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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身份地位是进入这个进程的关键。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社会里，大多数人成为概念的充分意义上的公民的那一时刻，社会的不平等和政治对立就具有新的形态。人们再也不必同其他处于同样状态的人一起，去为他们的基本权利而斗争了。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另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在派系林立的、然而混合在一起的利益集团的代表，扩大、至少保持他们的生存机会。不仅是旧的阶级归属性退居次要地位，而且产生了新的团结，这种团结囊括了社会的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如果不是说五分之四或者更多的话。在他们之间有很多差别，包括财产和收入的不平等，但是，也存在着一种基本的获得应得权利和供给的进入平等。新的阶级是公民阶级，如果允许有这种荒谬的措词的话，不过，至少是多数派阶级。政治史和社会史的一章是以深刻的和潜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为开端的，在经历了严峻的和痛苦的时刻之后，它导致了民主的或者制度化的阶级对抗的受到约束的冲突，结果是形成一个多数派阶级，那些属于这个阶级的人因此能够抱有希望，不必根本改变现存的结构，就能实现他们的很多生活意图。
4．1968年
在很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最近的政治史上，有一个年份特别引人注目——1968年。这个年份部分是真实的，部分是象征的；而且，它与在不同国家里的不同经验相结合在一起。在美国，约翰逊（Johnson）总统在社会成就、国内动荡和政治不安定的爆炸性的混合气氛中，结束他的任期。他出任总统，推行了经受时间考验的“伟大社会”计划，但是，他使国家愈来愈深地陷入越南战争之中，越南战争把美国推入到一次最危险的宪法危机之中。在欧洲，在1968年，是否能由政府治理，或者用欧洲大陆人的更具戏剧性的语言来说是政府治理是否有合法性，成为公众讨论的题目，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合法性首先与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能力相联系起来。在法国、德国和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里，这个题目首先被冠之为“民主化”。这一部分意味着要实现赋予所有人公民权利的许诺，但是一部分也意味着人们迫不及待的固执坚持必须也能行使参与权利，认为这样才是切切实实的。“我们必须敢于推行更多的民主”，1969年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他出任联邦总理时的第一个政府声明里说，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民主不仅是一种状态，一部宪法，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为和美德。
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1968年都与大学密切相关。大学生骚乱是政治骚乱的先兆，学生骚乱从伯克利蔓延到伦敦经济学院，继而蔓延到巴黎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有些地方，高等学校改革似乎是主题，至少对于那些误解时代特征的人来说，是议论的主题。雷蒙·阿隆也属于他们之列。他从未彻底从他在5月巴黎的激荡的日子里的经历中恢复过来。其原因可从一句惟一的、悲哀的说法中看得一清二楚：“古老的巴黎大学是应当寿终正寝了，然而不应当像1968年5月那样把它置于死地而后快。”有些时候，人们的确不能立即对事物的进程表示赞成或反对。变革的能量十分强大，以至于它们必然会启动事物的进程，甚至连改革家们本身都不能控制这类进程。也有可能，1968年的革命，用阿隆的话讲，是introuvable，即不易发现和捉摸的，难以作详细的描写，但是，它具有那些大雪崩的很多特征，一场雪崩如果开始发生，任何人都再也无法加以阻挡。
阿隆本人感到遭受1968年的打击，甚至几乎被伤害。当他说出，巴黎大学应当寿终正寝了，也许他心口不一，别有所指；他想说的是巴黎大学会在改善了的形式下重新繁荣昌盛，欣欣向荣。对于他来说，旧的大学的死亡是一种不可挽回的、个人的损失。这也适用于很多欧洲人，尤其适用于那些在经过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之后才在大学找到一席之地的人。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虽然在德国有些人认为，对于谋杀旧的大学，我也一起负有责任。从历史上讲，这是错误的。当我主张把“教育作为公民权利”和参与制订高等学校向此前受忽视的群体开放的纲领时，对我来说，这只事关进入机会。我的目标是民主，而不是民主化。不过，在实际的政策上，这类区分无法坚持立脚，至少在欧洲大陆无法坚持下来。大浪淘沙，改革的浪潮很快就冲刷掉那些改革派，他们曾经相信，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界线能够保持久远，相信可以存在没有民主化的民主。
阿隆对这些事件的经历，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中，一直在折磨着他，这个经历是一种承担义务和保持距离心态的奇特混合。当1968年5月第一周骚乱的大学生们占领了大街之时，他沉默不语，未发一言，这很不符合他的性格。他甚至拒绝在电视台上露面。“面对人们的精神状态，我根本没有把握该说些什么。”5月14日，他启程前往美国讲学。（戴高乐于同一天赴罗马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然而，他很快就不再能够坚持滞留远方，而是飞回了法国。（戴高乐也缩短了他的访问，并且开始他自己若明若暗的哑谜，包括匆促飞往巴登－巴登，以确保马舒将军及其部队的忠诚。）阿隆返回巴黎之后，首先感觉到的是他后来所描写的愤怒，一种粗暴的愤怒，“愤怒程度比我从前所亲眼目睹的还要大”，这有几分说明了这位伟人的品格，无论如何，他在1933年成为柏林焚书的见证人。他试图把在他眼前展现的“精神病闹剧”，作为一种“革命的闹剧”而不屑一顾，而不去承认其中含混表现出来的真正的变化；不过，即使是这种低调处理的尝试也仍然是不很可信的。在他的稍晚的年代里，人们越是经常向阿隆谈及这些事件，他的痛苦回忆就越是沉重。也许在1968年5月的那些动乱日子里，阿隆的世界就到了它的尽头。
这说起来容易，要说明理由阐述清楚可能就不那么轻巧。时至今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里的很多地方，人们对1968年的看法还众说纷坛，意见不一。它曾经确实有过什么样的含义？它是经济奇迹所造就的、新的富裕阶级的娇生惯养的孩子们所进行的暴动吗？它是公民揭竿起义，反对那些还不理解臣仆时代已经终于一去不复返的政府吗？它是那种随后很快就席卷西方各国社会的价值演变的初次爆发吗？它仅仅是使得太久保持不变的机构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的现代社会改革的一个阶段吗？对于这些问题，不可能会有最终正确的答案，不过，有了一段时间间隔，今天也许可能作出一个令人半信半疑的和保持一定距离的分析。
战后的时代是一个让更多的人有更多选择的时代。倘若在为大家争得的公民权利里没有一个可靠的基础，就不可能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反过来，人人都拥有公民权利，这部分是从前斗争的遗产，部分是战后年代社会契约的结果，以及部分也是供给迅速增长的平行产物。不过，量的和经济的进程开始愈来愈甚地主宰着局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社会，变成为一些“要求越来越多”的社会。这使得好些人希望得到另外一些东西。在60年代，很多人要求进行改革。“建设之后要改进”，这是当时的口号之一。要求社会变革呼声越来越高，虽然并不总是很清楚，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担当着这种要求。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就不仅用言论和文章来表现60年代的改革运动，而且他们也是这场运动的中坚，并且把它引导到一些目标上，同从前的各种社会和政治运动相比，这些目标具有一种毋宁说是学院式的性质。
在各种要求都集中到大学身上的地方（这适用于很多欧洲的国家），上述这种情况变得特别明显，而在涉及此前受到忽视的少数人的权利的地方（例如在美国），这种情况起的作用最是微乎其微。公民权利的最后一次大扩展，可能是60年代社会运动力量所实现的最重要的变革。其他的一些变化更微妙一些，我们把这些变化描绘为学院式的，但绝不应该因此而小看它们的意义。在很多欧洲的大学里，权力无比的教授们从他们的台座上被请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平等者之间的协作原则。在德国大规模的群体大学里，这种原则在机构设置上得到表现。至少有一段时间，有关教师、大学生和其他的从业人员属于同等级别的幻像，像幽灵似地在德国的群体大学里游荡徘徊。教会，尤其是新教教会，追随这一事态的发展，变成为辩论的场所，而不是教堂的布道。天主教的现代化改革（aggiornamento）受到梵蒂冈宗教会议的强有力的推动，天主教的现代化改革对类似的压力作出反应，直至把圣坛从它的遥远的高处移到某些现代教堂的中央，以免忘却信徒们对普世教会主义的希望和困惑。所有的国家对刑法和刑罚执行的通过，进行了严肃的审查，在很多国家里，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