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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垅先生那天的笑容，我至今记忆犹新，这可能是阿垅先生最后一次和外人接触，也是他最后一次自由的笑容了。我记得那笑容中似是没有多少苦涩，反而倒有一种终于逃脱不出劫难的安详。当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几天之后，他就会被逮捕，至少在他那天的笑容里，我没有看出绝望。
谈话间，阿垅先生先询问了我考学的情况，劝我还是进大学读书完成高等教育为好；十几岁的孩子不要急于写作，尤其不要对理论问题过于热衷。我十分感激他的劝告，告诉他说我最近刚刚发表了一篇小说，若不形势紧张，我会带来给他看的。随之，我们说到了当前的这场运动，我不了解背景，只劝他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正确和谬误总有澄清的一天。对于我的劝慰，他连连点头，既不为自己申辩，也不怨恨什么人，他只是感叹地对我说：“运动过去之后，我想集中精力搞创作，写些诗，写些小说，理论问题不好办。”
我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再在他家里耽误他的时间，没有再说什么，我便告辞出来了，临别时，我还劝他保重身体，不必过于紧张，一切都会过去的。阿垅先生没有多说话，他只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一双眼睛默默地望着我。我想，也许他有了一些什么预感，他也许知道无论什么人，他已是多凝望一些时间、多留下一些印象，便多沉积下一些记忆了。
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想到这是我对阿垅先生最后的一次拜会。我当时想，不管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如果还有一个人不肯背离阿垅先生的话，这个人应该是我。因为阿垅先生喜欢我，他发现了我生命中的文学细胞，他从众多的来稿中发现了我的诗，由此才和我建立了师生关系，几年来他一直关心我，辅导我的文学习作。
即使我与阿垅先生的关系再亲近，即使这一场运动再残酷，按照正常的逻辑，反胡风运动也不应该株连到我的身上，这正如日后大家聚首时，绿原、牛汉、曾卓、冀汸、罗洛、罗飞等先辈师友所感叹的那样，“这场运动如何会牵连到你的头上呢？”
然而，终于还是牵连到我头上来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公布后的第三天，我还和平时一样在家里复习功课，一位在天津的记者朋友半夜来到我家，万分紧张地拉起我就走，我问他何以如此惊慌，他当即就责骂我说：“你还蒙在鼓里了呢，我们报社刚刚传达了一个通知，说有一个叫侯红鹅的胡风分子潜伏在天津，各单位寻找没有找到，而且上边的传达说，估计这个侯红鹅是一个文化人，潜伏得很深，要各单位紧急动员起来，提供线索，一定要找到这个侯红鹅。”
这一下，把我吓坏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全中国都已经动员起来寻找我了。而且据说还是下的全国通电，无论我潜藏在什么地方，也一定不能让我漏网。谢天谢地，幸亏我有个朋友在报社做记者，他听到了这个传达，如果不是他找到了我，再到最后我终于没能逃出法网的时候，那时候就要用手铐把我铐走了。
“去哪里？”我惊恐万分地向这位记者朋友问着。
“市委。”我的朋友回答着说。随之，我的这位朋友又向我说着，“我已经对报社说了，这个侯红鹅我认识，现在我就去把他带到市委去，到了市委，他自己坦白交代。”
“我坦白什么呢？”我还是不解地问着。
“到了市委再说吧。”就这样，我的这位朋友带着我匆匆地到市委去了。
天津市委机关，就是原来的开滦大楼，解放前我没有进过这幢大楼，解放后，以我一个中学生的身份，我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到市委机关来，今天被人带进这幢大楼，我心里真是有点恐怖感。我也不知道我的这位朋友给警卫看了一个什么证件，没有登记，我们就往楼上走去了。走进文艺处，我的朋友向一位干部说了一些什么话，这时一位面容极和善的干部向我走了过来。
此时已经是入夜10点多钟了，接待我的，是当时文艺处的王处长。这位王处长的名字我听说过，他在解放区写过一个极好的剧本，我也看过这出戏的演出，印象极深。王处长人很和善，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他没有对我板面孔，带着一种十足的文人气质。他看看我，笑了，笑得有点莫名其妙。也许他是笑我完全是一个孩子，也许是笑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潜伏极深的人，竟然只有19岁，好象是有点不带劲的样子。
第二部分八、人生不归路（2）
问过我的一些情况，话题就转到日前的这一场斗争上来了，王处长询问我和阿垅的认识过程，更询问了我和阿垅这些年的关系，然后他才对我说道：“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找你。你不要害怕，只要你把情况说清楚就是了。你先回家把阿垅这些年写给你的信找出来，再把你和阿垅的关系写一份材料，尽快送到市委来，自己先在家里好好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文件，要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要认识到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还是我的记者朋友阅历深，他待王处长说过话过，抢在我前面向王处长说道：“是他自己主动要我带他到宣传部来的。”言外之意自然是表示对我要按投案自首对待了。
王处长笑了笑，仍然和善地对我说：“回家去吧，材料找齐了尽快送到市委来，把你的地址留下，有事我们好找你。”最后，王处长送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在分手的时候，他似是无意地告诉我说：“昨天晚上阿垅已经被捕了。”
我被这个消息吓呆了。就算是胡风一些人有“错误”，就算他们的理论和马列主义“针锋相对”，可是总也不至于下大牢呀！这时，我才感到这件事太可怕了。这突发的事件，似是一枚重型炸弹将我炸得粉身碎骨。从市委大楼走出来，我变成一个呆子，大脑一片空白，眼前发生的一切我简直无法理解，而且一切也不需要我的理解，它只要我屈从。阿垅已经被捕了，“运动”才刚刚开始，如果一旦运动再有什么发展，等待我的又何尝不是铁窗和镣铐？我麻木了，麻木得顾不得恐惧，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我不记得我的记者朋友是几时和我分手的，当我一个人走在回家路上时，心里空空荡荡，我总听见背后有人喊我的名字，只要耳际一响起这种喊声，我立即就打一个冷战，匆匆地回过头去张望，看到的只是匆匆的行人和陌生的面孔。
我只有19岁，这时候我正在准备高校的入学考试，而且我还是一个共青团员，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军，我是把自己当做革命接班人看待的。无论我读书、工作，还有学习写作，我都以为自己是在从事神圣的革命事业，我总以为我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为我们党，为我们社会的每一点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我对落后、愚昧万分气愤，对于反革命分子，我更把他们视做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我相信自己是新世界的创造者，我相信自己是旧世界的掘墓人，我认为自己是革命的一部份，我早就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了革命、交给了党。
然而突然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我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一个在逃犯，而且我的老师已经下狱，我已经是大祸临头了。
我实在不理解他们何以把我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胡风先生，尽管我对胡风先生的理论很崇拜，我读过许多胡风先生的著作，我视阿垅先生是自己的老师；但是《人民日报》不是说胡风等人是一个“小集团”吗？我只认识这个“小集团”里的一个人，难道也算是这个“小集团”里的成员了吗？
直到最后天津市委下达了“对于胡风分子侯红鹅的处理决定”的红头文件，将我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时候，我也是没有闹明白，我是为什么被打成“胡风分子”的。
就是这样，一场劫难终于落到了我的头上。
直到1980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得到彻底平反，我才知道了一点我被打成“胡风分子”的原因，这还是罗洛先生告诉我的。
罗洛先生对我说，因为阿垅对我的过于欣赏，他曾在写给胡风先生的一封信中提到天津有一个叫侯红鹅的少年，很刻苦，读了些书，诗也写得还可以，对一些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很可能有点希望。胡风先生有保存朋友来信的习惯，不料第三批材料公布之后，胡风先生被捕，公安部从胡风先生家里抄出了阿垅先生的信，对于信中提到的每一个人，公安部都要查出下落，这时几乎所有的“胡风分子”都已经“落网”了，只有一个侯红鹅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于是连夜下通电，一定要找到这个隐藏极深的“胡风分子”，也算是“归案”吧，这样，从一开始，我就被“定”为是“胡风分子”了。
侯红鹅找到了，事情远没有结束。有人要在我身上制造一个大事件，以轰动全国。一个青年，读了胡风的书，受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学着七月派的风格写诗，按照胡风的文艺理论写文章，这不正是由受胡风思想影响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卖命的典型吗？于是事件扩大化了、升格了，我已经被编织到一个怪圈里去了。
过了几天，我忙将有关材料送到了宣传部，这次王处长向我介绍了鲍昌同志，此时鲍昌同志已经借调到宣传部，专门负责搞这场运动，鲍昌说话很原则，并嘱咐我一定要提高认识，才能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
第三次到市委宣传部去，王处长说方纪部长要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