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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派别处处都存在着，有时甚至在同一个政治派别里。在18世纪和1848年的各次革命之间，很多自由党人属于应得权利派。当伯克（Edmund
Burke）和托克维尔（A．C．Tocquevill）提醒他们注意革命的代价之时，并未使他们感到特别不安。“我们把旧制度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一切好东西都放弃了，然而从目前的状况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中，我们所得甚少。”这又是一个尼加拉瓜吗？无论如何，美国是再次经历过的，正如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所看到的一样。当时，为争取更多应得权利的斗士们很快就投向供给派这边。自由党人得出结论，现在不用再为大家争取应得权利了，或者毋宁说，他们分裂了。有些人甚至看不到，人们必须通过政治的参与即通过普遍的选举权来补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不用说看到，半世纪之后有必要建设福利国家了。其他人继续为应得权利进行斗争，但是，他们的斗争热情日益减弱。一种新的应得权利派以社会主义的形式登上舞台。论争以很多形态继续进行，直至今天，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人和新自由党人之间的论争，或者凯恩斯派和弗里德曼的门徒之间的论争。
4．生存机会
波普尔说，历史没有意义，但是我们能够、甚至必须赋予它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可能在于应得权利派和供给派的纯粹的、持久的反反复复之中吗？不管冲突对参加者意味着什么，排除冲突就是自由吗？在边缘状情况下可以回答：是的。有规则调节的冲突就是自由，因为这种冲突意味着，谁也不能把他的立场提高为教条。有一些制度安排，它们许可说：“不！”，而且甚至还允许他们撤换执政者。从为所欲为和专制中摆脱而获得的自由不容低估。很多优秀分子在历史上为它而牺牲，在20世纪也恰恰如此。
然而，这种形式上的自由只不过是在发展人类的东西时所涉及事物的可能性的条件。对负面的和正面的自由作重要的区分是太过于简单了，倘若自由总是停留在对相同东西的永远重复上，以至于不管谁当政，最后都是无所谓的。马克斯·韦伯喜欢用一个概念，它能很好描绘为建立自由的、即开放的社会而在行为的纯粹形式的条件之外所必要的东西，这就是机会的概念。机会的涵义比行为的前提条件要广，但比实际的行为方式要窄。谈到历史意义，可能是过高估计，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冲突中涉及的是人类的生存机会（Lebenschancen）。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生存机会，这就是自由政治的意图。
因此，不管是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也好，也不管是对于任何的自由理论也好，生存机会的概念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它也并不简单。在1979年的拙著《生存机会》中，我第一次试图对这个概念作界定。“生存机会就是选择（Optionen）和根系联结（Ligaturen）的函数。”关于“根系联结”马上还要谈到。“选择就是在社会结构里既定的选择可能性，是可替代的行为选择。”这种界定可能太过普泛。现在可以讲得更明确一些：选择就是应得权利和供给的特定结合。
要是能够测度各种选择，那就太好了，而且把它们理解为应得权利和供给的产物的诱惑是很大的。然而思想实验表明，这行不通。让我们的假定，应得权利和供给的水平可以在一个1－10的标度上数量化。因此，10意味着最高的可能的应得权利以及最大的可能的供给。让我们进一步以略带随意地接着假定，把在索莫查的尼加拉瓜的应得权利水平可以描写为10当中的2，相反，供给水平却可以描写为10之中的6。那么人们可以说，桑蒂诺派的尼加拉瓜把这种情况给颠倒了过来，也就是说，此时应得权利在6上，而供给却在2上。如果人们把二者相乘，那么在二者当中富裕水平总体上似乎是一致的：
2×6＝6×2。也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没有赢得——或者什么东西都没有输掉？
这种论断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合情理的。然而这种社会算术的思想游戏却有其意义。其意义就在于，看到如果我们想推动增进人的福利的话，我们就既需要应得权利，又需要供给。人们需要进入市场、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和获得文化的表达可能性，但是，这些领域也必须提供很多丰富多彩的选择机会。没有任何一种不拥有这两者的社会能够被严格地称作为文明社会。因此，选择作为生存机会的组成部分是应得权利和供给的函数，尽管这种函数比一个总数或一件产品要复杂一些。
在这篇随感里，所涉及的完全是一些在这种程度上作了界说的选择。人们可能会想出其他的概念来取代它们。有人会想起福利这个术语。它完全是表示经济和政治上的受益因素的结合。然而，它仍然会引起双重的误解。作为经济学的专业概念，它被假定是可以测度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假定恰恰是不正确的。作为日常口语中的单词正好相反，福利近乎于有关福利国家的政治概念。因此，选择是一个较少引起误解的概念。我们偶尔也会干脆谈到生存机会，如果所谈的是有关增加和扩大人的选择的目标的话。
因此，这是一种简略的说法。生存机会仅仅部分是选择；其另一部分与坐标有关系，在坐标之内选择才有意义．这是一种很难理解的思想，即使它也能有指望得到理解，即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它似乎给好些人——首先是年轻人——提供越来越多的选择可能性，但在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一问题上，又没有在他们作出决定时给他们以帮助。在这种状态下，什么东西会有所补益？人们会想起很多概念。道德的准则会有所补益；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从“内心引导”来描绘的“内心的罗盘”会有所补益的；属于家庭、社区、传统的群体和教会，也会有所补益的。也许人们可以谈到一种能把握和指导人的深层文化。所有这类考虑都回溯到“联系”上，联系具有某种“约束力”：宗教（Religion）、义务（Obligation），拉丁文单词“束缚”（ligare）又回来了，因此我曾经建议用根系联结（Liga－turen）这个词。也就是说，根系联结是深层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会使人们找到通过选择世界的道路。
难道这不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吗？这一概念已随现代的革命消逝而去。实际上：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这本书是由于受到观察这种不可抗拒的革命的启迪而写的，革命正在克服任何障碍，并且通过它自己所制造的废墟而不断前进。当国王们的政权由于得到贵族的支持而统治欧洲各国之时，社会尽管有种种弊端却仍然享受着各种幸福，这种幸福今天是难以理解和仿效的。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上神圣的敬畏，统统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然而，在我们放弃我们祖先的社会的状况之后，尤其是在我们把他们的各种机构、理念和习俗统统都抛弃之后，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取它们而代之呢？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结果，都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消除了，一切新成立的关系在僵化之前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宗教人士反对自由，自由之友攻击宗教；崇高和宽容的英才颂扬奴役，低微的、卑躬屈膝者进行独立的说教；诚实的和开明的市民成为一切进步的敌人，没有爱国主义或没有道德的男子扮演着文明和启蒙的使徒。”
因此，现代首先干着破坏的事业。但是，是谁如此生动地描写这种事业呢？我冒昧耍个小手腕——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这种手腕肯定是不成功的——用两位18世纪的作者的言词拼凑一段文章，而且还删除一些累赘的句子。这当然是指《论美国的民主》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也就是托克维尔和马克思。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会把他们相互搞混、张冠李戴的。这位法国贵族曾短期出任共和国国务部长，他是一位勉强的现代人，他一方面为美国所吸引，但是，另一方面却为来自新世界的传染危险而忧心忡忡；这位德国的学究和革命团体偶尔的组织者是一位愤世嫉俗的现代人，他不太为他周围的现实欢欣鼓舞，而是对一个谁也未曾见到过的世界满怀希望。但是，在描绘现代时，这两人并非相去甚远。
对于他们来说，现代精神的核心是与从前时代的根系联结彻底决裂。包括田园牧歌式的过去及其神圣的敬畏。人们走出其咎由自取的不成熟，同时也走出在固定的社会等级的结构中的稳定的人际关系之安乐窝。“一切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