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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公民社会是一切独裁权力的眼中钉、肉中刺。专制的领主们充其量允许公民社会作为个人的“内心流亡地”。然而，这是违背公民社会的开放原则的。极权的统治者们憎恨公民社会更甚于憎恨其他的一切，公民社会抗拒他们的肆无忌惮、骄横狂妄。纳粹统治在德国的立足首先是一种反对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的斗争，包括反对公民社会的一些令人惊叹的方面，例如大学生联合会，或者有着固有的（自治的）荣誉习俗的贵族。如果这场斗争胜利，可能会产生一个巨大的真空，而这个真空就会使得人们几乎不可能建立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对此，齐奥赛斯库之后的罗马尼亚提供了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范例。
反过来，这就是说，公民社会也许是惟一有效反对专制和极权统治的源泉。在现存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凡是存在着公民社会基本要素的地方，那里的反对派就强大。在波兰，反对派包括拥有特殊地位的教会，1980年以后还包括“团结工会”（Solidarnosc）；在匈牙利，起初是悄悄的财产私有化的倾向，然后是越来越公开化的财产私有化的倾向；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和艺术家们进行了较为孤军奋战的斗争；民主德国教会的反对派组织的情况同样如此。与此相反，拉丁美洲有很多“来自下面的”反对专制组织的派系，不过，它们往往是短命的。
不过，公民社会和专制的关系不可以普遍化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对约翰·洛克来说，不存在公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关系问题；二者属于一体。凡是自由的宪法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公民社会是人们的一般的生活媒介物。它恰恰不是国家的一大支柱；形形色色的自治的机构总是要注意避免与统治者们缔结过于密切的同盟。但是，公民社会也不是处于反对国家的地位。把公民的倡议运动看做是反对民主政府的集团，那是一种毫无创见的误解。自由也意味着，国家要让人们自己去处置其生活的广阔的领域，因此他们既不必开展反对国家机构的斗争，也不必开展支持国家机构的斗争，他们最终会与国家机构一起借助市场经济共同促进生存机会。
首先，公民社会究竟如何产生的问题，是很难回答的。英国、美利坚合众国、瑞士是一些特殊的例子。基于不同的原因，在这三个国家，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是真正的问题。在那些地方尚未存在中央集权国家之时，公民社会业已存在；中央集权国家不得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强行剥夺公民社会的某些权利。《联邦党人文集》并非是联邦制度的辩护词，而是阐明（美国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利的一种尝试。在大多数国家里，这个过程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在这里，为建立公民的社会的斗争，实际上是一种反对专制的（而且近来是极权的）国家的霸权要求的斗争。有时，善意的君主们也允许社区或者大学享有某种程度上的自治；更为经常的是把这种自治强加给它们。市民为争取资本主义的权利条件和财产条件的斗争，就属于社会史的这一篇章。
因此，公民社会的产生，往往采取更为静悄悄和似乎更为无害的方式。在墨西哥城，1985年地震之后的混乱导致建立邻里倡议运动，取代完全束手无策的国家的地位。在格拉斯哥一个最糟糕的贫民窟里，妇女们起初组织了一次狂欢节式的夏季联欢节，然后组织了其他的活动，结果逐渐改善了她们的地位。孟加拉乡村银行帮助贫穷和完全无力自助的农业主的故事传遍了全世界。在共产主义的东欧，“出版自治”（Samitzdat）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现在，这种出版自治已经在很多地方通过出版社和杂志社站稳了脚跟。
这一切都要持续一段时间。公民社会并非一夜之间就得以产生，也不是在起草民主的宪法甚或奠定市场经济的基础的时间内就得以产生。同时，公民社会也处处受到损害。一切国家机关都有极权的偏好。尽管人们会常常强调，国家无非是一些支撑着它的人，国家总是想要愈来愈多的权力。有时候，国家以原则上很有意义的原则的名义，破坏公民社会。撒切尔首相领导下的英国政府就热衷于在一切的机构里建立“责任制”（accountability），因此，它认为大学、公共电台和电视台、自由职业的自治是不值得赞赏的。“诸如社会这类东西，是不存在的”，撒切尔夫人说：“只有个人。”她还自相矛盾地补充说，“还有家庭”；她本来应该说：“还有国家。”但是，只有孤立的个人和国家的世界，是一种不自由的世界。
然而，在20世纪末的发达社会里，首先是另一种危险在威胁着人们。这种危险与詹姆斯·麦迪逊的担忧有关。“必须保护社会的几部分人不受另几部分人所行不义的侵害。”但是，这几部分人如何使自己变为一个大的卡特尔，又与那些支撑国家的人一起共事？这是曼柯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的一个恶梦，但是不仅仅是他的噩梦。奥尔森甚至认为，这类卡特尔化——另一些人称之为社团主义（Korporatismus）——存在于“集体行为的逻辑”里。在长久政治稳定的情况下，公民社会的多样性会导致僵化，最后禁止任何的变革。于是，（奥尔森认为）只剩下急剧的变革才能有所帮助，即革命或者战争。
幸运的是，奥尔森错了。关于这一点下面还将谈到。事实上，在这里约略提到的动机，在下面又将作为社会政治分析的主题再次出现。在这里，描述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的目的在于充分揭示现代世界的最好可能性的全貌。倘若在马歇尔的概念的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地位得到实现，此外，倘若市场经济的供给机器全速运转，而且倘若丰富多彩的公民社会由它的成员的公民意识所支撑——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现代的社会冲突此时终于完成它的任务了吗？我们已经到达历史的尽头了吗？
5．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T．H．马歇尔的讲座是1950年举办的。像其他的社会学家那样，他也捷足先登地发现并描述一些社会的发展趋势。即使在世界上发达的社会里，要贯彻公民身份地位的应得权利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更不用说富裕社会还提供了新的供给机会。然而，马歇尔正确地指出，现代的社会冲突开始在丧失其绝对的品质。倘若所有公民的基本的应得权利总算得到保证，那么，剩下来的供给情况的不平等就不足以创造在过去的意义上的历史。不平等使人产生妒忌，但是并不促成阶级斗争。一种终点依稀可见的感觉，悄悄地潜移默化到T．H．马歇尔的考虑之中。
在50年代，马歇尔也不是惟一有这种考虑的人。在雷蒙·阿隆的世界里（在本书第五章），我们还会遇到另外的几个人。有一些作者，他们认为觉察到一种悖论。（他们这样断言）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产生着新的阶级，而且随着新的阶级的产生，还产生着新的冲突力量；但是，在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无阶级的社会业已到来了。“拉平了的中产阶级社会”不再有阶级冲突了。阿隆本人像在他之前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一样，谈到了“意识形态的寿终正寝”，而且因此认为，由世界观掩饰的政治纷争业已丧失其社会意义。在将来，（人们必然会得出结论）还只有实用主义的政策才是合适的。
历史继续前进，直至1968年及其后。可以轻而易举地立论，认为不乏遗留下来的应得权利问题，因而也不乏社会冲突；哪怕在今天，对于这个论点，也还有充分的理由。然而，为数不少的现代社会，成功地走上了一条道路，改变了旧的（阶级）冲突的价值地位，这种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里，很难在这些冲突里看到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
在70年代，在所谓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压力下，于是就出现一种新的末日来临的气氛。然而，这次立具有另外一种性质；我们还将（在第六章和第七章）更仔细地审视这种性质。简而言之，它的原理是：已工业化的增长社会用一些手段解决了它们的问题，而这些手段不久首先将会把它们引向无法逾越的极限。因此，它们需要回归，经济的回归，社会的回归，道德的回归。一切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世界处于一条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上。某些告诫的作用是强烈的，然而也是短命的。也许可以指出，这些告诫作为令人烦恼的怀疑依然存在过，贯穿了80年代那令人疑惑的增长爆炸岁月。人们认为，在本千年结束之前，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怀疑将会再次以致命的形式蔓延，这种假定肯定不会错。一个没有千岁寿星的千年似乎是一次贻误的机会。
因此，90年代初期，很多人又回到那个比较陈旧的命题上。根据对1989年革命的印象，有人断言，现在不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而且原来的经互会（econ）国家也走在通往一切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世界的道路上。因为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所抱幻想的破灭并非局限于东欧，而是席卷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所以，这次所谈论到的是意识形态在全世界的寿终正寝。美国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言简意赅地把它概括为：“历史的终结。”大的斗争一去不复返了；斗争的激情和干劲“现在被经济的计算、对技术问题的无穷无尽的求解、环境问题和对胃口被吊得高高的消费愿望的满足所取代”。
通过指出尚存的下层阶级问题、妇女权利问题、甚或从前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过渡期阵痛问题以及世界范围的环境损害问题，来对这类论点进行挖苦讽刺，那是太易如反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