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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宋四元家的后人,自称是慈禧四辈、五辈侄孙女的宋双花、宋六则等曾联名写信,要求政府调查澄清。长治地方的男女老少,众口一词,并纷纷画押公证:慈禧是长治人。长治市为此专门成立了慈禧童年研究会,《长治日报》连篇刊载了有关慈禧童年及其家世的文章,认为“慈禧太后本是山西汉人”。近几年,长治慈禧研究会还陆续编辑出版了《慈禧童年考》、《慈禧童年——解开百年不解之谜》等书,拍摄了《慈禧是长治人》、《慈禧后代、乡亲话慈禧》的电视片、资料片,举办了慈禧童年展览,等等。
山西长治说,从人证到物证,纷纷扬扬,似乎证据最确凿,但在史学界,争议也最激烈。
1993年长治市慈禧研究会与北京史学会联合召开了“慈禧童年学术研讨会”,有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有的专家认为:长治市慈禧童年研究会“经过多年的深入访问调查,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认为慈禧出生于山西长治,这是关于慈禧童年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种意见”。还有的专家学者认为,社会上流传的慈禧生于内蒙、安徽、浙江等说法可以排除,但“山西长治说”和“北京说”可以并存。但有的专家学者对慈禧生于长治的说法,也提出了一些疑点和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此说太富于传奇色彩,物证中有许多地方失实。
其一,慈禧生母的坟,这是长治说的物证之一。据长治说的说法,在1958年西坡村曾平了许多坟,六七十年代时,该村和全国一样,在“农业学大寨”高潮中也曾到处平坟造地,但“因该墓系慈禧太后生母之墓,得以保存至今”。反对长治说的学者观点正好相反,他们认为,“自清末以来,慈禧太后的名声一直不太好,特别是建国以后,慈禧太后更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文革”中,还一度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慈禧的高潮,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许多历史名人的墓被毁被平,怎么会在西坡村独留下慈嬉生母的坟?
其二,慈禧给宋家的书信残片,据说是慈禧的五辈孙宋六则,从当年慈禧所住房屋东面的土炕里刨出的,这是长治说的又一证据。但反对此说者,将其和清宫档案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慈禧写的便条及咸丰刚刚去世时慈禧写给恭亲王奕D的密谕进行鉴别对比,认为明显不是慈禧的手笔。再看全信的内容,支离破碎,仅剩下了四十五个字,而由“山西说”的学者按自己的思想猜测增加上去的竟达一百一十八个字,并且关键性的字是加上去的,所以可信度很低。另外请人代写这种私密信,不符合慈禧一贯的做事性格。在清宫档案中,有一些慈禧写的便条和密旨以及元旦开笔所写的吉字等,都是慈禧亲写的。
其三,至于王氏家谱上写的“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的话,反对“长治说”的学者认为“这只是后人所为,是什么人所加,根据是什么都不知道”,在没有弄清来龙去脉之前,更不足为凭。
其四,清制黄皮夹,说它制于清光绪年间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说持此皮夹者应为高级官员和皇亲国戚则不一定,从这个皮夹就推断出宋四元夫妇为慈禧太后(养身)父母也缺乏根据,而说它是慈禧“让家人作为进京入宫谒见皇太后的通行证”,更是与清朝宫廷制度不符。
除以上各种疑点外,反对“山西长治说”的学者,又从清代的起居注档、上谕档、朱批奏折等档案中,详细查对了历任潞安府知府的任职年代。从道光五年至咸丰元年(1825—1851),潞安知府前后共七人:道光五年六月至十五年七月,知府马绍援,任职十年一个月;道光十五年八月至十八年三月,知府达镛,任职两年半;道光十八年四月至二十八年八月,知府多慧,任职十年五个月,其中道光二十四年,多慧因大计卓异,赴京由吏部引见皇帝,知府之任由同知陈维屏护理;道光二十八年九月至咸丰元年五月,知府珠陨,在任两年七个月;咸丰元年六月至九月,知府万济堪,在任三个月,期间八月曾拟调袁彦龄,但袁未上任,知府实际还是万济堪担任;咸丰元年十月始,知府金君善。
也就是说,在这二十五年中,潞安府七任知府中,均没有惠徵的名字。而且在惠徵的任官经历中,也没有查到任过这一职务的记载。故这些学者提出:既然惠徵没有在潞安任过职,甚至没有到过潞安府,怎么会存在慈禧在潞安被卖到惠徵家之事?
显然,在这些疑窦没解开之前,“山西长治说”也不能成立。
第二部分
第39节 北京说
最后一说,是“北京说”,这是传统的官方的说法。在《清代宫廷史》中这样写道: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道光十五年(1835)十月初十日生在一个满洲官僚世族之家,属满洲镶蓝旗。在《清帝列传》附传《慈禧太后传》中的记载是:慈禧,姓叶赫那拉,小名兰儿,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父亲惠徵,由道光十一年的八品笔帖式,历迁吏部文选司主事、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山西归绥道道员、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为官十七年,由八品至四品,成为主管一方的行政要员。母亲佟佳氏,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慈禧兄妹共四人,兄弟二人是照祥、桂祥,妹妹在慈禧得宠后,受咸丰之命,奉旨和醇亲王完婚,成了王爷的福晋。另一本《垂暮帝国的老拂爷》中说的更明确:慈禧诞生在“北京的一家并不豪华的王府院内”,她的祖先居住在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氏,属于叶赫那拉家族。她的父亲惠徵,是“一位在清廷从事翻译、拟稿的小文官”。另外在《清史稿》、《清代人物传稿》、《清代全史》等清史专著中,虽然具体表述不完全相同,但都以“北京说”为基础,确认慈禧是满洲叶赫那拉家族惠徵的女儿。
近几年,持北京说的学者,又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清宫档案中,为这一说法找到了新的佐证。
1.清朝皇帝挑选秀女的名单。清朝从顺治时就规定,凡满族八旗人家年满十三岁至十六岁的女子,必须参加每三年一次的皇帝选秀女,选中者,留在宫里随侍皇帝成为妃嫔,或被赐给皇室子孙做福晋,未经参加选秀女者,不得嫁人。阅选时,按八旗的顺序,一般七八个人站成一排,由皇帝、皇太后们挑选。被挑选女子的名字,每排写一张单子,留宫中存档,这种名单,在档案中称为“秀女排单”。现档案中保存有咸丰五年(1855)挑选秀女时,慈禧的妹妹,即醇亲王的福晋、光绪皇帝的生母的记录。还有光绪十一年选秀女时,慈禧的叔伯妹妹的记录。在这些排单上,都清楚记载着:慈禧的祖辈,属满洲镶蓝旗,姓叶赫那拉,父亲名惠徵,祖父名景瑞,曾祖父名吉朗阿。惠徵最高官职做到五品道员,景瑞则做到刑部郎中,但因道光二十七年(1847)没能按时退赔其父吉郎阿在户部任职时的银两亏空,被革职。吉郎阿的最后官职是刑部员外郎。慈禧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世宦之家。
2.记载惠徵任职年代和生平的有关档案,其中有清朝每三年一次考察京城各部官员的“京察册”;有给官员发放银两的“八旗官员俸银俸米册”;有任命惠徵职务的有关上谕;还有大臣奏折中对惠徵的评语等等。综合这些记载,可以得出慈禧的父亲惠徵的任官经历:道光十一年前任笔帖式,即负责文字抄写的小官;十一年至十四年,仍为笔帖式,任职吏部,并于京察后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至十九年时,还在笔帖式任上,为“八品笔帖式”;三年后的道光二十三年,京察定为“吏部一等笔帖式”;二十六年,调充吏部文选司主事;二十八年,升任吏部验封司员外郎;二十九年,京察成绩又被定为一等,因此由吏部推荐面见皇帝,奉谕旨,准以道府一级的职务任用,同年闰四月初,升任该司郎中,并兼任工部宝源局监督,四月底,外任为山西归绥道道员;咸丰二年,调任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惠徵到任不久,即逢太平天国军攻克武汉,危及安徽,安徽一些官员纷纷弃城躲避,惠徵也忙把家眷护送至宁国府,自己带了印信粮饷,同总兵陈胜元等先转至南京,又移至镇江,再转到丹徒。一些官员的临阵脱逃,使咸丰皇帝大为震怒,令安徽巡抚严行查办,惠徵也在被劾被查之列。但至咸丰三年,还未待查办,惠徵即于六月初病故。
从惠徵的仕宦经历,持“北京说”的学者得出明确结论:首先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之前,惠徵不具备充任道府一级职务的资格,因为,按清朝制度,道府级的官员,起码要五品或五品以上,而惠徵在道光十九年(1839)时,才官居八品,十年后,方被谕令准予授任道府级官职。而这年慈禧已经十五岁,所以不存在生在外地或从外地收养之说。其次按京官三年一考核的制度,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十八年至二十年、直到二十九年之前,惠徵都在北京任职,这些都有明确的档案记载,只有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的考核档案暂缺,留下三年“空档”,但是,这三年内,山西潞安知府是达镛,并且达镛一直在任,经考证,这期间惠徵也没去过浙江乍浦,所以完全可以推断:道光十五年慈禧出生时,惠徵正在北京任笔帖式。也就是说,慈禧的出生地是北京。
3.有关慈禧的祖父、外祖父的档案。如官员“履历单”、“在京官员俸银册”等,从这些档案可以看出,道光十五年,慈禧的祖父景瑞,这个时候也在刑部郎中任上,就是说,也在北京。只有慈禧的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任职副都统。因归化离北京较远,再加上当时的风俗,慈禧的母亲到娘家去生孩子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慈禧的母亲当也在北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