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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1905—1911年的立宪运动。在俄国1905年革命的影响下，同年年底德黑兰等城市发生了由僧侣领导的示威游行和罢工，要求召开议会，制定宪法。1906年，国王被迫同意召开议会，并在议会上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有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伊斯兰教为国教，等等。1907年，国王在俄国支持下调集军队冲击议会，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1908年，国王率领保皇部队卷土重来，攻占议会大厦，逮捕议员，宣布解散议会，并下令杀害革命领导人和参加者，使立宪运动受到严重挫折。1909年，革命部队与保皇部队在大不男士展开激战，迫使国王亡命国外，随后召开第二届议会。1911年，国王在俄国支持下返回伊朗，与此同时巩固军队侵占伊朗南部，俄国军队侵占伊朗北部，德黑兰的反动政客则借此时机策动政变，再度攻占议会大厦，逮捕议员，解散议会，恢复了卡扎尔王朝的统治，扑灭了这场革命运动的烈火。
伊朗文学就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动荡，民主思想广泛传播，革命浪潮波及全国的背景下，打破中占文学后期的低落局面，翻开现代文学史的第一页的。早在19世纪上半叶，伊朗就创办了报纸，设立了高等学院，培养了一批具有民主思想并掌握科学知识的人才。到了19世纪下半叶，相继出现了阿洪德扎德 （1811—1878）和密扎尔·玛利库姆汗（1833—1908）等启蒙主义者，促进了伊朗文学的诞生。前者明确主张当代作家不应再写《蔷薇园》式的作品，而应当创作于今人有利的戏剧和小说；后者创办《法律》报，大力宣传自由民主思潮，颇受进步知识分子欢迎。
立宪运动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提供了舞台，成为现代文学历史的正式起点。在立宪运动时期，伊朗的现代新闻出版事业得到空前发展，文学创作也迅速繁荣起来，成为推动革命的动力。诗人巴哈尔对当时的文学作过如下的描述：“作为革新与革命时期，顾名思义，标志着这一时期特点的是革命的思想与革命的文学。散文作品与诗歌作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新的诗风，即以朴实的语言和深挚的感情创作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政治诗取，出现了各种流派的诗人以及形形色色的诗歌创作。同时，旧形式也继续加以利用，所以在颂歌与抒情诗方面也有所革新。”事实诚然如此，这时的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都产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使伊朗文学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思想内容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文学创作摆脱封建宫廷的狭小囵子，走上与人民大众结合，与革命运动结合的道路，热情讴歌站在革命斗争前列的英雄人物，真实表现厂大群众奋勇投身革命的感人事迹，尖锐揭露本国统治者的腐朽残暴，猛烈鞭挞外国侵略者的横行霸道等，成为伊朗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主题。表现形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上：一是诗歌体裁的革新，即除了继续利用旧诗体和民歌体之外，又创造了自由体的新诗，以适应表现新内容的需要；二是散文的地位迅速提高，即由于散文更适于表现日趋复杂多样的现代生活，更适于说理、论证和叙述，因而其重要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甚至逐渐成为与诗歌并驾齐驱的文体，从而改变了历来以诗歌为主体的传统格局；三是现代波斯文学语言的诞生，即以古典文学语言为基础，广泛吸收人民大众生动活泼的日常用语，再加上诗人作家的精心加工提炼而成的现代文学语言。
立宪运动时期最活跃的诗人首推巴哈尔 （1886—1951）。他的全名为密尔扎·穆罕默德·塔吉·巴哈尔。他生于霍拉桑省玛什哈德市，父亲是宫廷诗人，拥有“诗王”的称号。他自幼聪明好学，精通阿拉伯语，七岁开始作诗，并在父亲去世后被国王封为“诗王”，成为伊朗文学史上最后一位获得这个荣誉的诗人。不过，巴哈尔虽被戴上“诗王”的桂冠，但并没有成为宫廷的忠实歌手。1905年，他成为霍拉桑省革新派组织——幸福会的会员，积极推进该省的立宪运动。1908年，他参加秘密刊物《霍拉桑》的编辑出版工作，并在该刊物上发表爱国诗歌。 1909年，当起义军进占德黑兰，废黜国王的消息传来时，他在玛什哈德庆祝会上朗诵革命诗歌。同年，伊朗民主党在玛什哈德成立，他立即加入该党，并被选为省委委员，负责主办机关刊物《新春》。后来《新春》被当局查封，他又设法筹备编辑出版《早春》，再接再励进行奋斗。由于巴哈尔不肯屈服，所以在立宪运动失败后，他曾屡遭迫害，如 1916年和 1932年先后两次被捕入狱。1925年以后，他退出政治运动，专心从事创作和学术活动。1946年，他主持召开伊朗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此外，他还担任过伊朗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
巴哈尔一生写有三万行左右的诗篇。他是从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过渡时期的诗人，既善于利用旧诗体，又善于创造新诗体，用以表现时代的内容，传送时代的精神，因而许多优美诗篇不胫而走，众口交诵。
除巴哈尔外，立宪运动时期的著名诗人还有阿什拉芙尔丁 （1871—1934）、德胡达（1879—1955）、阿里夫（1882—1934）和拉胡蒂（1887—1957）等。
阿什拉芙尔丁在立宪运动时期创办的讽刺杂志《北风》是当时众多出版物中战斗力最强烈、个性最鲜明的期刊之一。这份杂志所发表的讽刺诗都出自他的笔下，其数量多达两万余联句，这些诗不仅充分发挥了打击不良现象的作用，而且在运用民歌形式和人民口语方面获得了可喜的成果。
德胡达是立宪运动时期另一份重要刊物——《天使号角》的主要撰稿人，相继发表许多诗歌和短文，抨击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思想大胆泼辣，形式生动活泼，很受时人欢迎。
阿里夫是立宪运动时期又一位颇有影响的诗人。他精通音律，能够弹琴唱诗，声音优美动人。在立宪运动期间，他常在群众集会上登台演唱自己的诗歌，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他最善于写小调，即利用传统的民歌形式，填进自己创作的新词，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正如有的文学史家所指出的那样，他的小调中有着追求自由的灵感、痛苦的感情和浓郁的爱，这一切与其强烈的爱国激情相结合，再加上他那优美的歌喉，所以对听众的感染力很强。
拉胡蒂是立宪运动时期激进的民主主义诗人。在立宪运动高潮时，他积极投身其中，并且写了一系列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当立宪运动遭到挫折后，他被当局通缉，并被判处死刑，因而长期过着流亡生活，但仍没有停止诗歌创作；到苏联定居之后，又写诗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揭露法西斯的罪恶。
在 1914年至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朗当局虽然宣布独立，但其国土却成为俄国、英国和德国争战的场所。战争结束以后，英国军队继续留在伊朗，并且将其势力扩展到伊朗全境。1921年，原哥萨克师团军官礼萨汗乘混乱之机发动武装政变，将中央政权攫为己有。1925年，在礼萨汗的压迫下，议会宣布废黜卡扎尔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立礼萨汗为国王，称为礼萨汗·巴列维。在礼萨汗·巴列维统治时期（1925—1941在位），他一面大权独揽，残酷镇压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和游牧部落暴动，加紧迫害进步文化人士，强力压制进步文化事业，形成一片白色恐怖；另一面也采取若干措施发展经济，改革法律，维护国家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改善与邻国的关系。
伊朗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便是在这种极其艰难的社会条件下继续向前进的。作家恒拉里后来在谈到这个阶段文学发展的困难境况时写道：“在过去的专制时期，没有出版自由，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甚至抒情诗也要受到检查，报刊监督部门给诗人下达命令，不要写情调感伤的诗歌。在这样黑暗的年代，伊朗人被责成表达欢乐的情绪，被指令抒发对当时称之为伟大领导者的感情，甚至于青年恋人也无权表达对自己情人的某种不满。”在这个阶段，进步的文学创作更加接近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反映广大乡村农民的痛苦生活、城市下层民众的贫困境遇和成千累万妇女的悲惨命运，成为作品的基本主题。就文学作品的体裁而言，诗歌继续繁荣不衰，同时以小说为主体的散文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诗歌领域，除了巴哈尔、阿什拉尔丁、德胡达、阿里夫和拉胡蒂等在立宪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诗人继续从事创作活动之外，又有一批新秀登上诗坛，埃师吉、伊拉治·密尔扎、帕尔温·埃堤萨米和尼玛尤师奇等堪称其中之佼佼者。由于社会环境恶劣和个人遭遇不幸 （有的诗人惨遭暗杀，还有的诗人甚至被缝上了嘴），在他们的诗歌中业已见不到立宪运动高潮时期那种澎湃的热情和昂扬的精神，着重表现的是对祖国和民族命运更深入的思索，对祖国和民族灾难更深广的忧愤。在艺术表现方面，他们力求创新，不断创造新的诗歌形式，不断纳入新的诗歌语言。
埃师吉 （1893—1924）是热情饱满、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者侵略伊朗的罪恶活动，大胆揭露伊朗反动派出卖祖国的可耻行径，因而被迫流亡伊斯坦布尔。1918年归国后，他的诗歌创作进入高潮时期。1919年，他曾写诗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签订的英伊条约乃是将伊朗拍卖给英国人的交易。其后，他又用诗歌的形式戳穿礼萨汗自立为王的野心。反动势力恨透了这位直言不讳的勇敢无畏的诗人，终于在1924年派人将他暗杀，当时他只有31岁。
伊拉治·密尔扎（1874—1925）出身王族，一度做过宫廷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