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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言之？按今之礼记，究为何种书籍，习熟焉则不察，细思即极可疑。孔子删订之籍，称之曰“经”；后学释经之书，谓之为“传”，此乃儒家通称。犹佛家以佛所说为“经”，菩萨所说为“论”也。其自著书而不关于经者，则可入诸儒家诸子；从未闻有称为“记”者。故廖平、康有为，皆谓今之礼记，实集诸经之传及儒家诸子而成，其说是矣。然今礼记之前，确已有所谓“记”，丧服之记，子夏为之作传，则必在子夏以前。今礼记中屡称“记曰”，疏皆以为“旧记”。公羊僖二年传亦引“记曰：唇亡则齿寒”。则“记”盖社会故有之书，既非孔子所修之经，亦非弟子释经之传也。此项古籍，在孔门传经，固非必备，（故司马迁谓五帝德帝系姓，儒者或不传）而亦足为参考之资。何者？孔子作经，贵在明义。至于事例，则固有所不能该。此项未尽之事，或本诸义理，以为推致；或酌采旧礼，以资补苴，均无不可。由前之说，则即后仓等推士礼而至于天子之法，亦即所谓“礼之所无，可以义起”；由后之说，则仪礼正义所谓“凡记皆补经所不备”是也。诸经皆所重在义，义得则事可忘，礼经固亦如此；然礼须见诸施行，苟有旧时礼以供采取参证，事亦甚便。此礼家先师，所以视“记”独重也。然则所谓礼记者，其初盖礼家裒集经传以外之书之称，其后则凡诸经之传，及儒家诸子，为礼家所采者，亦遂概以附之，而举蒙“记”之名矣。然则经传以外之书，博士固未尝不搜采；刘歆讥其“因陋就寡”，实乃厚诬君子之辞矣。今礼记中之奔丧、投壶，郑皆谓与逸礼同，则逸礼一类之书，二戴固非不见也。
至于周礼，则本为言国家政制之书；虽亦被“礼”之名，而实与仪礼之所谓“礼”者有别。故至后世，二者即判然异名。周礼一类之书，改名曰“典”；仪礼一类之书，仍称为“礼”。如唐六典及开元礼是也。周礼究为何人所作，说者最为纷纭。汉时今学家皆不之信，故武帝谓其“渎乱不验”，何休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唯刘歆信为“周公致太平之迹”。东汉时，贾逵、马融、郑兴、兴子众皆治之，而郑玄崇信尤笃。汉末郑学大行，此经遂跻礼经之上。后人议论，大抵不出三派：（一）以称其制度之详密，谓非周公不能为。（二）则訾其过于烦碎，不能实行，谓非周公之书。（三）又有谓周公定之而未尝行；或谓立法必求详尽，行之自可分先后，周官特有此制，不必一时尽行，以为调停者。今按此书事迹，与群经所述，多相龃龉，自非孔门所传。其制度看似精详，实则不免矛盾。（如康有为谓实行周官之制，则终岁从事于祭，且犹不给是也。见所著官制议）故汉武谓其“渎乱不验”，何休指为“六国阴谋”，说实极确。“渎乱”即杂凑之谓，正指其矛盾之处；“不验”则谓所言与群经不合也。古书中独管子所述制度，与周官最相类。管子实合道、法、纵横诸家之言，固所谓“阴谋之书”矣。故此书与儒家礼经，实属了无干涉，亦必非成周旧典。盖系战国时人，杂采前此典制成之。日本织田万曰：“各国法律，最初皆唯有刑法，其后乃逐渐分析。行政法典，成立尤晚。唯中国则早有之，周礼是也。周礼固未必周公所制，然亦必有此理想者所成，则中国当战国时，已有编纂行政法典之思想矣。”（见所著清国行政法）此书虽属渎乱，亦必皆以旧制为据。刘歆窜造之说，大昌于康有为，而实始于方苞。苞著周官辨十篇，始举汉书王莽传事迹为证，指为刘歆造以媚莽，说诚不为无见。然窜乱则有之；全然伪撰，固理所必无，则固足以考见古制矣。此书虽属虚拟之作，然孔子删订“六经”，垂一王之法，亦未尝身见诸施行。当两千余年前，而有如周官之书，其条贯固不可谓不详，规模亦不可谓不大。此书之可贵，正在于此。初不必托诸周公旧典，亦不必附和孔门礼经。所谓合之两伤，离之双美。必如郑玄指周官为经礼，礼经为曲礼——见礼器（“经礼三百，威仪三千”）注。一为周公旧典，足该括夫显庸创制之全；一则孔子纂修，特掇拾于煨烬丛残之后——则合所不必合，而其说亦必不可通矣。
仪礼篇次，大小戴及刘向别录，各有不同。今本之次，系从别录，然实当以大戴为是。依大戴之次，则一至三为冠、昏，四至九为丧祭，十至十三为射乡，十四至十六为朝聘；十七丧服，通乎上下，且此篇实传，故附于末也。
礼之节文，不可行于后世，而其原理则今古皆同。后世言礼之说，所以迂阔难行；必欲行之，即不免徒滋纷扰者，即以拘泥节文故。故今日治礼，当以言义理者为正宗；而其言节文者，则转视为注脚，为欲明其义，乃考其事耳。然以经作史读，则又不然。礼源于俗，故读古礼，最可考见当时社会情形。礼经十七篇，皆天下之达礼，尤为可贵。如冠、昏、丧、祭之礼，可考亲族关系、宗教信仰；射、乡、朝、聘之礼，可考政治制度，外交情形是也。而宫室、舟车、衣服、饮食等，尤为切于民生日用之事。后世史家，记载亦罕，在古代则以与礼经相关故，钩考者众，事转易明。（说本陈澧，见东塾读书记）尤治史学者所宜究心矣。
至治周礼之法，则又与礼经异。此书之所以可贵，乃以其为政典故，前已言之。故治之者亦宜从此留意。周官六官，前五官皆体制相同；唯冬官阙，以考工记补之。按古代工业，大抵在官。（除极简易，及俗之所习，人人能自制者）制度与后世迥异。今可考见其情形者，以此书为最详，亦可宝也（周礼有冬官补亡一派。其说始于宋俞庭椿之周礼复古编。谓五官所属，在六十以外者皆羡，乃割袭之以补冬官。其说无据，不足信也）。
今礼记凡四十九篇。正义引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此礼记是也。”经典释文叙录引刘向别录：“古文记二百四篇。”又引陈邵周礼论序：“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礼记是也。”隋志则谓：“戴圣删大戴为四十六，马融足月令明堂位乐记为四十九。”今按汉志：礼家，记百三十一篇。班氏自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按其中实有旧记，此书未尽合）见前。此为今学。又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此即所谓“礼古经出淹中，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者”。见前。更加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凡二百七。如隋志说，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为马融、卢植后加，则正二百四也。（此外礼家之书：曲台后仓，乃汉师所撰。中庸说明堂阴阳说皆说，周官经周官传，别为一书，与礼无涉。军礼司马法，为班氏所入。封禅议对汉封禅群祀议奏，皆汉时物。故唯古封禅群祀，可以相加也。然此二百四篇中，百三十一篇，实为今学，不得概云古文记）然乐记正义又引刘向别录，谓礼记四十九篇。后汉书桥玄传：“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仁即班氏儒林传所谓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者。曹褒传：“父充，治庆氏礼。褒又传礼记四十九篇。庆氏学遂行于世。”则礼记四十九篇，实小戴、庆氏之所共，抑又何耶？按陈邵言：马融、卢植去其繁重，而不更言其篇数，明有所增亦有所去，而篇数则仍相同。今礼记中，曲礼檀弓杂记，皆分上下，实四十六篇。四十六加八十五，正百三十一。然则此百三十一篇者，固博士相传之今学，无所谓删古记二百四篇而为之也。或谓今之大戴记哀公问投壶，皆全同小戴；苟去此二篇，篇数即不足八十五，安得谓小戴删取大戴乎？不知今之大戴记，无传授可考，前人即不之信。（义疏中即屡言之）虽为古书，必非大戴之书。然语其篇数，则出自旧传，固不容疑也。
礼记为七十子后学之书，又多存礼家旧籍。读之，既可知孔门之经义，又可考古代之典章，实为可贵。然其书编次错杂，初学读之，未免茫无头绪。今更逐篇略说其大要。
曲礼上第一、下第二此篇乃杂记各种礼制，明其委曲者，故称曲礼。凡礼之节文，多委曲繁重。然社会情形，由此可以备睹。欲考古代风俗者，此实其好材料也。
檀弓上第三、下第四此篇虽杂记诸礼，实以丧礼为多。檀弓，疏云六国时人；以仲梁子是六国时人，此篇有仲梁子故。然“檀弓”二字，特取于首节以名篇，非谓此篇即檀弓所记。或谓檀弓即仲弓，亦无确证也。
王制第五此篇郑氏以其用“正”决狱，合于汉制；又有“古者以周尺”“今以周尺”之言，谓其出于秦、汉之际。卢植谓汉文令博士诸生所作。按史记封禅书：“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取六经作王制。”今此篇中固多存诸经之传，（如说制爵禄为春秋传，巡守为书传）卢说是也。孔子作六经，损益前代之法，以成一王之制，本不专取一代。故经传所说制度，与周官等书述一代之制者，不能尽符。必知孔子所定之制，与历代旧制，判然二物，乃可以读诸经。若如郑注，凡度制与周官不合者，即强指为夏、殷，以资调停，则愈善附会而愈不可通矣。细看此篇注疏，便知郑氏牵合今古文之误。此自治学之法当然，非有门户之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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