已因西方的侵略而被打断了，而柯文说它没有“中断”。
我看，一条没有中断的“剧情主线”的假设，是和西方冲击改变了一切的说法一样成问题的。诚然，更多地关注中国社会的固有问题和内在矛盾，而不是简单地把一切归因于“列强”，确实有助于对许多问题探讨的深入，由此也已经取得不少进展，比如：更多地揭示农民起义发生地人口、土地、资源的压力和地域特点；把改革运动更多地与“国内改革传统”联系考察；探讨反洋教运动所隐含的绅权、教育权、官僚的权威、会党的密谋等。但是，超乎这一切之上的，还有个时代问题，或者说，那些固有矛盾的语境转换问题。假定我们如柯文所要求的“转而对中国历史采取一种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向”，那就更不能回避，中国这个“中心”当时所面对的中心问题，却恰恰正好是西方列强的存在和东来，及其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正好是如何“回应”这个“冲击”的问题——它确实构成了百余年中国上层人土和知识精英思考的“中心”。正是我们自己，近代以来始终把这“回应”当作一个首要任务的。看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上世纪初的中西文化讨论中的言论，再上溯晚清士大夫中“睁眼看世界”的那些人的忧虑和言说，乃至李鸿章等人对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触和震骇，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关注表象背后的“实质”——“内在结构和趋向”，当然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任务，但这种关注似乎不应该导致对前贤们在历史进程中所进行的理性思考的全盘忽略和否定。而上述所有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这些人物，在自己的主观意识层面上所最为关注和最费苦心思考的恰恰就是如何应对这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比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的提出应该是早得多了。当然，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我们也发现，确实有很多思想、行动，其实不属于“对西方作出的反应”，而只是对自己固有问题的反应；但问题在于恰恰是中国人自己，把这一切都看作“回应”——它有种种原因：出于文化隔阂的误会，出于派系政争的蓄谋，出于心理的需要、宣传的需要、社会动员的需要、或者意义追求的需要，等等。这种状况的长期延续，使“回应”成了中国人的一种解不开的情结、避不开的语境——直到现在，我们在自己的种种举措中，不是时时、处处都还体现着一种“回应”心态？
由于过于执着于自己的新模式，柯文在论述过程中的某些提法，似乎也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比如，他认为，“作为整体的西方”，“从来没有对任何社会产生过任何冲击。”他为此举例证明，十九世纪远离西方到中国的传教士，“本来就很有可能不是典型的西方人，而且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后，肯定会变得更加不典型”。尤其是这些人来华后学中文，采纳中国的一些风俗习惯，在新的环境接触交往中开始经历一个文化混杂的过程，柯文认为他们更不是单纯的西方人了，而变成了“在中国的西方人”（Westemer in China）。而且当西方的制度经由中国的改革家予以倡导时，与西方冲击的发源地又远隔了一步，柯文说，“在当时情况发生时，西方冲击和中国的各种人物与政治斗争绞成一团，构成一个难解难分的网络。”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环境，柯文称，“冲击一回应的传统分析框架是否能起作用就大成问题了。”
西方人和西方模式在中国环境中发生的变化能说明他们不代表“作为整体的西方”对东方构成了“冲击”吗？我以为未必。无论“西方”本身怎样自相矛盾、扑朔迷离、错综复杂（这些对于其本身的研究者来说，当然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但是对于当时尚处于自我封闭和对外隔绝状态的东方世界来说，它就是一个“作为整体”的存在和象征。且不说百余年前对其知之不多的国人只能把它视为浑然一体（一如其时西方人之视东方），即使对西方的了解到了知其所以然的更为深入细致的阶段，对于东方文化、东方价值系统、东方社会来说，“西方”也仍然还是一个与自己非常不同、相当对峙着的异质存在。当然不能始终只是泛泛地、笼统地、大而化之把它与东方文化、东方社会对举并列地谈“西方冲击”，而必须具体区分其各部分在此“冲击”中的不同影响和作用（真正的学术研究的空间也正由此展开）——但是，由此否认“西方”对“东方”构成了整体性的冲击，从而想在“东方”自身内部去寻找、发掘出一种可以取代“西方冲击”的内部动因，却显然不符合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从民众到文化精英）的心路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如何“回应”西方（包括如何继承、延续、振兴自己的传统文化，其实也都是为了作出一种有力的“回应”），始终是中国人或明或暗、或隐或显的面对的一个设问和挑战。
柯文在他的书中表示惊讶，“真是怪事中的怪事：局外人向一种局内的观点靠拢，而局中人却坚持外来因素的极端重要性”。他怀疑这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对西方入侵的一段经历记忆犹新，积怨未消，就很难接受一种冲淡帝国主义在他们过去一百五十年历史中的作用的估量”。这或许未必。对于中国的“局中人”来说，尽管可能有些人还不能完全排除“积怨”之类的褊狭心理，但近二三十年，中国史家的自省或许并不比美国史家少，对于理性的研究者来说，对“冲击一回应”之类模式的潜在认同不单是一种习惯，也还包含着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感悟和对现实的思考；无论如何，中国在近代所遭遇到的西方冲击是把这个民族推出了其自身逻辑的既定轨道的——无论其固有问题是否延续，如何延续，或者是“中断”，超乎这些之上的始终是如何应对外来冲击的问题，而且，随着经济、政治、文化上与世界的联系的日益频繁密切，这个问题继续存在，没有随着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的过去而消泯，甚至于更加凸显，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心态，使百余年来的中国人始终像在面对着一个太强有力的参照系。这其实也并非是一种虚构，二三百年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本来就是（或者说，不得不是、必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里对此不是有着经典的表述吗？无疑，这个所谓“西方中心说”中已然包含着严厉的批判：世界近代史上这“西方中心”的二三百年是充满了“血与火”的。现在“美国史家”对此进行自省和批判，否定“西方中心说”，多少说明了他们更加走向成熟，更加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且倡扬多元文化的原则，也说明了他们力图超越旧模式——“思想上的帝国主义”——的努力。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在这同时又以别人是否接受他们的新理论来判断别的“局中人”是否已经成熟，岂不又是一种“帝国主义”心态了吗？
三个成吉思汗？
■ 杨风华
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是东方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