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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十、一九五七年的“阳谋”（4）
一天早晨我被带到了斗争大会的会场，会场四面的墙壁上挂着大标语，一些标语表示革命群众的决心，一些标语敦促我弃暗投明，我记得迎面一条标语写着“一定要把右派分子林希批倒斗臭”。会场里座位摆成半圆形，革命群众为一方，坐成扇形，留给我的座位是一只小木凳，放在众人的对面，显然是受审判的位置。
党委书记宣布大会开始，还没容我说话，立即就是一片口号声：“打倒林希！”“打倒右派分子！”上百人举着胳膊挥着拳头向我喊叫。据说这叫先发制人，胆小的人，只这一阵口号，就被吓倒了，然后无论让他交代什么，他就交代什么了。这些人一直吼叫了10分钟，党委书记做了一个手势，口号声停下来，接着，才有人开始发言，揭发我的“罪行”。
1957年，我22岁，年纪不算大，但对于斗争，我已经有过一些经验了。听着众人喊口号，我表现得十分冷静，我不但没有害怕，我反而在众人喊口号的时候注意观察着他们的表情。我发现许多喊口号的人都避开我的目光，他们不敢正视我，脸色变得铁青，看得出来，他们比我更害怕。当然，也有人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把参加斗争会看做是组织对他们的信任，在斗争会上他们拚命表现自己，他们喊口号的声音特别宏亮，发言也特别愤怒，甚至还有人声泪俱下地为我恶毒进攻社会主义怒不可遏。这些人一面揭发我的罪行，一面观察党委书记的面色，党委书记脸上稍微显露出一点赏识，他们就格外地兴奋。
“站起来！”有人拍着椅子扶手向我喊叫，我自然不肯站起来，就向这个人怒目而视。50年代的斗争会还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残酷，群众也还不会给斗争对象坐喷气式，也还不敢打人。众人看我不肯站起来，他们就一起站了起来，向着我又喊了一通口号，也算是向我示威了。
老实话，1957年在工厂里被批斗，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看不起工厂里的这些人，我甚至于觉得和他们没有多少道理好讲，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胡风是一个什么人，也不知道反胡风运动是一场什么运动，我真不知道他们的愤怒是从哪里来的。但我也知道在政治运动中千万不要和大家对抗，他们说什么，你就承认什么，会议开过，该说什么你再说什么。会上，我不反抗，也不申辩，就是听他们喊口号，由他们揭发罪行。我想他们总要回家吃饭去的，到那时会议也就该结束了。
但我还是太天真了，他们可以轮番地回家吃饭，而斗争会却可以一直开下去。
最残酷的一次斗争会，时间长达16个小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一种斗争方法，斗争会从晚上8点开始，声讨、批判、揭发、喊口号，整整4个小时，中间吃饭，我被带回到了反省室，吃了一只馒头，没有休息1分钟，会议继续进行。但是参加会议的人换了，想必是上一批人已经精疲力竭了。只有党委书记和几个骨干还在场，喊口号的人换了，果然气氛极是激烈。急风骤雨地又是4个小时，已经是入夜时分了，会议休息，我想这也许就要等到明天再开了，可是连一口水也没让我喝，斗争会又继续开始了，昨天晚上换下去的那一批人又回来了，显然他们已经休息过了，养精蓄锐归来，果然精神焕发，于是一场更残酷的斗争又开始了。
口号声更加激昂了，发言的人站到我的对面，挥着拳头向我喊叫：“今天你休想蒙混过关，不老实低头认罪，只有死路一条，你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是赖不掉的，你对于共产，对于亡国是不会甘心的，你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发言人的唾沫溅到我的脸上，我也听不清他喊什么，我只是觉得累，觉得疲倦，我已经被他们熬了十几个小时了。
这种斗争方式叫车轮战，是制服敌人的最好手段，他们轮番睡觉休息，一轮一轮上来围攻斗争你，熬得你没有一点精力；最后在你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时候，他们无论说什么你都只能承认了，这时候，他们就胜利了。
当批斗会进行到夜里12点的时候，我已经被折磨得失去了知觉，我只是觉着会场里的人走了一批、又换进来一批，我只是感到有人站在我对面向我吼叫，随之又有人愤怒不已地向众人讲着什么，似是在讲我对于国家民族的危害。过后又有一只拳头举起来，似是要向我砸过来，兜起一阵风，拳头停在我的鼻子前面，我听到那拳头攥得咯咯响。我自幼身体不好，再加上读书过于努力，20岁的时候，我的体重只有52公斤，而且胃口一直不好，这样的批斗会对于我来说明明就是一种残酷的私刑，大概有人已经看出我的疲惫，他们就向我喊口号，不许我装死，我听着，没有一点反应。
直到第二天天明，斗争会结束，已经是早晨8点了。批斗会整整进行了16个小时，我没有听清党委书记在宣布散会时说了什么，我只是感到头晕，感到恶心，我想吐，但吐不出来，我只是感到一种可怕的疲倦，我几乎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再走回那个反省室了。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我一步一步地走回了反省室，才走进屋来，我就跌倒在地上，我已经没有力气爬到小木床上去了。
这时我只是感觉有一块千斤重石压在我的胸前，我的呼吸短促艰难，冷汗濡湿了衣服，眼前一片混乱不清的图象，我想大喊一声，我想砸碎自己的脑袋，但我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我只是倒在地上慢慢地想舒缓一会儿，我想重新站起来。
我不能死，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掠过我的脑海，使出全身最后的力气，我在地上挣扎，双手按在胸前，我想呼吸，我想只要呼吸正常，我就能恢复平静。我一定要活下去，此时此刻，也说不上还有什么意志，我就是不想死，至少不能死在这里，不能死在这些人的面前。我激励自己活下去，至于活下去能期待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对自己说，一定要活下去。
倒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刚才那场可怕的折磨，已经变得遥远，大脑一片空白，好像我已经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了，我来不及想未来等着我的是什么结局，我只是知道我还活着。
我活着，我还活着。
第三部分十一、“吃饱了肚子不想家”（1）
淀南饲养场隶属于天津河北区区委和区公安局，位于天津北郊区，距离市区只有8公里，在天津市区的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苍促成立起来的收容农场。到了1958年，劳改农场人员爆满，许多右派还留在原单位，于是各区急着办农场，好尽快把右派分子们收容进来。
我是在一天晚上被送到农场来的。送我到农场来，工厂也没有做什么解释，就是人事科的科长把我叫到人事科去，也和作家协会通知我离开作协一样，谈话很简单，就是一句话：“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送你去农场。”
这是最客气的结局了，反右之后，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分6类，最严重的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和逮捕一样，要召开大会，宣读公安局判决书，戴手铐押上汽车，在众人口号声中，离开原单位。我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不是极右分子，送农场，没有那样隆重的仪式。
我被送进农场，一没有判刑，二不是劳动教养，人事科找我谈话，也没说是一种什么对待，反正就是通知要把我送到农场去。一直过了许多年，我才得知，本来以我“胡风分子”加右派的身份，机床厂申报公安局对我逮捕法办，公安局不好签逮捕证，没有理由对我判刑，可是又不能把我放在工厂里，最后只好硬把我送到公安局的农场来，名义上叫作是“代管”，实质上就是剥夺人身自由。
机床厂是用一辆送货的小“三马”把我送到农场来的，小车开到公路边上，说是里面进不去了，司机把我放在路边就回去了。我走下公路，经过一个部队农场向里面走了大约有10分钟的距离，部队农场的人说，后边就是淀南农场的办公室，这样我才找到了地方。
农场只有几间泥巴房，走进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一个个子矮的干部，他穿着一身警服，面色严肃，一双冷冷的眼睛看了我好长时间，我拿出工厂开具的信给他看，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围着我绕了好几圈，似是不知道应该对我说什么。过了好长时间，他才一字一字地向我说道：“你这号人，应该枪毙，现在不杀你，留着你作一个劳动力，你要好好干活。”
说完，他就走出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是农场的场长，姓马，大家叫他马场长。
马场长走了之后，进来一个干部，也穿着警服，他向我说了一句：“跟我走。”然后我背起行李，就跟着他走出办公室了。
我想，一定是送我到宿舍去吧，举目望去，这里哪里有房子呢？一望无边的荒地，紧挨着一条河，高高的河堤，天黑了，没有一盏灯光，他们会把我引到哪里去呢？
跟着这个干部走了一段路，在一片荒草之间穿行，最后看见了几座蓬帐，不高，蓬帐的顶端，比人稍高一些。看着似是库房，比库房简陋。蓬帐四个墙角是用砖砌的，墙基之间，堆起着半截土坯，土坯上半截拉着苇墙，顶子是用盘条编的，上面铺着泥草，泥草上面铺着油毡。
农场干部引我走进蓬帐，里面地上躺着许多人，蓬帐顶上有一盏灯，很暗，什么也看不清。
“来人了，腾个地方。”干部招呼了一声，回身就走出去了。我知道他为什么忙着走出去，一股恶臭呛得人几乎要吐出来。直到这个干部走出去之后，我才看清楚，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