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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后，江苏高等法院宣判陈公博死刑。并告陈公博如有不服，可以书面形式向最高法院上诉。陈公博听到宣判，脸色一灰，语无伦次地说：“本人在公审时，即已声明决不愿申辩及上诉，当时所以向检察官答辩，乃求内心之安定耳。感谢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所言的一切，可表明本人身体清白，人格清白，故本人无论被判何刑，均以绝对服从之态度接受，决不再行上诉。”
陈公博昏头昏脑的一席话，并不证明他有某种骨节，而实在是他知道自己罪极无赦，实在是出于无奈。他对探监的儿子说：“提到政治我真有些伤心了。为了办政治，你的祖父卖尽家产，结果弄得锒铛入狱。我为了政治，今天也免不了身入囹圄。干儿，以后你干什么事都好，只是千万不要再干政治。你要牢记！”
囚室放风时，为了安慰他，褚民谊对他说：“我知道你是死刑，我自然也是死刑。”陈璧君也凑上来说：“那我自然也是死刑了。”其实不用安慰，既然横竖逃不过死罚，那就每餐吃三碗饭，照常写字看书。
6月3日晨8时许，苏州第三监狱的囚室照例按时打开，囚徒们鱼贯而出，到院子里散步。陈公博应典狱长之求，为其写一幅对联：“大海有其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正当他以博大与从容的姿态，写剩三个字时，忽发现几名法警已立于身后。是死期了。写毕最后三个字，他回到自己的囚房，点燃一支烟，换上蓝布长衫，玄色丝袜，黑色皮鞋。做毕，他取出一把常用的茶壶，走到陈璧君的囚室，向她鞠躬，送上茶壶留作纪念。旋又去同褚民谊诀别。来到法庭，陈公博给家属写了一封遗书，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搁下笔，他与在场的法官法警们一一握手。进入刑场，问哪一位是行刑的法警。法警周本范自报，又握手。旋即背立。枪响。陈公博倒地抽巴起来。同是大汉奸，同样被判了死刑，陈公博等不得减刑，而周佛海能。
周佛海抵达南京宁海路军统看守所的当晚，当局即令其写“自白书”，交待汉奸罪行。随后连续对他进行了5次侦讯。1946年10月21日在朝天宫进行公审。11月7日，南京高等法院宣判周佛海死刑。周佛海提出上诉，仍维持原判。其老婆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亦被驳回。
这一段时间里，杨淑慧为了保住丈夫的性命，可算是费尽了心力。她四面奔走，八方求援，找遍了国民党实力人物和军统头子；还曾破费金条，托庞炳勋、孙殿英这些投敌将领，给周佛海出具“于抗日有功”的证明。事情毫无转机。
按国民党政府的法律，抗告被驳回24小时后，罪犯即可被拖出去执行。就在这个时候，杨淑慧拿出了最后的一招，果然使情势发生逆转。
杨淑慧找到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机要秘书陈方，气急败坏地说：“如果佛海真有个三长两短，也别怪我杨淑慧不仁不义！”
陈方连忙问：“你是什么意思？”
杨淑慧说：“蒋先生曾有一封亲笔信给佛海，信上有这样的话：顷闻君有意回头，不胜欣慰；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君今后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望勿过虑为要。信的末尾没有署名，只写了‘知名不具’四个字，这是蒋先生的亲笔信，佛海认识他的笔迹。我给这封信拍了照，原信送至香港银行的保险柜封存。如果佛海真的被枪毙了，就不要怪我撕破脸皮了。我要将信公开发表！这样世人就会看清蒋先生的政治道德和信用了。”
群奸被钉上耻辱柱（2）
陈方劝住了杨淑慧。大年初一，陈方上门给蒋介石拜年，说及此事。蒋闭目沉吟好久，才点了一下脑袋，嘱文官处行文司法院，答呈国府，给周佛海减刑。
经数度公文来往，由陈布雷和陈方再三润色的《准将周佛海之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令，以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中正的名义下达。
与其说救了周佛海一命，不如说让他多受了几天罪。一年之后，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日夜伏在床褥上哼哼，哀叹自己“还是死了好”。2月28日，周佛海在老虎桥监狱的囚室中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口鼻流血而亡。一说周佛海为人毒杀。
大王死，朝臣灭。夹在陈公博与周佛海的死期之间，乱枪响处，竖起了一根根焦黄的竹杆，挑着孤零零的招魂幡。
褚民谊是个风流丑角，当上大官后，凭着一时的冲动，常在大众广庭之间踢毽子。有一年开全国运动会，华南选派的一名游泳女选手漂亮而风骚，俗称“美人鱼”，撩得褚民谊按捺不住，竟将自己收拾得油头粉面，为“美人鱼”坐的马车执鞭拉缰，游览南京名胜。1942年出任汪伪驻日大使，日方大灌迷魂汤，组织了50万人到神户码头迎接，他整日拱着手四出拜会，还拜晤了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紧跟着陈公博，一枪从他的背部打入，这个太极拳高手在地上翻腾着打了最后一出太极拳，仰天摊手，做了最后的收势。
帆布行军床把王揖唐抬到法庭公审。听到审判官的声音好生耳熟，他睁眼一看，立马从帆布床上挣扎着坐起来，喝斥道：“何承焯，你这个小汉奸！哪有小汉奸审问大汉奸之理？”几句话轰跑了主审法官。延宕了些时日，他被用竹编躺椅抬到监狱后院，声泪俱下地大呼着“求蒋主席开恩啊！”连中七粒冰冷的子弹。
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梁鸿志口念“年到六十四，行步移法场”，脑后枪响，两颗门牙从他口中弹出。王克敏在北平炮局监狱服毒而亡，齐燮元在此被枪毙。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先后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伏法。丁默邨在苏州狮子口下地狱。杨揆一、胡毓坤、姜西国、姚锡九等军事汉奸饮弹雨花台，错落着栽倒在荒草乱石之中。受庇护者如伪天津市长温世珍，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处以极刑。
这一伙丑类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耻万年。
第十章 重塑生命
从铁窗生涯重新开始（1）
抚顺 沈阳 太原1950——1956
孙明斋的脑子里燃烧着家乡山东海阳县的熊熊大火。日军举着火把、端着刺刀横冲直撞；他家的房子在烟火中倒塌了；一只狼狗把他舅舅扑倒在地，咬断了他的气管，又撕碎了尸体；邻里一位抗日战士的母亲被刺刀捅死，心脏被兽兵挖出来吃掉……他站在这人间地狱的边缘，眼中满含仇恨的泪水，双拳越攥越紧，一扭身参加了八路军抗日武装队伍。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你要完成好任务！”声音仿佛很遥远。孙明斋点点头。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把他送出了自己的办公室。
返回的路上，他努力回忆着汪部长的话。汪部长说：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有一批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将移交我国。中央决定成立抚顺战犯管理所，部里派你去担任所长。想着想着，熊熊大火又在脑子里燃烧起来。
两个多月后，也就是1950年7月中旬的一天，哈巴罗夫斯克俘虏收容所的969名日本战犯来到一个四周都是农田的小火车站，登上了用运粮货车改装的囚车。火车开动了，战犯们都拥到了两个带铁栏杆的小窗前。火车是在向西开。原来不是遣返回国，而是被解往中国。像土耳其蒸汽浴室一样闷热的车箱里汗水汹涌。
火车穿过一个短短的隧洞，驶入中国的边防小镇绥芬河车站。车站一旁的小山上有一片茂密的小橡树林，寂静中传来蝈蝈的鸣叫声。战犯在这里换乘了中国的旅客列车。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也在这里转车，被押解回国。四天后的傍晚，列车在旧抚顺城外的一个小车站停了下来。
战犯们走过一扇巨大的铁门，进入一个四周围着5米高墙的院子。大村忍在跨进大门时，目光正巧与孙明斋相遇合。他连忙垂下了脑袋。他原是这座前伪满监狱的典狱长，熟悉这里的牢房、刑讯室、绞刑室和杀人场。有一间半人高的黑屋子，厚厚的墙里外各三层，叫做“镇静室”，当年那些顽固的中国人和朝鲜人被关在里面，连坐都坐不起来，活活地被闷死、饿死、折磨死。阴飕飕的一股凉气顺着大村忍的脊椎骨直灌到脚跟。头戴战斗帽、佩带着中将军衔的59师团师团长藤田茂，噘起仁丹胡朝大村忍轻蔑地嗤了一鼻，昂着挺胸地超了过去。
大村忍很快就会发现，这里已经过了全面整修：新建了礼堂、医院、澡堂等娱乐、卫生场所，监房中都安装了暖气等生活设施。所方给战犯发了新衣裤，还发给他们已经有几年没有使用过的牙刷。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传统和方式，对战犯开始了繁重的改造工作。
也许是粉刷工人的疏忽，监房的墙壁上残留着中国人用血写的遗书和口号，还有一幅笔迹粗硬的画：一个怒目圆睁的抗日战士高举大刀向惊恐的小鬼子砍去。有的战犯在院子里捡到了报纸，《鲜血染红白雪的三肇惨案》等标题燃烧着仇恨与怒火。绝望的情绪像寒冷的季节一样袭击着战犯们的灵肉。暖气锅炉房在他们的眼中成了焚尸房，医务所成了细菌实验室。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生病时，疑心病号饭是杀头前的“送命宴”，盯着碗里的鱼，抹着眼泪自哀自叹道：“败战之将不如兵，盘中之鱼随便夹呀！”
胆小的像风前的烛火在颤抖。禀有武士道精神的战犯开始用各种形式进行对抗：他们故意多打饭菜倒进厕所，把所谓粗劣的饭食保留下来，说是要向联合国控告；向他们广播时事，他们用棉花团堵上耳朵，拒绝收听，发的报纸也不看；他们照例向皇宫“遥拜”，吃饭前为天皇祈祷；有一次搞空防演习，有的战犯欣喜若狂，幻想着美国飞机来搭救他们；他们还大声唱起渲叙军国主义精神的歌曲，看管人员进行约束，他们就用日语谩骂看管人员。藤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