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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无力出现，为了维护记忆中的完美，他也不能再度出现。在让娜·莫罗以杜拉斯的身份发出的苍老声音里，对于圆满和美好的向往使我们迫不及待就接受了这个结局，轻易就忽略了这样的可能：那男人真的来过电话吗？他表白过吗？他表白，是因为他认为表白的意义非同一般吗？或者他也念念不忘对着那一段往事？
这个姗姗来迟的却是举足轻重的电话重新定义了曾经的一切，在杜拉斯日后纷纭的生活中排斥了所有的秩序，只留下曾经为这东方男人编码过的记忆，被识别和甄选出来，成为记忆中无法超越的高度。一个男人选择了一生所爱那样一些沉重的词语，经过漫漫时光才组合出这样的表白，是否还可以企图什么呢？但是企图在这个表白的时刻已经意义尽失了。
他们相互选择、相互确认，在恰到好处的时间里，在已经不再有其他可能的时间里，相互抵达，将意义赋予早巳流逝的身体的狂欢：就这个意思说来，恰恰是时间的自然断裂成就了他们，最后的词语召唤出情爱体验的幻影，仿佛它们仍然焕发生机；其中的人，依然是并且将永远都是，情人。
探讨另类发展的可能性
甘地对现代化的反思
VindRaina（物理学家、“全印度民众科学联网”核心成员）：
在开始谈甘地对现代化的看法之前，我想先谈一个问题。作为社会行动者，我们有时候可以很方便地用一些伟大的人物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但是作为学者或者知识分子，我们需要把伟人说过的话放在当时的情境里面，看他的整个思想脉络。无论谈甘地、毛泽东或是马克思，都需要这种态度。
当谈甘地和现代化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甘地反对英国的殖民者，但是他的思想却是在英国形成的，这就需要他改变他以前整个思想得以形成的那整套观念。因此，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甘地的思想中有很多矛盾和引起争议的地方。
甘地写的第一本书谈的就是印度的自治。他在《印度的自治》这本书里谈了印度发展的前景。甘地初期的著作较少系统、理论的分析，从他整个思想来看，他对于西方的一些东西是非常有保留的。例如，对于西方的科技，民主议会制度，还有西方的一些价值观。但是，如果我们比较深入地了解甘地的一些想法，就可以看出，他对西方的一些东西表示冷漠，并不是出于他与西方的矛盾，而是从其他方面得出来的。甘地很多时间在乡村，他的看法是：印度的未来并不在它的城市，而是在它的村落里面。这个最基本的前提影响了他对各方面的看法，例如他就觉得，印度政治应是一个由民众直接参与的民主的制度。而且，对他来说，这种民主政治更重要的并不是国会这种上面的层次，而是村会，就是乡村里面的代表会，乡村的代表会是政治制度的基础。
甘地提出地方自治的一个看法是，在乡村一级民主选举、民主参与的同时，需要发展地方自己的经济系统，使生活上的一些必需品可以在本地生产、消费。这样以乡村为中心、为基础，一个村一个村的延伸出去。这种延伸可以是和谐的和平的。1945年，甘地写信给尼赫鲁说，他认为没有任何社会制度可以去除一个集中化的制度本身产生的负面的东西、负面的效果。他的基本的提法是：我并不反对各种科技的发展，但最主要的方面——生活必需品，一定要能在本地生产，满足需要。
最近的十年、二十年以来，全球化过程中产生出的很多东西，逼迫我们一定要重新寻找不同的看法，甘地是一个很好的资源。甘地当年谈的那种集中化的生产，现在已经是全球化了。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我们也比较清楚地看到，全球的政治权力也慢慢集中到美国那里。在印度，中产阶级有一些获益，但是农民、工匠很多被迫离开家园。这些人的数目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这些情况实际上印证了甘地的说法，暴力内在于集中化的制度里面。
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一些资源，包括甘地、毛泽东的一些看法，从他们的思想资源中，可能可以找到另一些东西。甘地和毛泽东有一些不同的方面，但是有一些方面可能是共同的。
汪 晖（清华大学教授、《读书》杂志执行主编）：
大概在六年前，我在香港听VinodRaina讲过人民科学运动，后来《读书》曾经介绍过这一运动。在Vinod Raina作报告的时候，我一面不断地想着他所讨论的甘地，另一面也不断地想到近代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参加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好像是在1906年前后，鲁迅的老师章太炎从狱中获释，来到日本，主持《民报》。这个时期，章太炎学习梵文，研究佛教和印度教，与一些印度的知识分子交往，共同组织了亚洲和亲会。这个过程对他的思想曾经有过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在1905到1907年这个时候，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在展开一场有关革命与君宪的辩论，章太炎是当时同盟会的重要的领袖人物，同盟会机关报的主编。就是在推动当时的革命运动的同时，他提出了一些在整个中国早期革命运动当中非同寻常的想法，引起了革命党人内部的争论。比如他一方面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但另一方面，他在发表的文章中，激烈地批评民族国家，这是他的很重要的也好像是很矛盾的一个观念。他支持共和一派的革命运动，但对当时的美国、日本的议会制度给予非常激烈的批判。在他的影响之下，在1907年前后，像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曾经对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西方的所谓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过程，给予非常激烈的批判。到1911年第一次中国革命爆发的前后，章太炎发表论文说，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民国的话，革命党就应该解散，革命的军队也应该解散。他当时提出的一系列的看法在革命党当中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议和批评。从他的思想的方向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11年革命前后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当中，是包涵了一个与刚才Vinod Raina谈及的思考类似的重叠的部分，一个相似的因素。
我再举另外一个后来在当代中国影响更大的知识分子，现在经常被说成是所谓自由主义者的梁启超。事实上，他的思想比一般我们所讨论的自由主义更复杂。在1902年以后，他曾经发表文章讨论地方自治。当时与他一起讨论地方自治的是他的老师，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康有为。康有为一方面强调中国不应该发生分裂，但另外一方面设想将自治权放在最基层的这一层级，而不是在行省这个层级。他觉得，如果在行省这个层级来实行自治的话，会复制出一个新的国家的逻辑，也易致分裂。因此，这个权力应该放在最基层的乡村的或者是非常地方化的这样一个制度里面。如果参照他们的其他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关地方自治的思想是和儒家知识分子长期思考的乡约、学校等制度安排密切相关、一脉相承的。
因此，在他们的视野里面，在他们早期的政治思考当中，也包涵了与Vinod Raina讨论甘地思想时的一个类似的逻辑，关于这个逻辑，刚才Vinod Rmna说，甘地对社会的未来和模式的想象不是从城市出发的构想，而是从乡村的想象里面来的。他对很多现代性的批评是从这样一个想象方式里面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思考里面，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国的思想家那里，特别是二十世纪前期的、早期的思想家那里找到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可是我们当然也都知道，在中国近代革命过程当中，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一次一次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相继出现，虽然许多知识分子继续探索乡村自治的道路、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并对整个现代过程给予一个反思性的或者是批判性的思考，比如说像梁漱溟；但更具有支配性的是另一个基本上越来越深刻的进程，即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国家建设框架中的进程。如果我们比较毛泽东与甘地的思想，如果我们也像Vinod Raina对甘地的理解那样，不但把他视为政治家，而且也视为思想家的话，他是一个高度重视乡村运动、农民力量的人，他不断地倡导和要求人们包括城里的人、知识分子去重新思考乡村，甚至接受乡村再教育。但是，另一个方面，当他制定一个现代化的方案的时候，很明显，乡村变成了一个通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通向现代的通道。所以最终他的理念不再是完全基于乡村的，而是以工业化为重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毛泽东的思想比我们想象的恐怕要复杂许多。我觉得一方面，在这样一个现代化运动当中，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走了这样一条道路；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内在的一些矛盾，他的一些不断的思考，包含在他对乡村医生、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这些实践的倡导之中。如何理解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这个意义上，重新比较印度的经验和中国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重新思考甘地当时的讨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的改造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自己对甘地没有任何研究，可是因为要来扮演一个讨论者的角色，所以就去读一点关于甘地的书，其中最重要的是甘地的自传。从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来阅读甘地自传的时候，我有两点非常强烈的印象，一个是我发现甘地的整个的论述（Vinod Raina刚才作了分析，放在跟西方知识和生活方式的某一种对比当中来形成这个分析，给我很强烈的印象），他反复讨论的那些问题，完全是从个人的日常经验出发的，比如说他讨论了自己的家庭问题，包括婚姻、素食等（例如，他谈论不吃荤菜的过程很有意思。在开始素食之后，有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