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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独立形式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困境在于，它所囊括的国家起初从政治方面来界定它们的问题。一个主要对保持敏权感兴趣的、政治的阶级，压制公民的一切自发性的行动，并且动员公民作为（被委婉地称之为同志的）臣仆。当然，专制者们和官僚体制的人员都乐于看到经济的繁荣昌盛，但是，这种愿望总是一再退让，让位于政治的必要性。政治的必要性与组织控制息息相关，与接班人问题和招募机制、与顺从和教义化、与规范化和调整息息相关，也与马克斯·韦伯生动描绘的官僚体制化的种种手段息息相关。建立这样一种统治意味着经常斗争，去对付外行、理想主义者、批评者和竞争对手，去对付首创精神和独创性。任何放松控制都包含着高度的风险。然而，这就意味着、不可能产生一种现代的、有适应能力的、自身经常不断更新的经济。占据最重要领导职位的上层享有外汇支付的特权，外汇支付特权使这个上层能够过着相当于西方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而很多人生活在一种灰色的日常生活世界里，基本物资的供应都没有可靠的保障。社会主义成就的巅峰就是两种现象的结合。
1989年以来，一切形式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明显可见的崩溃，以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提出了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在中国，鼓励经济上的首创精神，又没有同时进行政治改革，最终导致为争取民主的游行，尔后又导致在天安门使用武力。在苏联，鼓励发表政治意见和进行政治活动，毋宁说，更加深了经济的危机。在这两种情况下，最终应得权利和供给的扩大二者都受到危害。因此，为了扩大人的生存机会，二者都必须抓，而且要同时抓，平行地抓。是否存在着能同时启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战略性杠杆，这个问题也许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关键问题。
不过，抢先作这类观察是操之过急了；我们还在讨论50年代的世界，还处在分析各种制度趋同理论的思维错误之中。现在，一个中心结论是无可辩驳的。社会主义不是另一种工业社会，而是一种引入发展进程的方法。社会主义是一种发展中国家现象。在那些在专制制度统治下实现初步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地方，社会主义特别有它施展身手的机会。显而易见，对少数人的供给会提高，而大多数人却未能赢得经济和政治参与的机会。而且，少数人还能长期保持对他们的统治所必需的结构，尤其是如果他们能够经常地满足人民的某些基本需求，甚或能够促成某种轻微的、现实的增长的话。这样一种进程还能持续多久呢？抗拒既往的理论的诱惑尽管十分重要，但是十分困难的。勃列日捏夫的社会主义具有一种很棘手的古代政治制度（ancient regime）的很多特征，即使不是一位喜欢冒险的总书记给它致命一击，这个制度也会变得日益不稳定。
因此，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充其量是通往现代世界的次优道路。而且作为这种次优道路，它本身没有效率。倘若它坚持政治的控制，那么，经济就仍旧不发达；倘若它严肃认真地对待经济进步的要求，那么，它的政治基础就受到威胁。如果从根本上说有诸如制度趋同这类东西的话，那么这种趋同的成因就在于自由的各种变化形式里。自由的变化形式可能不会实现；并不存在着一条人人都必然会生活在富裕和自由中的历史规律。也许，大多数人两者都想要，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也都得到它们。在充其量是次优的经济和政治状态下生活，极可能是大多数人的命运。然而，有时地平线上会出现一丝光明。因此，在时代的意识和行动中，1989年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半道上两种制度相互趋同的思想既是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值得追求的。把工业社会这样一个概念既应用于美利坚合众国，也应用于苏联，是没有什么合理的意义的，更不用说关于这两种制度的要素相混合的理念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来说，根本无关紧要，倘若前苏联各个部分或者中国在数十年间建设为发达的国家，那么，它们也将会找到它们自己的形式，犹如在它们之前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所做过的那样。
在一个方面，阿隆是一位关于两种制度趋同的非凡的理论家。他处理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时，几乎把它们彻底分开。于是，他能够把他对法治国家和民主的无限信仰，与期望一切工业社会都将会发展出经济和社会的完全类似的——如果不是说相同的——结构结合起来。这里所建议的对这类假设的修正，适用于阿隆的立场的两种因素。这位伟大的社会学家过于高估了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而过低地估计了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在50年代的社会学著作里，情况是这样的。
然而，阿隆并未犯过一个这里不得不谈一谈的错误，即认为制度趋同是好的，值得去追求的。有一些人要求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一条共同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道路，能够为一种和平秩序奠定一个具有坚实的基础；另外一些人基于种种原因，认为两种制度据说都有其好的和坏的方面，因此认为最好是把两者的好的方面结合在一切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世界里。直至能确保相互消灭、亦即直至美国和苏联有能力相互消灭并消灭世界的其余部分的核威慑的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谈判的历史，表明国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能为国内事态的发展所取代。这也适用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KSZE）赖以为基础的、更为广泛的题材。因此，和平秩序和制度趋异是完全可以相容的。
关于把趋同作为纲领的问题，人们也可能会认为，由于80年代下半叶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然而，还值得在这里指出，这样一种纲领从其胚胎开始就是畸形的。只有一种自由，尽管在现实的社会里，自由的表征形式变化多端。此外，用制度进行思维，本身就是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如果在现实社会里解决现实的问题，要求扩大应得权利，以便拓展人的生存机会，那么，就应该扩大应得权利；另一方面，如果必须扩大供给，那么，为此就必须创造条件。关键是要有些机构，它们许可做在某种既定的情势里认为必要的事情，而倘若多数人不再想要了，它们又许可放弃不干。至关重要的是开放社会。
这不是相对主义。开放的社会，人的生存机会，公民权利，富裕，自由，这是一些毫不含糊的价值。实现这些价值的现实社会的特殊条件，以及因而也包括其方式、方法，是各不相同的。实际上，现实世界的多样性本身就是开放社会的一部分。50年代的冷战取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短暂的开放阶段，冷战阻挡住很多人的视线，使他们看不见这种前景。它导致了价值的物化，因而也处处危及了自由的条件，包括在自由世界亦如此。肯定有善有恶，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恶的王国和善的王国。但是，通往这种发现的道路曾经是漫长而痛苦的。它也曾是现代社会冲突的一个主题。
3．民主的阶级斗争
现在，是我们回头论述战后时代发展进程的时候了。现代的社会冲突与在一个日益丰富多彩和日益富足的选择机会的世界里为所有的人争取公民权利息息相关。冲突要用社会的归属性来阐述，它在政治的舞台上展开，又以多姿多彩的形态出现，这些形态又打上了特殊的文化条件和历史情势的烙印。为了理解这些条件和情势，必须谈谈在第二次三十年战争期间隐藏的再分配日程，谈谈各民族的经验的丰富多样性。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捡起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进行政治…社会分析的线索。它们可以描写为这样一类国家。1948年，为了管理马歇尔计划和协调欧洲的复兴重建，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当这个目标得到实现和欧洲变成为富人俱乐部的一部分之时，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改建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当在1961年创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时，它承担的使命是，“在成员国里实现最高的和稳固的增长和就业水准，实现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这适用于美国和加拿大，欧洲国家，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下述分析是否在同样的程度适用于所有这些成员国，我没有把握；日本在某些方面是一种特殊情况，但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多数国家里，为争取公民权利的阶级斗争，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现实。
此外，20世纪60年代，阶级斗争是一种十分违悖马克思预言的现实。S．M．李普塞继承了D．安德森（D．Anderson）和P．戴维森（P．Davidson）早在1943年提出的概念，1959年，他谈到了“民主的阶级斗争”：“在任何现代民主政治里，各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表现在政治党派里，政党原则上体现了阶级斗争的民主转换……政党或者建立在下层阶级的基础上，或者建立在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基础之上，这种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基本普遍化的。”这种观念是简明而中肯的。有些社会对立会导致政治的冲突。然而，这种冲突并非变得日益诉诸暴力和日益具有破坏性，而是通过各种组织和机构得到抑制，通过组织和机构，冲突可以在宪法制度之内得到表现。政治党派、选举和议会，使得冲突成为可能，又不至于爆发革命。
有些人提出，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这种提法是否还适当的问题。例如，雷蒙·阿隆（在巴黎大学讲座三部曲里的第二个系列讲座里）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一种“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