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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没人知道最高奖得主，他会是一位新英格兰的图书馆管理员，也会是一位津巴布韦昆虫学家或植物学家，也会是……，但事实上，他一定会是一位作家。
最近送来的肉毒素简直没用。溶液太浓，子弹丸放进去气泡都出不来。早晚有一天枪会对着我的脸炸开花的，不过我想，我们都冒着同样的危险。这里还总有沉淀。我擦了擦药水瓶外壁，把它放进双层广口瓶内。我总奇怪自己怎么不把它扔了，也许是害怕这氮酸会腐蚀东西吧。
我想知道是否别的医生也被给了这些弹丸枪，但又无法去问。我怎么能走近一个同事，问他这样的事呢？“忙吗？上周解决了几个？”猜也没用，毕竟，他们不会把我作为“携带武器，危险分子”逮起来。我是个很安静的人，不爱交际。我是太不爱交际了，才失去了凯瑟琳，我的前妻。也许选我入传染病组织时，军方考虑到我是不爱报复的，由于她的不忠行为，没人比我忍受过更多的刺激。
当然，她离开我，我并不感到惊讶。当政府干涉了1994年度医生罢工之后，自愿做医生妻子的人消散没了。不管健康与否，被贬至中层阶级这一事实使她从新闻媒体中退了出来。我从来都是尽量先满足凯瑟琳的需要的，但不管怎样，你无法关住一只鹰的。世上有那么多富有的、合格的男人要来照顾她。我想她只是出于义务感才和我在一起，因为她还没出名前我支持过她。我被解职时她哭了，等着我让她走，我让了。如果她再打电话来和我争论，她还会哭的，而她却没打来过。我深爱着她，不忍心让她同我一起受穷。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她给我的爱足够让我熬过那之后所有的漫漫长夜。
我没被逮捕，没有，因为我没参加爱滋病毒组织，所以没有“参与阴谋”的证据。然而，他们还是让我穿上了军装，就像所有其他的实习医生一样。我的生活方式全变了，银行户头被没收，连同行医执照，甚至连同退休保证金。然后笔一挥，我的私人档案建立起来，连同分期付给的津贴和利息——我却不觉得苦。真的，并不觉得苦，甩掉了妄自尊大的专家形象，在乡村阳光细碎的林荫路上跳舞，踏着莫扎特的交响乐《雨点落在我头上》的拍子。作为家庭医生的以前的我可享受不到这些，感谢上帝。
这些天，我在急诊室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面对一大群牢骚满腹得了莫名其妙的病的人，他们大多是来要麻醉品的，然后就回家睡觉，除非总部给我打出带菌者任务，这任务是家常便饭。我挣的钱刚够付房租，再挣的钱给我那辆老爱尔科卡轿车添点润滑油和汽油。
当然，做一个温顺的替罪羊也没什么好处，甚至在我们被一拳打扁时，还有几个医生还当众谦虚地抗议呢。傻瓜！就从那时起我们受到关于各种事情的指责，特别是传染病组织。
牧师摩根在他的电视台讲坛上号召全球性献血，看起来这是个好主意。但现在谁还记得摩根？那确是好主意：在缓解血液紧缺的同时还能发现全国爱滋病带菌者。情况糟透了，我的病人中整整三分之一是病毒携带者“Ａ”字样红色卡片的持有者。传染病组织对死亡率通常是低估的，这是低估美国性泛滥的结果。当总统将议案签署成为法律时，我们这些穿白大褂的人都站起来鼓掌，却做梦没想到公众如此恐惧针头而决不同意这一措施。而且常识告诉我们，那个爱滋病毒组织老坏蛋一定已经将这一秘密消息传播了出去，人们已不再说“如果我及时知道，就……”
但是毕竟法律就是法律，国家警察开始支援当地警察和健康部门，现在你若不被迫把手指伸出来刺破，挤出一点血给政府检验室，你就不能取出贷款，找到工作，通过海关大桥，甚至不能出外约会。当然，医生就是一群坏蛋了。我们得到检验结果，总部给我们密码信号——别人不会得到你的爱滋病检验结果的，这一点我倒能确信。
动乱刚开始时凯瑟琳在我身边，日子还好过，但现在——我总是保持不引人注目的形象，心里实在痛苦，偶尔祈祷着她那完美的双腿不要绕在一个坏蛋的腰间。
一旦医生成了军人，我们就成了服从命令的机器，否则就得面对军事法庭。一个亲密的朋友自杀了，起初我以为是由于离婚的压力。周围有这么多的离婚人，这是对我们共有的自负情绪的又一次痛击。
我记得最初的那一天。关闭了总部窗口，我像往常一样键入奥马哈中心，但出现的不是通常的日程安排，而是不停的一阵嘟嘟嗒嗒的声音。我以为它出了故障，但屏幕上一直显示着一行红字：“小心电磁波。”我把桌上的纸翻个底朝天来找用户手册，把书上列的措施都实行了一遍噪音才停住。接着传来了永远改变我生活的信息。
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等。如果泄密将受长期独立监禁等等。根据总统的命令等等。我已经习惯了许多威胁，但似乎这次不同寻常地紧急。接着出现一系列莫测高深的法律用语：医生对于社会的职责，几十亿几十亿的美元花掉了却没在生态研究上找到答案，道德败坏混乱，肉欲横流。没什么新办法。带着爱滋病毒的的妓女若不被立即处死也只能在监狱里过几星期痛苦日子。
然后是最刺激人的部分：我被选中参加带菌传染病组织。我已证明是可被信赖的。没有刑法惩罚我的行为。此种方法是人道的：带菌者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会安静地迅速死去。社会不会受到病毒传播的危害。道德水平会上升。人口数量也会上升。每个人的生活会更好。
它的语气起初是满含歉意的，这使得整个事不令人确信。这年头，没人为任何事向医生致歉。医生在许多方面是有权力，但从社会和法律角度看，我们就是奴隶。
我的脑子突然有了逻辑判断能力。它一定是秘密的，所以无法追溯起源。它一定是合法的，所以执行起来不用害怕。它一定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就有了动力使我们医药学成为世界一流。它一定选我们，所以一旦这事不可避免地暴露了，这些完美的替罪羊又能被惩罚了。
也许我许多同事的自杀正是这一残暴行为合法的消音作用。
我盯着屏幕，强迫自己放慢呼吸，镇静。好吧，为什么不呢，我想道。同病相怜，我可以加入，也可以把它合盘托出。但最好我还是不要有这样的态度，否则就不是带菌传染病组织而是我在谋划种族灭绝计划了。
总部要立即答复，含义很明白：如果不同意就太危险了。我不想死，就按下确认键“Ｙ”，又按了一下，回答“你确定吗？”
枪是全塑料制的，空气动力，很轻，消音，很简单。它通过了航空站的检查，我想是联邦调查局生产的。我有两周的时间来熟悉这支枪，然后就接到第一个带菌者目标任务。
无论谁负责带菌传染病组织计划，他一定知道我是正直的，因为他们首先给我的是一个男性同性恋卖淫者。我得去闹市区找他，这让我害怕。没有哪个医生会忘记那些猎人头的，我还曾经常到那里，会有一大群人认出我来的。
从总部我得到一张引导我的硬卡片：休闲装、指令和一张照片，都印在一张纸上。纸上带有随时间释放的腐尸菌，它们会把纸在两小时之内吞掉的。
火车上简直像地狱，一边急着记住所有信息，一边祈祷着我的手汗不要把纸湿成一团烂泥。只有政府官员能收到这满纸骗人鬼话的文件，所以我出席公职的惟一证明就是使一个人在我手里消散。
酒吧很阴暗，嘈杂，乌烟瘴气，但我几乎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带菌者，虽然我只粗略地看的指令。他男性身体的体味，加上油腻腻的汗味，以及廉价香水味引得我直反胃，但我还是朝他凑过去。他至少有六英尺高，却不过一百三十磅重。太阳穴的血管直蹦，我的舌头像沙子一样干渴，说不出话来。他也许知道我想要干什么，低声说“三十块。”就拉着我的胳膊肘向休息室去。
“五十块，”我说，“我们到外面去。”
走廊里有灯，四个人站在尽处黑暗中分享一支烟。羞红着脸，我避开他们理解的目光，跟着这个带菌者绕过一个垃圾桶走向另一端。我已经像一个投票员一样在寻找逃脱的路线了。只是对合法性的确认这一点我有点紧张，也许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故事呢。我究竟有什么？一张印在破烂纸上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保证吗？
在黑暗中，他带着讨厌的装模作样的热情把手伸向我，我不能等了，抬起右手对着他的脖子开了枪。他很虚弱却持久地“咝——”了一声，眼睛的瞳孔就扩散了，这是他最后有意识的动作。然后就死掉了。
我在他倒下前抓住他，让他靠着垃圾桶坐下，他苍白的脸一动不动，带着所有的死人都带有的一丝惊讶的表情。我偷偷走向走廊另一头，走到街上，跑着去赶火车，我尽快地跑，刚好赶上回家的火车，我全身颤抖得像个树叶，这毫无理由，因为我挽救了几百条生命不受这走动的野蛮ＤＮＡ的感染。一连四十八小时我无法入睡。
没有必要报告结果。无论谁在总控制台后都会知道的。我一定是干得不错，因为大约两个月后，我每晚接两个任务了。我很快就战胜了冲动和恐惧。我记得以前认为整晚工作是很讨厌的事。
当然，我白天还在急诊室看病人。我是一名家庭医生，但在我们这有几位专家。杰斐逊长得高高大大，是一位爱交际的泌尿学专家，他的擅谈和好人缘在最后一刻挽救了他，那时他已经脖上套着绞索，站在一家小服装店旁的混凝土铺路机边上。太多的事情不堪回首，他变得安静多了。但是在我几个月前接受了传染病组织的任务以后，他彻底沉默了，几乎封闭了起来，走到哪里都蹑手蹑脚地，眼睛四处瞄着，有点轻微的响动就惊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