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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公司通过支持或付给保守派知识分子报酬，不断地传播、扩大他们的政治观点。比如，史密斯·克莱因公司，一个药品大公司
把它的国民媒体预算的相当一部分既不分配给提高康泰克药片也不分配给Sine…Off…相反，它收购版面允许有特点的知识分子就时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刊登在《新闻周刊》和其他地方的一个广告（两页）的标题是有象征意义的：“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阿米泰·埃兹奥尼总结说，为了满足不断提高的生活质量，我们必须复兴美国趋于老化的工业基础。”
这样的公司为一个激进教授所做的两页纸的宣传付酬，这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也很少有左派教授被分配到名牌大学的固定职位上。保守派刊物《公共利益》的其中一期就让我们认识了它的一些投稿人，像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亨利·福特二世（丹尼尔·贝尔）；纽约大学社会思想教授约翰·M·奥林（欧文·克里斯托尔）；哥伦比亚大学古典文学名誉教授阿尔伯特·施维泽（罗伯特·奈斯比）；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沙特克（詹姆斯·Q．威尔逊）。这些人在为金钱对学术的冲击而痛惜哀叹吗？
他们未必这么做。事实甚至几乎完全相反，他们常常力图反对蔑视或抵制金钱的奴役。这就是巴克利的观点：大学应当为幕后的金钱服务。任何自由都不会被剥夺；消费者的自由，投资于耶鲁大学的富人的自由得到了加强。
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约翰·史密斯先生，耶鲁大学经济学的一个社会主义教授，根据我的计划考察一下他的命运。首先，让我们禁止他教学，因为他正在给学生灌输耶鲁大学校务委员会所认为的有碍社会繁荣的价值观……就史密斯教授来说，他的任何自由都没有被剥夺。而消费者的自由却已经增强了。
巴克利的“计划”预测了所有的偶发事件。被耶鲁大学解聘后，史密斯先生自由地在一所“对宣传社会主义感兴趣”的学院找到了职业。要是没有如此好运，或没有如此的学院呢？那么，史密斯先生就得响应市场的需要试着做点别的，比如木匠活。
这里，时代思潮是显而易见的，谁有钱谁就是主子。文化和学术都要称颂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它们的后台。许多保守分子被那些违背这一时代潮流的个人搞得心绪不宁。没有什么比左派知识分子饱食终日更能激怒他们了；在他们看来，社会批评家应该是穷困潦倒，食不果腹，或者是没精打采的。谴责社会或逃避社会在他们看来是不能容忍的冲突。
这一主题贯穿于爱泼斯坦的《野心》，也贯穿于肯尼斯·S·林恩的《西雅图航线》。左派知识分子胆敢批判使他们得以存在的社会体制，有时还说得很漂亮，似乎只有孤寂的农夫才能成为社会批评家，这使得两位作者感到非常愤怒。“革命派律师住在耗资25万美元的曼哈顿独立公寓，这个美国物质主义的批评家在索桑普顿拥有一套夏日避暑住宅，这个激进著作的出版商一日三餐都在三星级的饭店用膳。”爱泼斯坦为此愤愤不平。
没有必要为这样的一些个人庆贺，但是，认为富裕的知识分子必须颂扬社会却是缺乏思考的观点。林恩重新审视了爱默森的一生，并认为他是为了金钱而结婚的，准确地说，他结婚是为了继承遗产。如果这是真的，这可能是值得我们了解的，但是，林恩总结说爱默森对商业文明进行温和的攻击，在这方面他是一个超级伪君子；他不应该只对粗俗的繁荣提出质疑，而应该号召所有的人都和他一起这么做。当爱默森忠告学生蔑视、拒绝商业并献身于精神生活的时候，他忽视了补充这样一点：他自己就是“一个靠津贴为生的美国学者，而津贴又来源于一个波士顿商人的商业财产”。
在以下的论争中潜藏着一个极大的讽刺：保守派宣称对经济决定主义毫无所爱，以示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抗议精神屈从于物质，思想屈从于经济权力。然而，他们比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决定主义的。对保守派来说，文化的商业化不仅仅是一个事实，它还是一种在伦理道德方面对人的统治；因为美国知识分子来源于并生活于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应该为这个社会唱赞歌。许多保守分子只想拉紧这根绳索而不想割断它。
保守派对专业人士的批评——及对教授的批评——开始是大胆的，而结果却半途而废。当然，没有对学术自由或文化只持有单一观点的顽固不化的保守主义。最后还要提提H·L．门肯，他因其对教授和那些说蠢话的人狂轰滥炸而深受保守派的喜爱。门肯所持的是一种更为复杂、更为异端的观点。他不是左派的朋友，但保守派和左派都是他射击的目标。从社会主义者斯科特·尼尔林的观点来看，我们发现他对门肯没有什么好感。“在我看来，他们似乎空洞虚伪而徒劳无益……他们主要已经被那些我所认为的蠢货接受并称赞了。”门肯强有力地声明了这样一则信条：“在所有的人类事业中，我崇尚自由竞争……我敬佩那些成功的恶棍，我像远离死板的墨守成规者那样远离社会主义者。”
然而，当宾夕法尼亚大学对尼尔林提出指控时，门肯搞清楚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尼尔林并不是因为“单纯地犯错误”而被解聘的。“他被赶出去是因为他寻求真理的努力干预了那些碰巧掌管大学的有钱的蠢蛋的安全和平静。……用简单的三个词来说，他被逐出校门是因为他的威胁、睿智和正统。假如他的离经叛道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假如他用斥责雇用童工的热情来维护雇用童工……那么，他本已经很安全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了……”门肯在结束对尼尔林的思考时又重申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反感。
但是，如果我确信博学的教授们真的能充分地、绝对地享有学术自由——如果我能想象出他们时不时地逆风而行却不危及他们的工作、不被取消讲座、不影响他们著作的销路、也不使他们丢面子，那么，那些信念和本能就会给我以极大的安慰和轻松自在。
H．L．门肯对于保守派来说就像C·怀特·米尔斯对于激进派一样：受到尊敬但却被忘却了。
三
当大学教授中的保守派操纵了公共论坛时，不是所有的左派和自由派都已经退避到专业的巢穴中。左派中的一些人继续对一个较大的听众群说话。如果说大量的知识分子都安居在纽约市，那么，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纽约知识分子的瞻前顾后的传统、现存的非学术期刊都集中在纽约，以及城市的铁的权力。不像较小城市中的广阔无比的校园，在纽约是不大可能离群索居的。一个教授在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或在劳伦斯的堪萨斯大学做完了讲座以后，在去吃中饭的路上遇到的只有学生、研究员和教职员。而在纽约，他或她是和整个城市相撞的。
里查德·森尼特（1943…）和马歇尔·伯曼（1940…）都不仅是纽约青年教授（纽约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他们还可能体现了纽约知识分子中最后的激动与欢呼。他们作为城市居民写作，他们为城市居民而写作。和最后的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才华横溢，他们的研究方法更是文学的、印象主义的，而不是方法论的。不像标准的专著，他们的著作拒绝简单的分类。《公众的堕落》、《权威》以及《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影响都很大，引发了一些个案研究、小说、诗歌及个人体验。纽约的刚毅和疯狂注入他们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他们选择的主题都是一些有关城市生活、公共话语、权威和现代主义的，他们以极大的热情与活力来谈论这些重要而生动的主题。所有这一切便将他们与大多数教授区别开来。
他们也不是完全孤独的；纽约知识分子的名单可能包括斯坦利·阿罗诺维茨，莫里斯·狄克斯坦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都是为一般的期刊写作的。然而，这就出现了一种张力。我们如果不是剑拔弩张的，也至少是戒心重重的，这是时代的精神。当代的纽约教授们也许扮成昔日纽约知识分子的模样，但他们本质上还是今天的教授。其间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和一般的学术著作相比，森尼特和伯曼的写作奕奕生辉；和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著作相比，他们的写作却是单调乏味、矫揉造作，甚至是浑浊不清的。
森尼特在他的著作《无序的作用：个人身份与城市生活》的第一句话中就告诉我们：“这本书的观点是有一天早晨在新英格兰墓地和埃里克·埃里克森散步的时候产生的。”不是散步本身，而是这句话体现了他与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距离。毫无幽默而又造作的托词代替了智慧和嘲讽。伯曼诚恳地表明他是跟随着沃尔特·本雅明的，但他的著作又比本雅明的更有“一致性和条理性”。本雅明“躲躲闪闪，犹豫不决”，而“我却试图重新捕捉源源不断的变化而辩证的潮流”。
最后一代作家的最优秀的作品是尖酸刻薄、善辩好斗而又灵巧娴熟的。像《公众的堕落》和《一切坚固的实体都化为乌有》这样的著作却似乎是按照完全相反的原则创作的：它们冗长、含混，缺乏批评性。没有几页写得清楚明了，也没有几页写得很专业。谢尔顿·沃林本人就是一个持异议的、独立的教授，他把《公众的堕落》称为“手法拙劣”的废品，其方法、其罗嗦重复，以及支离破碎的英语几乎是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