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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时机。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况就再也不是这样了。人们对那种令人压抑的悲观主义已经厌倦。因此，1989年重新给予人们慷慨激昂、精神振奋的契机。无论如何，这适用于新的民主国家，但在较老的民主国家里也得到反响。这仿佛几乎是40年代和50年代的回归。然而，这一表象是骗人的。新的精神快感不能持久，或者也许可以说，许诺新的精神快感的东西的到来，简直持续太久了。年轻人变得不耐烦了。“推迟满足”的时代，即节约和等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引人注目的是，两种生活方式似乎对年轻人有着特别的刺激，除了它们两者都是着迷、即癖好的形式外，它们几乎在一切方面都不相同。一种生活方式是对金钱的癖好，嗜钱成瘾。我们已经遇到过苏珊·斯特朗所描写的“连续不断抽烟的年轻男人”，他们在“他们的高楼大厦的办公室里，统治着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妇女把她所描写的“赌赛资本主义”局限在年轻的男人身上，因为很多年轻的妇女在金融机构的新的亮堂堂的世界里，受苦劳累也不少一些（而且抽烟也并不逊色一些）。清晨很早，他们已经在城市快速列车上阅读每天的经济报纸，晚上，他们带着一个装满分析材料的文件箱回家。年轻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期望在他们高等学校毕业一年之后就能拿到教授一样高的薪金，在几乎不到两年之后，就能有高于教授一倍的薪金。有时候他们也搞一些其他的事情，不过，如果这样，他们对待网球或慢跑运动的严肃态度并不亚于对待工作。他们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且准备如同投资他人的钱那样去投入他们自己的钱。如果有更好的可能性，他们就跳槽到其他公司，犹如他们经常一起合并企业和拆分企业、采用新的公司名称并且让旧的公司名称消失一样。他们的角色楷模是这10年里卓有成就的大人物，而且认为，这些大人物的名字不可能像特朗普（Trump）和米尔肯（Milken）和马克斯韦尔那样，既迅速光芒四射，又迅速化为灰烬。他们首先想赚钱数百万，尤其因为他们不仅为购买他们所喜欢的东西需要钱，而且他们在寻求成就，而金钱是衡量成就的惟一尺度。他们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新潮企业家，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弄潮儿。
这类癖好者的数目相当可观，虽然他们当中并非所有人到35岁时每年可挣100万。正如所有攀登陡峭上升的崎岖小道的人一样，对于这些癖好者来说，很多人同样也要在半道上停歇下来，如果不是说摔了下来的话。也许，这甚至也适用于所有那些走在这条崎岖小道上的人，他们在其生命的某一时刻，不得不预期在飞黄腾达道路上会减缓行进速度，并过渡到慢慢走下坡，而他们的父母在生命的这一时刻，还有可能再作调整，在事业前途上再向前迈出很显然的一两大步。早在1987年10月，不过，最迟到1991年这个经济衰退的年头，在各种机会里甚至可能还有一条缝道，人们可以借此带着一份小小的资产离开资本主义的赌场。对于这些癖好者来说，走下坡路是难以忍受的。对于他们来说，生命就像是一辆没有制动器的车子，因此，一旦接近危险，就必须加快车速。新的赚钱者本身会遇上一些棘手的事情，即一些不可能持久的东西，更不用说这种癖瘾对身体和精神的副作用了。但是，这个演讲所针对的年轻人，将很难会被个人风险所吓坏。
另一种癖瘾与其说是有利可图的，不如说是代价昂贵的。它不是对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癖好，而是对脱离社会、自暴自弃的癖好。在某种方式上，二者是有联系的。这里讲一个关于在美国西海岸埋葬一个非常有成就的毒品贩子的故事。他的送葬队伍长达二公里，其中包括很多他的受害者，他们爱他，因为他任意专横地慷慨大方，这种任意专横的慷慨大方甚至让他们忘记他那任意专横程度并不少一些的残忍。（母亲们也许不会忘却这些恶行。）比如，他有一次把城里所有摊位上和鸡蛋店里的食用蛋，全部都购买下来，免费分发；蛋是用美元支付的，而美元是年轻人偷来购买二等毒品“克拉克”（Crack）和其他毒品的。吸毒贩毒的场面说明在对飞黄腾达的癖瘾和对自暴自弃的癖瘾之间的界线：一方面是出售原料并赚取数百万元的人，另一方面是使用它并为此付了数百元的人，而那些人自己又没有这数百元。而且，双方都触犯了规范，而如果没有规范，一个自由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脱离社会、自暴自弃的癖瘾并非必然由毒品因素诱发。我已经指出下层阶级的文化和中层阶级的所谓反文化的奇特趋同。二者都是对多数派阶级的官僚体制化的世界的抗议。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赌赛资本主义还是同一种态度的一种变化形式。拒绝一种无聊的、似乎不可改变的现实及其各种令人窒息的价值和生活方式，是某些年轻人的优先选择的共同因素。他们自己的价值问题在于，这些价值在其核心上是消极的。它们把粗野的服装样式和发型与对震耳欲聋的噪音之偏好结合起来（不管这些噪音是打击乐也好，摇滚乐也好，或者哪怕仅仅是迪斯科音乐也好），而且也与不断寻找各种手段和途径结合起来，以便明确地同已经确立了的世界保持距离。其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以具有某种意义的方式继续进行下去。当然，它也根本不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它是一条罕见的死胡同。
这也还适用于对比较温和的形式的癖瘾，虽然有些身染这类嗜瘾的人在寻找替代性的生活方式，即寻找积极的道路。尽管这听起来多么荒谬，年轻人在官僚体制的依附顺从的外壳里，感到茫然若失。他们在寻找责任。80年代的社会运动往往同时追随两个目标。首先是直接的目标，人们为此目的才发动社会运动的，比如为了阻止布置导弹，或者要求妇女们的平等权利；其次是创造一种团结互助气氛这一潜在目标。德国的绿党对于他们的成员来说，既是一个家庭，也是一个政党，它们也有着形形色色的属于家庭常事的家庭争吵。一个人通宵达旦地同其他数十个人一起坐在美军基地前，谈论生与死，谈论爱情的甜蜜生活和由于热核爆炸烧灼和癌病引起的可怖的死亡，这就给人以一种有所归属的温暖感觉。
我对年轻人的演说显然没有表现出真正的进步。为什么要取笑那些无论如何想尝试做些别的事情的人呢？在银行官员的可预计的生活中有什么东西会如此富有刺激性呢？他结了婚，又得到晋升，他离了婚，又得到晋升，他关心孩子们，又得到晋升，他再次结婚并被迫提前退休，因为他所在的银行聘任一位年方28岁的精明强悍的青年，被委托负责设法以更少的人员开支，取得翻倍的利润。这里有什么东西如此富有刺激性呢？人们恰恰可以预见，这位退休者将会如何纵情酗酒（更糟糕的事情他也不敢干），这样倒是可以少给他的孩子们以刺激，少让他们去步他的后尘。
至关重要的是找到一种生活，它既不叫做官僚体制，也不叫做癖瘾。不，不是“找到”，而是人们必须创造这样一种的生活。年轻人必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意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人们所做的事情，必须令人开心，而且，它必须是重要的。
“开心”是一种个人体验的常用缩略语。人们可以用有些夸夸其谈的大话来表达同一个意思。有些人高谈“自我实现”等等。我认为，如果人们在所做的事情中找到乐趣，同时偶尔也经受一番良好的满足感，这就足矣。在理想的情况下，职业工作，或者充实日常生活的活动，能带来这种感觉，后者无论如何如此。毫无疑问，年轻的金融天才们有时也有良好的感觉。成就会令人开心的。但是，成就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衡量。有点儿耐心不仅是有益的，而且也属于大多数成功故事中的内容。遇到有趣的人，会令人快乐。劳动本身可能给人以满足。办完某些事情的感觉，也是一种成就感。如果有人出色完成一件事情，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应该赞赏这一点。
这一切要说明什么呢？它就是要说明开心比功名利禄、飞黄腾达更重要。无疑，二者可能结伴同行，双双到来。肩章上又增加一颗星会带给某些人以乐趣。然而，由功名利禄决定的生活计划，也会出现某些不尽如意的事情。在他最初生活中，——谁还能回忆起？——母亲为其早期的天才迹象而骄傲；下一步是他在学校里取得好成绩、很好的成绩，这个成绩保证他在高等学校里有了一个位置。在那里，首先至关重要的又是考试成绩；如果考试成绩优良，那么，在一个有名望的组织里就会有一个职位在等待着他，在这个组织里，人们可以按部就班地升迁……人们可以理解，这种生活经历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失去了刺激性。而且，它也夺走了学校和高校教育的一切乐趣，因为在教育里面，重要的应该是获得技能和知识，培养创造能力和自由思维，而不首先是关注功名利禄、飞黄腾达。一般的功名利禄在人们开始其生活之前，总会在使人万般百无聊赖。（它会使大多数人在他们开始做事之时，就变成不应有的老气横秋。）因此，一个人应该更早得多就开始拥有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乐趣。
这不是一篇为富有人家的孩子们写的辩护词。也许，我的建议适用于多数派阶级的孩子们，尽管下层阶级的孩子们也不仅仅需要一种他们自己并不严肃对待的工作，而是需要比之更多的东西。不过，这种辩护的核心是冲破功名利禄思维的禁锢，并且寻找其他的衡量成就的尺度。开心是这些尺度的一半，但是，另一半是，人们所作所为必须是重要的。开心是一种个人满足感；而什么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