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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揪出四人帮的游行，我没有权利参加，报上再三强调一切要遵从“凡是”。我是属于“凡是”范畴的人，惟有不“凡是”，才会出现奇迹。有我什么好高兴的呢？
打倒四人帮，再不挨批斗了，也没下通知，牛鬼蛇神们也拉倒了，3年前，工厂大院立起一座毛泽东的大塑像，革命群众每天早晨进厂，直奔主席像下高举红宝书连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有的女工，踩着上班铃进厂，抱着孩子，急匆匆跑到塑像下面，以闪电速度高举红宝书，一口气万岁万岁万万岁地咕噜一秒钟，那也是一道风景了。
阶级敌人，没有高呼万岁的资格，我们要等最后一位工人进厂，完成早请示之后，自动集合在塑像下面，集体向领袖请罪，无论春夏秋冬，也无论是刮风下雨，最悲惨是大暴雨，在塑像下面站5分钟，全身衣服淋得湿透，回到车间还不许更衣，穿着湿衣服干活，那滋味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想像不出来的。
四人帮倒台之后，早请示没有了，牛鬼蛇神们也不请罪了。早晨到厂，淡淡的阳光下走进工厂大门，看着大院中央孤零零一座塑像，塑像前面一没有人请示，二没有人请罪，也真是替塑像感到凄凉了。
不管是怎么说吧，反正不请罪了，不开批斗会了，不写材料了，还是勤杂工，没有额外劳动了。下班按时离厂，晚上也没有人召集开会，多少年的专政对象，一下子没人管了，还真有点失落感呢。
四人帮祸国殃民罪行揭发出来，市委门外大墙贴出了控诉四人帮罪行的大字报，人们沉浸在幸福欢乐之中，光明终于到来了。
四人帮倒台不久，一位厂长坚持调我负责工厂的生产管理，人事部门极力反动，一个工厂的生产管理大权怎么可以交到一个右派手里，莫非要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吗？这位厂长对人事部门说，你们还要不要这个工厂了。多年来，工厂的生产总调度都是工人出身的干部，没有文化，只知道大干，就是完不成生产计划，一个产品上千种零件，总是丢三拉四，每个月都瞎抓。厂长了解情况，什么也说不清楚。用工人的话说，满脑袋浆糊。这位厂长和我一起住过牛棚，他对我的记忆力印象颇深，他认为没有好脑子，不可能将生产调度好。也不知道经过怎样的争执，最后还是将我安置到生产总调度的位置上了。
说老实话，我虽然不懂技术，也没学过工业管理，但按照图纸调度生产，我还是能够胜任的。用了一个月时间，我编出了生产总账，无论厂长问什么，我可以对答如流，各个环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密，才两三个月时间，工厂生产面貌改变了，连工人们都说，还是人家脑袋瓜子好使，许多人认为过去斗我，是不应该的，早让这样的人来管生产，大家不至于累得胡说八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使人们开始反思中国近几十年走过的道路，使人们开始正视左倾错误所造成的重大失误，多少年来，惨遭迫害的广大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历史与时代所经历过的曲折与坎坷。
我的右派冤案，是在1979年平反的，工厂党委的一个干部，把我唤到办公室去，通知我说，根据上级的精神，对我的右派问题给予撤销。也没说什么对不起的话，也没表示歉意，就是极不心甘情愿地通知我说，原来定的右派，现在不算了，而且，因为我已经25年没有调过工资，工厂决定给我长一级工资，由原来的62元，长到70元，并说这并不是对我的什么补偿，右派问题是没有补偿的，搞错了，改正过来就是了。工厂还通知我说，原来定我右派的档案，已经全部销毁，今后再填写什么表格，不要写曾经被定为右派分子了。
第六部分廿一、迟来的春天（2）
平反右派，一些文学界的朋友又在生活中出现了，朋友们找到我，告诉我应该开始写作了；这时我的右派问题虽然得到了平反，但是胡风问题还没有得到平反，这个尾巴比右派厉害多了。别人可以开始写作了，我却依然没有写作的权利。感谢朋友邵燕祥，当我把自己写的诗作寄给他的时候，他毅然做出决定，在他主编的《诗刊》上发表了，这就是我于1979年发表的诗作：《夫妻》。
北京传来消息，说是胡风问题也开始着手解决了，如何一个解决的办法？解决到什么程度？还得不到任何消息。就在此时，和我在天津同时被定为“胡风分子”的一位作家余晓，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余晓告诉我，自从1957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之后，他也和我一样被送进了劳动改造农场，后来从农场放出来，又被“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如今还一个人住在天津郊区的一个小村子里。按照余晓告诉我的地点，我乘郊区长途汽车去农村看他，至此，失掉联系长达20年之久的老朋友，才重新见了面。
余晓老了，一双睿智的眼睛不见了，已经55岁的余晓，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25年的磨难，他没了锐气，对生活不抱希望，多少年来，他总是一个人在土房里面壁而坐，一天不说一句话。见到老朋友，也没有激动，只是呆呆地看了我半天，叹息一声，就再不说什么了。
自然，我们说到胡风问题。余晓告诉我说，天津已经成立了专案组，正在着手调查天津“胡风分子”们的情况，至于如何解决，现在还没有说法，一切都要等中央文件。不过据我们一起猜测，情况只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总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永世也休想翻身了。
无论如何，情况总是向好处发展，耐心等待吧。
没有过多久时间，有人到工厂找我来了，来人说是专案组成员，也不是通知我什么精神，只了解一下我的情况，我想这可能是先来看看我，证实我还活着。专案组的人告诉我说，胡风问题中央还没有文件，但是他们想先把我解放出来，因为我确实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任何联系。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中，我是最好解决的一个。就是这样，也要等中央精神。他们既不告诉我未来一片光明，也没说只许我老老实实，不许翘尾巴的话，至少不再是对待阶级敌人的态度了，甚至临别的时候还和我热烈握手，和我说了许多类如注意身体的话，一时感动得我不知如何是好。
专案组干部来过之后，好长好长时间，又一点消息也没有了。到了1980年的夏天，一天晚上，余晓突然找到我家来了。余晓说，他已经被文联从农村接回来了，说是文联领导说了，无论问题如何解决，总不能再在农村住下去了，先接回城来，等中央精神下来之后，再做安排。
直到1980年8月，我才得到正式通知，说是我的“胡风分子”问题将得到彻底平反，不仅我一个人将得到彻底平反，全部“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都将得到平反。工厂通知我不必再到工厂“上班”来了，让我在家里等候安排，作家协会人事干部也通知我说，工作问题正在着手安排，还征求我的意见，想做什么工作。
进入9月，我办过种种手续，离开工厂回到作家协会。感激编辑部的老主编万力同志，据说当作家协会领导向他说林希原来是由编辑部送走的，今天落实政策还要回到编辑部来的时候，万力同志当即就表示欢迎我回到编辑部来，而且还说让我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什么时候愿意参与工作，就什么时候到编辑部来工作。
回到协会，发给我400元安家费。拿着这400元钱，我激动得不知道如何是好，这许多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钱。从财务室领到400元钱，一口气跑回家里，还没进门，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爱人说：“咱有钱了。”我爱人说，这400元钱，千万不要乱花。立即我们两人一起去银行，从此，我们有了第一笔存款。
真是好事一件接着一件地就来了，领到400元安家费之后，文联又给我调了工资，在工厂给我长了一级工资，回到文联之后，由原来70元，调到72元。问题不在于2元钱，问题的重要在于，从今之后，我又算是一个文艺干部了。
1980年冬天，天津市委宣传部正式开会给原来被定为“胡风分子”的同志平反。早早地我们十几个人赶到了市委大楼，被让进一间会议室，大家互相说了一些寒暄话，随后一位副部长走进会议室，说是开会了。这位副部长说，本来今天的文件是应该由正部长宣读的，但是不巧，正部长今天有点重要的事情，他就不来了。随后这位副部长就一一地宣读了文件。轮到宣读我的文件时，副部长拿着文件，一字一字地读道：“中共天津市委关于撤消侯红鹅同志‘胡风分子’问题的决定：1956年，原天津市反胡风运动五人领导小组关于侯红鹅定为‘胡风分子’的决定撤消。1980年1月1日。”完了，长达25年的冤案，就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不复存在了。宣读过文件之后，这位副部长向大家看了看，只说了一句话：“这些年，大家委屈了。”
散会，大家就从会议室里走出来了。
好在市委离文联机关很近，我和余晓一起走着，虽然我们已经得到彻底平反，但是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比当初被定为“胡风分子”的时候还要沉重。我们被当成阶级敌人吃尽了人间所有的苦，不说一句致歉的话，只开一个会，不到1分钟的时间，恢复党籍、恢复待遇、恢复原来工作。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此负有任何一点责任，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此感到一点内疚，我们还被嘱咐要放下包袱，努力工作，把失去的大好年华补回来。
走在路上，一种想法萌生在我的心间，我要说话，我要把这一事件原原本本地向人们揭示明了，我们不能再欠下了历史重债。不可能有人解释这一切发生的原因，也不会有人出来说明这一事件的真相。整胡风问题时，人们那样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