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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期，在属于新欧洲东部和东南部的国家里，都存在着所有这些难题。每一个国家都试图以它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那里还没有站得住的政治结构。革命时代的联盟和论坛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欧洲其他地方的政党尚未具有现实的基础。它们很可能会以变化了的形式出现，然而只有当基本的结构也接近西方的结构时才会出现。难道东部的中欧、其他的新的民主国家必须仿佛以快速镜头重演在本书里所叙述的整个历史吗？难道它们的目标在痛苦结束之际也是多数派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多数派阶级的成员大体上讲能够在现有状况下满足他们的生活愿望。
90年代初期，人们在欧洲再也不能谈论漫无头绪、扑朔迷离了。形势异常清楚；只不过它极端令人捉摸不定。除了人对事物的旧的无把握性外，又增加着一种特殊的、就此而言是新的无把握性。在欧洲的一部分国家，情况总的来说很好，但是很多人又感到形势很可疑。在欧洲的另一部分国家，各种社会做着相当可观的努力，试图走出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困难几乎是无法克服的。没有一个总体框架可以帮助把绝大多数人的最大的生存机会处处都推向前进，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框架，即没有一个同时既承担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又承担保障供给的多样性的欧洲共同体。于是，是否至少有一个思想的框架，即一种这个工程能够赖以为取向的自由政治的理论？这个问题变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自由党人的议程
在这里，事关对本文的分析性结论再补充规范性的结论。这里所指的是20世纪结束之际一种自由党人的政策的若干原则。为什么用“自由党人的”这个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英国人固有的审慎说道：“如果人们是作为政治动物出生的，那么，不参加任何政治党派是极其不舒服的；这样做是冷冰冰的、孤独的和毫无意义的。”作为保守党人，他不能认识自己。“这样做既不会使我快乐，也不使我感到刺激或者鼓舞。”在某些方面，工党更加令他满意，然而，如果谈到阶级问题，他就发现自己是“在受教育的资产阶级的一边”，无论如何，在“这样一个党”里没有他的位置，“这个党憎恨现存的机构，并且相信，只能消灭现存的机构，才能产生很多好事”。那么，还剩下什么呢？“我倾向于坚信，自由党还一直是为了实现未来进步的最好的手段，如果它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和正确的纲领的话。”这是一个真正的政党，还是最终只不过是一个想像的政党呢？凯恩斯对此往往避而不答，无论如何，在1925年说上面这些话时，他未置可否，虽然1938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自由党是引力中心，因此应该是进步力量的一种新的联盟的重点。”
在某些地方，我也曾说过和写过这类话。凯恩斯认为，不参加任何组织又搞政治是毫无意义的和孤独的，他是对的。厌恶各种组织包括各种政党的寡头政治和官僚体制因素，直至厌恶毫无作用的原教旨主义，也没有多大意义。然而，这里草拟的日程不得视为替某一个特定的政党制订的纲领。毋宁说，在这些日程的背后，蕴藏着一种希望，期待能产生一个激进自由党，不管是从现存的各种政治组织的影响范围内产生也好，也不管是作为欧洲的超脱旧的边界的首创也好。
怀抱这种希望的原因在于所牵涉的问题处于宪法的级别上。我们至少需要社会契约的一种新的等级。我们马上还将讨论这种措词的准确意义。当凯恩斯1925年草拟他的自由党人的纲领时，他区分了五种日程要点：“和平问题”（和平主义），“施政方式的问题”（国家多参与，但是，通过“社团”实行分权），“性别歧视问题”（妇女解放），“毒品问题”（同嗜毒成痛的危害作斗争）和“经济的问题”（“为了公正和稳定而自觉地……控制各种经济的力量，并且予以引导”）。这里与现实的题目有着显然的、甚至令人惊愕的联系。“性别歧视问题”和“毒品问题”，至少既与本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与本世纪20年代有关系。然而，目光所注视的方向也有所改变。凯恩斯的“新自由主义”今天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毋宁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更多的参与、社团主义、自觉控制和引导经济，并未放到90年代的一种自由党人政策的日程上。不如说，这在其核心是企图用一种最大限度的无计划现实来填充一种最小规模的宪制构成结构：即在一种简明而有效的国家宪法之内，建立一种富裕的和多姿多彩的公民社会。
自由党人日程上的各种问题就产生于这种意图。这是一些政治制度问题（面对时代的社会官僚体制的威胁，如何才能解决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现代政治的难题呢？），应得权利问题（如何才能解决80年代这10年供给的遗留问题呢？），机构建设问题（公民社会如何才能既反对失范的倾向又反对原教旨主义的倾向而使自己站稳阵脚呢？）以及世界秩序的种种问题。在这一节里，应该谈谈前三个问题，关于世界公民社会，则应该在专门的一节来谈。在分析这两部分自由党人日程之间，我将尝试着以讲话的形式，向年轻人谈谈关于行为举止和态度的问题。自由党人的纲领将以一节对方法问题的论述而结束，这一节将把我们带回到凯恩斯那里去，同时带出本论著的中心思想：激进自由党人应该如何着手采取政治行动？激进自由党人不相信制度的改变和革命，然而，他也不仅想让国家这艘船只在历史的无边无际的大洋里，勉强浮在水面，他要求比这还多。于是，他应如何采取政治行动呢？现在必须做的，是战略性的改革。
因此，首先是政治制度的问题。在一般的情况下，宪法政治的原则性问题是不应该拿来讨论的。如果它们被拿来讨论，那么，（用莎士比亚的话讲）丹麦国家有些腐朽了。尽管欧洲新的和较老的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可能极为不同，它们在严肃性和紧迫性上也很可能十分不同，90年代初，在它们里面，统统都有些腐朽了。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从极权主义和上层特权阶层统治的漫漫长夜里觉醒起来的民主国家里，从一开始就必须制订它们的宪法。有些较老的民主国家，首先是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还一直身陷于官僚体制的停滞和社团主义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在诸如意大利或日本这样的国家里，自从40年代以来，还未曾实现过由于不同的政治局势而进行无暴力的政府更迭。英国和美国这样经典的民主国家正在寻找一些游戏规则，以从根本上遏制政治领导和政治阶级的过分行为。
面对这些问题，面对一个简明的、集中到必要限度上的国家宪法的已经解释过的基本意图，至关重要的是提醒人们记住自由的宪法的第一条原则，它是这样说的：在一个带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使错误的代价尽可能小。这听起来起初可能会令人感到陌生，但是，具有很多实际的后果。这里谈的是旧的不确定性，即人事的基本的不确定性。没有谁知道全部的答案；至少没有谁准确知道，哪些回答是正确的。因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防止让答案教条主义化。垄断的统治，专制的也好，极权的也好，往往危险地把一种错误提高到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倘若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及其代表们不会受到挑战，而且在必要时他们不可以被取而代之，那么，代价就会加大。通过把演变的可能性植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制度里，错误的代价就会被压低在微乎其微的水准上。
正如人们将会注意的那样，这是在朴实地应用波普尔的观点。它也表示用我们的概念想像，可以把称之为政治的民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东西统一起来。所有这三件事都与错误的代价息息相关。民主的意义是创造不必流血或者引起不必要的苦难而罢免政府的可能性。市场经济的意义是把供给与需求和不断变化的偏好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公民社会的意义是让很多群体都能呼吸到空气和发挥作用，以至于任何一个集团都不可能扮演暴君。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和詹姆斯·麦迪逊分别是这三个命题的理论家；其他人追随他们，并且继续发扬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以最集中和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表现在卡尔·波普尔身上。
诚然，错误代价最小化的原则，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不容易。对教条的诉求是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恶习，这种恶习的产生是因为人要寻求保护和确定性。人恰恰不是天生就有自由主义素质的，而是恰恰相反。亚当·斯密描绘了商人有着联合为卡特尔的天然倾向。形形色色的政治社团主义也都导致教条主义。甚至在公民社会里，也总是一再有取消在各种联盟里的现存的多样性的倾向，曼·奥尔森在论述“特殊利益集团”时对于那些联盟作了生动的描写。因此，只有经过文明化，人才变得具有自由主义的素质，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些机构。在这里所谈的是要解决那些从我们已经借助马克斯·韦伯描写过的现代政治问题中所产生的任务。
其中的两项任务首当其冲：它们是一部简明的国家宪法的核心组成部分。第一，必须有可能进行革新。这就要求要有机构的灵活机动性，不过，首先要有领导。对于采用所有群体的比例代表制的议会党派民主是否会促进革新，人们不得不怀疑。政治进程的明显的法律化也可能导致停滞，因而导致危害自由的宪法。在这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恐怕不会有巧妙的解决办法；然而，执政者们要有明确的职权范围（政策方针、权能、总统制），而且国家要有一种促进多数的选举法，这两者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