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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革命群众打倒了,因为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造反派起来夺得了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朝着更革命的方向发展了。
一天下午,我被几个小青年从车间叫出去,他们通知我说,过一会儿要对我进行批判斗争。远远地就看见车间里已经挤满了人,还拉上了大标语,远远看过去,气氛非常紧张,看得出来,今天是要给我过热堂了。
在车间外面等了一会儿,显然里面在向人们做布置。没有过多少时间,突然从车间里传出一声大喊:“把狗林希押上来!”声音未落,冷不防有人从背后狠狠地踢了我一脚,毫无准备,一下子我就被踢倒了。没容我站起来,背后的4个壮汉两个人扭着我的胳膊,两个人揪着我的头发,他们大步地向前跑,我弓着身子跑不动,活像是拉一只死狗,身子倒在地上,4个人就把我拽到车间里来了。
“打倒狗林希!”一片口号声中,我被扔在地上,没容我从地上爬起来,就觉得黑压压地一群人扑了过来,不知道多少只脚,从四面八方向我踢了过来,更有人狠狠地用脚踩着我的头,踩得我连气都喘不上来了。
不知道被踢、被打了多长时间,终于人们散开了,这时又上来几个人把我拉起来,向下按着我的脑袋,又有人扭着我的胳膊,喷气式,革命群众开始对我进行揭发批判。
我根本听不见人们向我喊了什么,也不外就是辱骂呗,有人问我是不是反革命?还有人问我是不是混蛋?我只有点头,还有人要我重复革命群众骂我的话,我就只能自己骂自己说:“我是混蛋。我是反革命。”
也还是我太善良了,我原以为众人把我毒打一通之后,下面就是揭发批判了。我们自己往往真是幼稚可笑的,就在几个人揭发批判之后,又走上来几个人,领头的一个向我问了一句:“狗林希,革命群众对你的揭发批判你听见了没有?”当然,我只能回答说“听见了。”但是,我的话音未落,这几个壮汉就向我喊叫着说:“你听见个屁!”唿地一下,几个人同时举起了拳头,狠狠地向我打了过来,我来不及躲闪,也没有地方躲闪,几拳落下来,我就流出了鼻血,眼前一片黑暗。
过“热堂”的记忆,我终生不会忘记。今天许多人早已经忘记了那一场“革命”,更有一些年轻人对于那一场革命毫无兴趣,我也常常听到有的年轻人说:“总提那档子事儿干什么呀?”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一场革命并不可悲,忘掉那一场革命才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
打过我的那些人,我永远不会忘掉。你会忘记打过你一记耳光的人吗?他打你耳光,并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过错,他打你耳光,就是因为他有打你的权力,打得好玩,打得解气。打过你之后,他们凑到一起还在论说谁打得狠,更会有人炫耀自己那一脚踢得多么狠,又踢得多么是地方,然后他们再一起策划,下一次踢什么地方,下一次把他打到何等的程度,善良的人们,你会忘记这一切吗?如果你忘记了这一切,那就是你已经不再善良了。
过热堂,我不是最厉害的一个。
牛鬼蛇神白天劳动,晚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揭发批判之后,再回到牛棚来睡觉。有的牛鬼蛇神被拉出去之后,整夜不放回来,夜静之后,就听见远远传来群众喊口号的声音,也能听到牛鬼蛇神过“热堂”的惨叫声。
我虽然罪大恶极,但在工厂里我没有“民愤”,我是胡风分子,还是右派,我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关老百姓的什么事?打我的人,有两层原因,一种原因是打人好玩,天津人说的那种打便宜人,的确机会不会总有,第二种原因,就是可怕的嫉妒心理,他们出身贫穷,没有上过学,平时看我斯斯文文,成了反面教员还一副学生模样,读过好多书,还会外语,他们心理上承受不了,今天我终于落到革命群众手里,他们怎么会轻放过我呢?但这些人打我,总还不敢下狠手,打我不得民心,给我过热堂的时候,我注意看到,许多善良的工人,更有许多女工,都远远地躲开,没有人上来帮着打,打过我之后,他们虽然很得意,但回到家里,他们的妻子会骂他们臭王八蛋,下次他们也就不敢下手了。
牛鬼蛇神之中,确实有些人民愤大。什么人有民愤?技术强,得领导赏识,手中还有一点小小的权力,譬如给人们长工资呀,调动工作呀,他都说了算。偏偏他还有点什么问题,譬如参加过反动组织呀,开过小工厂呀,都是革命对象,如今落到革命群众手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真有过热堂被打得遍体鳞伤的。
一位姓陈的车间主任,平时对工人要求得十分苛刻,长工资、定工级、评模范都有名额限制,不可能皆大欢喜,得罪了许多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人揭发他原来在东北参加过什么组织,立即,他被打成特务,也被轰进了牛棚。
革命群众给这位陈主任过热堂,真是下了毒手,每次陈主任过热堂回来,都似死了一般,倒在地上好长时间苏醒不过来。牛鬼蛇神自然不敢过去询问,牛棚都开着观察洞,有人在外面随时观察里面的动静。过好长时间陈主任醒过来,头一件事,就是找人给他点上一支烟,他连划火柴的力量都没有了。
第六部分十九、十年浩劫(4)
据说,给陈主任过热堂,工人们还不敢亲自下手,因为人们还顾虑万一日后陈主任官复原职,他们就更休想长工资了。给陈主任过热堂,工人们只揭发陈主任的罪行,动手打人的,是从附近学校请来的革命小将,小将们打人打痒了手,还有种种足以制报敌人的手段,他们更要在陈主任的身上试验种种酷刑,如此,没过几次热堂,陈主任就支持不住了。有一次他请我代他写交代材料,交代材料他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1949年全国解放夕,蒋介石找他谈话,布置他潜伏下来,找机会把天安门炸掉,还要他刺杀人民领袖。他要求革命群众对他严惩,请求公安局给他定罪,他自己认为,他的罪行应该枪毙。
陈主任过热堂时所受的磨难,是令人发指的,学生们用橡皮鞭子蘸水打他,让他长时间跪在地上,用上千瓦的灯泡烤他,一切一切都是学生们从革命小说里学来的手段。学生们打过陈主任之后,工人们请他们去食堂吃一餐夜班饭,两只馒头,一碗夜班的营养菜,不收钱,只收4两粮票。
过热堂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野蛮手段,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机关使用这种手段折磨过共产党人,解放之后,废除肉刑,就是对待刑事犯罪,也不许动用刑具,再也没有过热堂的一说了。许多青年教育读物,在写共产党党员英勇不屈的时候,描写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动用私刑的细节,青年学生于接受正面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负面教育,如今要他们制服阶级敌人,顺理成章,他们也动用刑具,给阶级敌人过热堂了。
过热堂的背后,是咬牙切齿的仇恨,进入1966年,新中国建立已经超过25年,旧的仇恨应该说已经消除了,而新的仇恨又从何而来的呢?就说给我过热堂的那些人,他们对我的仇恨是煽动起来的,这许多年的教育一直在告诉人们有一些人对于亡国共产极不甘心,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要出来兴风作浪,而他们兴风作浪的目的,就是恢复他们已经失失的天堂,要他们重新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又有了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恐怖神话,于是要严惩敌人的欲望就萌生在许多人的心间,如今革命把惩罚敌人的权力交给革命基本群众,动用私刑,给敌人过热堂就成了一种享乐。这就和猫儿捉到老鼠一样,先要尽享胜利者的欢乐,最后再把它吃掉。
惩罚阶级敌人使许多人血液沸腾,给阶级敌人过热堂,更使许多平日萎靡不振的人精神焕发,许多人在贫穷的日子里终于看到了希望,他们幻想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就要过上幸福生活了。只要在运动中有好表现,他们就可以升任科长,就可以长一级工资,尽管一级工资的级差是8元钱,就是这8元钱,也要等好几年时间。如今总算有了希望,只要你对阶级敌人有仇恨,在批斗阶级敌人时有好表现,说不定,你就可以得到那盼望多年、而又一直没有得到手的8元钱。革命就在长一级工资,批准入党的诱惑下,把群众“动员”起来了。
也许过热堂的记忆过于残酷,但,善良的人珍留下历史的创伤,为了告诫后人不要重演历史的悲剧;历史不会留下空白,更不会留下无法解读的迷团,也许历史缺少光明,惟越过历史的黑暗才有光明。
…………
史无前例革命中,我的遭遇并非触目惊心,可悲的是,那些多年来忠心耿耿执行指示的革命中坚人士竟遭到了比我还要可怕的磨难。
方纪在天津,每次运动都把他列为是重点人物,反胡风的时候,他首当其冲,是他把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拿到他当时负责的《天津日报》来发表的,后来他虽然逃脱了出来,但也受到了警告处分。反右斗争,他又是重点人物,他写的小说《让生活更美好》早就被列为右派作品了,他又一次“滑”了过来,把他的好友鲍昌定为右派分子。斗争过去之后不久,他写了一篇小说《来访者》,惹下大祸,报纸上发表了批评文章,当时他正在南方,天津市委的一封电报把他召回来,立即就把他关在了家里,让他反省。好不容易他又逃过了反击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后来又来了四清运动,这时,方纪似乎开始成熟了,他下到农村,从此就只写些莺歌燕舞的文章了。
文化大革命,方纪,你还想往哪里逃呢?但是,革命群众没有找到方纪,方纪躲到北京去了。
就在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