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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blen）在他的《皇制的德国和工业的革命》一书中，已经描写了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困局面。这本书与其说依靠信息，不如说仗赖直觉，但是，他的观察的资料来源并未减低这种看法的价值。
按照凡勃伦的观点，德国把一种 “ 几乎始终是中世纪的制度秩序 ” ，并且无论如何把一个 “ 王朝组织的国家 ” 及其所属的各种价值，同一种十分迅速的、至少在其技术的基础方面从其他国家接受的工业化结合起来。因此， “ 工业的技艺 ”“ 与制度秩序根本不相容，但是，非常富有生产性，所以，它们实现一种巨大的、可支配的过剩，可供王朝的国家使用 ” 。在德国，一个统治阶级企图凭借着仍然是封建的条件，把工业化作为它的事业。倘若是一个工业的阶级接受某些准封建的价值，并且依照自己的形象对它加以改造，这将会完全迥然而异。德国提供着第一个自上而下的工业化的重要范例，如果愿意，可以说它是专制的工业化的重要范例。工业化的推动力量既不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上的自由的劳动契约，也不是在市场上发挥作用的、有革新精神的企业家，而是封建领主 —— 臭名昭著的家族领主 —— 及其臣仆的顺从。
从最后的几位沙皇，到当代的拉丁美洲的独裁者以及亚洲的 “ 工业将军 ” ，很多人曾经企图模仿德国这种通过现代的经济增长的进程，保留旧的统治阶级及其价值的模式。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大多数人都失败了；亚洲的经验复杂一些，虽然它也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即使在成功地使经济运转起来的地方，一般为此也付出政治状况不稳定的代价。
在前面一章里，谈到了俾斯麦的冒险企图，即他想用福利的供给来取代公民权利。这种图谋失败了。公民的身份地位证明自己是更为强大的力量；阶级斗争并未长期被福利的宗法制度所抑制。1918年，在经历一次创伤累累的战争之后，德国似乎准备进入现代的世界。这时，发生了两件事。首先，经济状态的不稳定导致很多人失去社会的根基。有些人归咎于战争，另一些人则怪罪战争赔款；无论如何，在克服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之后，距离其后的经济大危机，只剩下很少的时间。只要人们把这些创伤累累的事态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初步经验联系起来，他们就难以得出积极的结论。另一方面，很多人很快就明白，1918／1919年的事件远远不是一次革命。曼柯尔 · 奥尔森曾经断言，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德国重要的结构几乎是完全持续不断的，哪怕人们对他的论断必须提出怀疑，德国仍然有足够的持续性，让很多人怀疑民主政治的好处。
令人恐惧，为了让德国实现现代精神的革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必要的。我的这个论点（见拙作《德国的社会与民主》）经常受到批评，然而我将仍然坚持其核心，即等级的和教会的归属性、没有公民参与的专制制度的善意、不流动性和传统主义等等的现代之前的残余，被一个政府制度野蛮地破坏了，这个制度为了保持其极权的权力，需要全面的总动员。这个打破和放弃传统的巨大进程的影响不能被立即看出来；事后，对历史的这段可怖的插曲为什么如此短暂，几乎是不可理解的。然而，这段插曲意味着，1945年之后，至少在消极的意义上没有传统主义的障碍，德国第一次拥有民主政治的真正机会。此后很快就有两个德国，而且由于不是它们自己选择的原因，这两个德国在长达40年之久的时间内，走着两条十分不同的政治制度的道路，这个事实提醒人们，要记住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社会分析的局限性。另一方面，40年分裂的结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证明在现代社会里自由宪法的力量。
在有关民主的教科书里，并没有规定以英国为榜样，联系到德国的情况，在有关资本主义的教科书里，同样没有规定以德国为样板。但是，1913年之前和1948年之后德国的经济奇迹，对于资本主义的增长来说，也许本来就不是榜样。在这两种情况下，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增长的载体是强大的官僚体制化了的组织，如银行，大企业和国家，后两者从一开始就如此。引人注目的是缺少企业家和政治家，如果撇开俾斯麦和阿登纳不讲。同样，也缺少民主的后援。长达数十年之久，德国的统治者们一直犹豫不决，不太想给人民提供一个现代的公民社会所要求的应得权利。法治国家的一种官僚形式被普鲁士的传统所接受，然而，这种形式既不结合公民的参与，也不结合议会的监督。因此，这个国家在专制制度和官僚体制的僵化之间摇来晃去，忽东忽西。为了让自由的宪法诞生，一剂阶级斗争的猛药也许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是，它对于这类不虔诚的愿望早就太迟了。即使在今天，韦伯提出的关于顺从依附的外壳的风险，在德国也比其他地方都大一些，尽管由希特勒所留下的一片焦土使得在德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公民的和富裕的社会成为了可能。
德国通往自由的道路为大不列颠的和美国的更为可接受的道路，增加了一种令人痛苦的变化形式；曾经还有过其他的变化形式。两个世纪以来，法国一直处于在强烈要求更多的民主和一种旧的、对专制制度的偏好之间的来回拉锯战之中。这虽然没有促进一种经常不断的发展过程，但是允许这个国家，至少在1789年之后，多次与革命的爆炸擦肩而过，同时又避免了最糟糕地滥用现代的权力。瑞士曾经以神秘的方式，在传统和稳定的表面下发生了演变。很难指名道姓地提及推动事物前进的瑞士的领袖，站在他们背后发挥作用的社会的力量，人们也只能费上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发现；然而瑞士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也许，整个政治阶级以它自己选择的无名形式推动进步，而人民通过其在表决中的态度体现了保留传统的惰性。
而这些历史的道德呢？对于现代政治的问题的抽象和一般的答案，并不因为这种道德而改变。自由的、开放的共同体需要三件东西：政治的民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这三大自由支柱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而且往往是不能加以组织的。也许人们可能会说，公民社会是自由的最可靠的支柱，民主则是自由的最明显可见的表示。不过，民主仍然是一个闪闪发光的概念。人们可能会理解，有些人宁愿谈 “ 自由的宪法 ” ，即使他们并不完全接受弗里德利希 · 冯 · 哈耶克的定义。我们的讨论产生了为阐明这种宪法所必需的东西。必须有一些规则，争端中的群体和不同的利益可以依此进行辩论（法治国家，宪法）；必须有一些方法，才能把被统治者的偏好、不过也包括其更深刻的需要变为对执政者的有效的监督（ “ 最低限度的民主 ” ）；而且必须有一些中心，但是也包括一些创议的载体，它们准备探索一些新的解决办法（领导）。对于自由的宪法来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教条更具有危害性了，教条可能通过任意专断的权力而产生，但是，也能由于官僚体制的故步自封、停滞呆钝而形成。
不过，在我们把这些范例纳入探讨之前，这就是很清楚的了。这些例子说明了一些不同的并非就不重要的东西。如何去完成必要的事情，这完全取决于特殊的条件和传统。不存在理想的通往自由宪法的康庄大道。不管在机构的结构上也好，也不管在政治文化上也好，不同的国家找到了通往自由的不同道路；反之，却有些例子，表明最好的制度仿佛永远没有达到它们的书面形式要求。法治国家和国家宪法可以通过程序或者通过内容加以界定；最低限度的民主或者可以直接实现，或者采用代议制实现；首创精神和领导可以从政治党派或者握有大权的总统产生。宪法实际必须总是适应某些特定的社会的历史、文化和其他独特的条件。因此，它们很难从一个国家生搬硬套到另一个国家。在这里，并不存在着为种种违反自由的基本规则的行为辩解的托词；与此相反，它意味着，某些特定规则形式上的存在不能向我们说明多少关于执行规则的现实。现实存在的自由总是有些不规则。因此，从观察这些例子为现代的政治所得出的结论是：要颂扬混合的宪法。也许应该更正确地说：要颂扬混合得好的宪法。
《现代社会冲突》
拉尔夫·达仁道夫著 林荣远译
第四章 极权主义的诱惑
1．一种幻想的破灭
1914年7月被证明是欧洲、而且也许是世界现代史上的命运攸关的一个月。7月开始时，发达国家处于一种持久经济高涨的顶峰，1913年，经济数据还一直说明它们取得了经济成就。公民权利并非处处保持同步进展，但是，要求实现公民资格的呼声十分强烈，而特权的卫道士们则到处开始让步。谁也不会怀疑阶级斗争的现实。各进步的自由党把它们的兴趣转向社会问题；各社会党的选民人数迅速增加。形势捉摸不定，变化正在酝酿之中。同时，那些大国——大不列颠，法兰西，德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处于相安无事之中。进步似乎是极为可能的，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话。
6月28日，奥地利的弗朗兹·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在萨拉热窝成为一次暗杀的牺牲品。起初，只有少数人理解这个事件的可能的后果。在欧洲各国的首都，人们一致认为，奥地利有权就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件，对塞尔维亚进行报复。人们怀着几分忧虑的心情看待维也纳的最后通煤，但是，法兰西总统仍然启程前往俄罗斯访问，仿佛还不是雨欲来风满楼。有些人谈及在巴尔干可能会有一场有限的战争。然而，对战争的谈论越来越频繁，就像人们唤醒了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