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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归咎谁是谁非。在1971年8月15日以后的紧张的几个月之内，指责已经够多的了，从8月底关贸总协定特别会议的初步讨论，直至12月底华盛顿的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相互指责甚烈。争端给所有的参加者留下遍体鳞伤，然而并未使他们变得聪明许多。在当中，关键的问题是一个显然已经变为幻想的国际秩序的支离破碎，使世界各国得不到保护，听任大国更直接实施强权的厉风洗劫。有时候，风似乎减弱一些，但是，它们很快又变得强烈起来，而且不止一次地上升为飓风。1971年10月的斋戒日战争和由它引起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仅仅是其中的两例。很难准确指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通货膨胀开始的日期，但是归根结底，通胀的深刻影响不会小于那两次石油大涨价。两次石油价格大暴涨反过来又直接关系到那些对第三世界发放的、不负责任的信贷，这些信贷构成80年代债务问题的直接原因。1971年，还有几个人把放开汇率看做是一种市场药方。他们认为，货币最终体现着在其背后的国民经济的真正实力。20年之后，只有少数人愿意为这种论点辩护。相反，浮动的货币促成了币值和实际经济增长相背离；在这里存在着使80年代的赌赛资本主义成为可能的诸多因素之一。
从根本上讲，80年代在很多方面使这里所描述的进程更加尖锐了。美国在里根总统的领导下，对一切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采取愈来愈消极的态度。美国离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骤然结束国际海洋法会议的谈判，对国际法院的判决不予理睬，降低它在很多国际组织里的代表级别，威胁要退出关贸总协定，如果后者不能更好地考虑美国的利益的话，限制世界银行的自由，让全世界知道，这些机构是多么令人不屑一顾，哪怕它们是由它在战后亲手创建的。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况下，美国持这些态度可能都有一些可以谅解的原因，但是，首先是世界被其后果激怒了。原因就在于美国从康德哲学又回到霍布斯哲学；民族之间发生的事情，是由权力而不是由法来决定。人人都企图用自己的力量去实现他的利益，哪怕这样做要牺牲别人也在所不惜。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布什总统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在这种背景下，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多少机会。
诚然，直至80年代，还有一种稳定的要素，它恰恰是那场冷战，冷战在开始时就充当了战后时代的事实秩序。欧洲合作与安全会议在回976年赫尔辛基的最后公报里，仿佛把各种冷战假设都制度化了，因而消除了它们的可能恶果。战后的边界为大家所承认；德国和欧洲的分裂被视为协议的一部分；两种持久打算的体系在尊重它们的势力影响范围的条件下，开始了它们的关系的正常化。
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打这种算盘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参与进来，或者也许是当时还是共产主义世界的那些国家的人民也没有参与进来。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就任之后，后来在1989年这个命运攸关的岁月里，赫尔辛基的协定开始以令人窒息的速度迅速起伏波动。此前显得似乎很稳定的世界体系的一些重要的因素，起初陷入动摇，随后就崩溃坍塌了，其中包括德国的分裂，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华沙条约。在美国70年代和80年代宣布废除由它控制的世界秩序，因而结束战后时代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之后，苏联就着手开始摧毁这个时代熟悉的世界形象的最后的紧身胸衣托架。末了，它自己也成为这个瓦解过程的牺牲品。
想从这类发展中得出广泛的结论，为时尚过早。而且首先这也不是一篇论述国际关系的随感。只要世界秩序决定着各国内部的发展，首先是发达国家内部的发展，世界秩序就在其间发挥影响。于是，作出两点结论是可能的，根据人们的口味不同，它们听起来或者会令人欢欣鼓舞，或者会令人忧心忡忡。
结论之一是从康德到霍布斯的道路，走得比在80年代早期可预见到的要更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里，因此在这里，权力关系起着主宰的作用。而且，因为仿佛美国和俄国两个强权的霸权统治首先反映了热核战争的临界状况，因此，形形色色的较小的强国能够决定着人的生存机会。在欧洲，分崩离析的中央集权国家制造着显然的动荡不安。伊斯兰教作为宗教进行着巨大的积极行动，旨在回复到一些原教旨的和往往是现代之前的价值中去，这给世界很多地方、包括前苏联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三大经济力量中心，即美国、欧洲和日本，在进行市场竞争，同时却很少关心规则。
这是足以令人深感不安的，尤其是这仅仅是一段要长远得多和复杂得多的历史的开始。然而，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令人心情沉重。像今天这样需要有世界范围的规则，这历史上是罕见的。在经济上，随着大型跨国企业的建立以及伴随着它们一起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兴起，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它带给很多人以富裕，然而也呼唤要求与新的经济市场活动范围相适应的游戏规则。贸易巨人的战争是对旧秩序的瓦解的最坏的回答。在军事上，集团的不稳定化意味着一种控制核武器和核知识的扩散的手段变得不灵了。人们不得不担心，“有限的”原子战争今天比以往更加可能了。而且，人类的生活环境问题具有新的紧迫性。有可能我们正在把我们所赖以生活的星球，变得无法居住。于是，只有世界范围的行动能有所帮助。最后，我们必须亲眼目睹第三世界各国正在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贫困、疾病、战争和独裁暴政的泥潭之中。
因此，对于世界范围的协作，不乏明显可见的任务。不过，这里是抢了后文中的话题。当本书结尾再次谈到世界公民社会之时，我们将会回到这个题目。在这里，首先是为理解70年代的内在发展准备场景。70年代中叶，雷蒙·阿隆的世界已经烟消云散了。持续增长比较可靠的、国际的前提条件，开始崩溃。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由它的缔造者宣告废除了。于是，一个进程启动了，它导致了在80年代末一种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范。这样一个没有多边规则的世界，对于生存机会具有种种后果。它首先是一个只能很少去促进人的应得权利的世界。尽管很多人不喜欢南非的种族隔离，但是却没有国际手段可以改变它；一位果敢的总统必须从内政方面去实现这种改变。还有赫尔辛基协定有关人权的一揽子规定，证明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尽管有些国家的“赫尔辛基小组”还在援引它们。严格地讲，并没有国际法，只有少数的思路和开端，如在欧洲共同体里面，也在欧洲人权公约里面，它们许诺为将来提供国际的应得权利的保障。
然而，战后秩序的支离破碎也冲击了生存机会的供给方面。在国际关系中，总是首先涉及到经济的供给。布雷顿森林会议和哈瓦那回合谈判的结果，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对于战后时代的经济奇迹，作出了它们的贡献。因此，国际经济机构和货币机构的软弱，其结果是损害着增长的机会。美国1971年8月15日开始推行的多元主义，到头来既未能报效于它的发起者，也未能服务于任何其他的人。毋宁说，它引发了10年的危机。
2．关于经济增长的争论
在70年代，各种夸张议题一直排在日程上。大多数是牵涉到一些最黯淡的黑色画面。自从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群众的起义》和《西方的没落》发表以来，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那样出笼了这么多书，其书名诸如：《我们的世界有什么不对劲儿？》，《走出富裕陷阱的途径》，《未来的震荡》，《现代世界的没落》，《各民族的兴衰》，《现代精神里的不适》，《没有增长的社会》，《我们能在未来幸存吗？》在这些著作里，某些单词经常反复出现，所以诱使我们现在稍微进行一些社会心理学分析，因为现在能够把70年代置之一旁并保持某种距离对之加以观察。当时最重要的流行单词是“极限”（“Grenze”）这个词。“极限的理念”，一本书名为《未来的极限》的德国作者说，“已经进入那些决定历史的理念圈子”。另一位作者也是德国人，他把自己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历史的激情看做是在于显示人的克服极限的能力，但是今天，“人类正走向一些它在上两个世纪没有认识、也不想认识的极限。”也许没有任何一本书比丹尼斯·梅多斯等人致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报告更好地切中70年代的气氛，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报告的题目是：《增长的极限》。
当1968年意大利企业家和人道主义者奥雷里欧·贝凯（Au…relic
Peccei）开始在罗马召集一批重要的商人、学者和政治家之时，他的意图是从很多在可见到的事件的表面之下找到可以认识的、相互间似乎没有关联的事实的共同点。贝凯本人（在他1976年即在时间上已经有某种间隔之后提出的报告里）列举了一系列这类事实——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不公正，失业和能源危机的冲击，货币危机和保护主义，文盲和异化，恐怖主义和贪污腐败，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