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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的名义下，不可能有比这更大的错误了。一方面是机构的松懈，根本运转不了。谁要是认为，我们生活在、或者应该生活在一个和睦的、田园牧歌式的世界里，犹如卢梭的爱弥尔，在他的词汇里，“甚至连‘听从’和‘命令’这些词都被排除，不如说，还只剩下‘义务’和‘责任’这类词”，那么，他也许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正处在霍布斯所描写的凶恶残忍的世界里，那里进行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生活在“经常不断的恐惧”之中，不言而喻，那里也“没有社会”。如果我们不是坚持要设置机构和制度，那么，我们将很难找到其他的稳定的渊源。进而言之，机构和制度设置是扩大所有人的生存机会的惟一的工具。人们也许可能想像一个工业社会之前的安乐园，在那里，少数几个人可以悠然自得地享受着过于富足的供给，尽管甚至连17世纪和18世纪的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对于这种情况还指出，倘若没有财产制度，因而没有资产阶级国家（平民政府）的制度，也许少数人的财富将不会持久。肯定无疑，应得权利的文明化力量，要求我们既要承认规范和制裁，也要承认创立和维护准则和制裁的行政机关。
这样一种主张建立机构的制度自由主义有着种种实际的后果。它们一方面在于在这些考虑里所暗示的态度。与各种机构和制度打交道中的轻率态度是有代价的；这就是自由的代价。然而，“懈怠的”或者“温和的”态度并非是轻率的惟一的形式。也有这样一种危险，即对一切事情和每一件事情，都以呼唤采取新的规范来反应，也就是过分规范化的危险。各种官僚体制的现代社会，不仅在社会立法领域里过分规范化。法律太多。要复述这个陈腐的道理，老生常谈，人们实在有些犹豫不决，因为太多的议员候选人赢得选举的胜利，仅仅是为了在两年之后能骄傲地向他们的选民报告，在他们的参与下通过了多少项新的法律；然而，警惕规范泛滥仍然是重要的。除了减少经济管制的政策外，提出一项减少法律规定的具体纲领，是值得自由党人洒下汗水的。
这背后蕴藏着进行最优规范的思想。人们肯定不能一劳永逸地确立最优规范；然而，人们可以找到一些具体个案赖以衡量的原则。今天人们乐于称之为“辩论”的东西的良好意义就在于此：必须说明制订必不可少的规则的各种理由。人们必须从它们的目标和意图来重建各种机构和制度。法律又必须与法律的精神相结合。近来，首先是那些政治经济学家为对这种辩论作出了贡献，他们认识到，“实际上，关键在于机构和制度”，因此，他们试图“帮助作为最后监督其自己的社会制度的公民的个人，持久地寻找那些能最好地服务于其目的的政治游戏规则，不管这些目的是什么”。
如果供给派经济学家要处理应得权利问题，那么，他们最好是洗耳恭听。经济学家这样做并非总是轻而易举的。首先，他们——例如哈耶克，不过也包括布坎南——倾向于在寻找仿佛永恒的游戏规则，而机构和制度的最佳状态本身却在发生变化。在第一次提及这个题目时，我已经强调过，根据我的理解，社会契约本身是一个历史的题目。在发达的社会里，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它的内容不是1925年凯恩斯所理解的同一个内容，更不用说是1690年约翰·洛克发表他的《论文》时的同一个内容了。
然而，新的社会契约的核心是什么呢？今天，机构和制度建设意味着什么？回答是简单的，至少在理论上是简单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识别和确认规则和规范的基本组成部分，基本组成部分应该不受一般政治风云变换的摆布。“‘游戏规则”这个词对于这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几乎太过于小巧玲珑了。为一切人实现了的公民身份地位就属于此。保证毫无暴力的更迭的政治制度的规则也属于此。更为困难的是，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基本规则也属于此，即诸如建立一家银行，它可以不受政府日常政治利益的影响，决定货币的数量和价格，或者保障各种组织拥有至少有限的自治，这些组织虽然需要国家的资金，但是，并非真正的国家机构。有关中央银行独立性或者大学自治的，公众辩论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发展公民社会的总框架。公民社会是自由人的生存世界。对各种机构和制度的尊重以及说明它们的最佳数量和质量，终究仅仅是人在群体里和社团里、在企业里和各种组织里的独立活动的前提条件。在它们当中，有些具有特殊的级别，因为它们是促成根系连结的。这可能是一些教会，但也可能是一些协会，甚至可能是一些企业；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谈论某些特定的社团的原则性优先。然而，如果自由的宪法应该是货真价实的，在机构和制度的总框架里，各种结社必然会欣欣向荣，这肯定总是如此。因此，机构和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为结社的产生创造空间。简明的宪法享有公民对它的尊重，它使公民社会的生动活泼的多样性成为可能。
3．一次向年轻人演讲的提纲
公民社会的题目突破一切界线。它是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犹如生活现实本身。因此，我们在这里肯定无法彻底挖掘这个题目。然而，它却引起我们试图至少暂时中断对宪法和机构和制度的抽象的讨论。如果现实的人正好不是积极分子，那么，他们在现实的生活情势里，终究不是按照政治议程安排生活，尤其不是按照自由政治的议程安排生活。他们想知道一些他们能够遵循的价值。在基本意义上的自由就是一种这样的价值。它就是简单的、不受禁锢的要求。谁若热爱自由，他就会想打破任何依附顺从的外壳，不管是官僚体制的外壳也好，人的一种不可忍受的环境的外壳也好，还是一种囚犯集中营的外壳也好，都想打碎它。政治如果调节这种简单的要求——如果不是说使之异化——即通过把这种要求译为它自己的制度语言的方式，那么此时，政治就会失去人们的激情，特别是年轻人的激情。政治理论尤其根本没有赢得这种激情。人们必须对此甘心忍受吗？
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回答说：“是的。”然而，这个自白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无疑，要在年轻人身上唤起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已经变得困难重重。偶尔，我也曾经想过，如果我有机会在一次中学生或大学生毕业典礼上讲话，我会讲些什么呢？这历来就已经是一种艺术，而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要求都高。这里是一些笔记，它们可能会有助于这种尝试，也就是说它们是演讲的提纲，不是演讲本身。
什么东西，值得人们去斗争，或者干脆仅仅是非常简朴地生活下去？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无论如何，现在不再有简单的回答了。20世纪40年代，我应当会认为对年轻人这样讲并不困难：为自由而斗争吧！使尽浑身解数去捍卫你们已经获得的东西吧！当时时代的事件和个人生活难解难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任何人都应当会理解这个建议。在20世纪50年代，这样讲应当是不难理解的：努力工作吧，为此你们将会得到报酬！当时重要的是关心个人的升迁发迹，和享受拥有第一个冰箱或者第一辆汽车、自己的住宅的乐趣。在20世纪60年代，注意力已经转移：物质的富裕很好，太好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你们必须关心这些问题！在我为一次震撼人心的演讲准备的记事小条上写着：越南战争，社会变革，民主参与。（我承认，我在60年代的竞选演说给了我快乐；当时要是拿去一次中学生毕业典礼上宣讲，我几乎不用作修改。）在20世纪70年代，事情已经变得慢无头绪，扑朔迷离：结好汽车座位安全带，要出大骚乱了！这样一种建议很难使中学和大学毕业生搭乘幻想的翅膀去翱翔。实际上，70年代是一个由一个又一个很精致的有关走下坡的预测方案组成的时代，不管它们是正在出现的环境灾难的预测方案也好，还是有关核战争的预测方案也好，还是有关经济增长极限的预测方案也好。就此而言，这是一个对年轻人发表讲话的大好时机。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况就再也不是这样了。人们对那种令人压抑的悲观主义已经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