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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历代著录，皆在道家，管子或属道或属法，二家之论，一部分诚与老子同。然讲个人在社会中自全之术而归结于委心任运，此庄子所有，而老子所无。＇列子说亦同庄子。盖其时代之晚，各个间互相之接触已多，世事变化无方，其祸福殊不可知，故有齐物论之说（论同伦，类也）。物论可齐，复何所羡？何所畏避？故主张委心任运。＇不思彻底改造，而只想因势利导（如不思去民好利之心，而徒欲因其好利而利用之），亦管子所有，而老子所无，此可见其时代之晚，其社会已不可控制，犹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之异也。
陈旧于农家道家者，为墨家。淮南要略云：“墨子学于孔子而不悦，背周道而用夏政。”＇今观墨子书，修身亲士所染纯为儒家言。他篇又多引诗书之文，则淮南之说是也。＇吕氏春秋当染云：“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鲁，墨子学焉。”＇史固辨于明堂行政之典者。故墨子之学，诚为明堂之学也。＇古大庙大学，皆与明堂同物，前已言之。墨子最讲实用，而其书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讲哲学、伦理，兼及自然科学，极其清深者，古明堂为宗教哲学之所存也。然此非墨子宗旨所在，特师授以书，则从而传之耳。＇大学虽东周后尚不能尽废。然未闻有一人合，学成而出仕者，则以所肄者为宗教家言，非实用之事也。大学所教，既为宗教家言，故为涵养德性之地。礼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又曰：“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又曰：“君子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乞言养老之礼，执酱而馈，执爵而醑（醑，虚口），所以隆重如此者，正以其所诣师者，其初乃教中尊宿耳。又王制曰：“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凯旋而释奠于学。由此二端，可想见古代大学性质，为宗教哲学之所存也。＇其宗旨所在，曰兼爱，而行之则以非攻。曰贵俭，而行之则以节用、节葬、非乐。所以动人者，曰天志（其天神为人格神），曰明鬼，而辅之以非命。曰上同，使下之人听于上。＇盖本夏道，而夏时较古，人之思虑较少，人与人对立程度浅，乐尽力以服从于其上也。＇曰上贤，盖前代亲亲，不如周人之甚。参观孙星衍墨子后叙，知用夏政之不虚也。
古书多以儒墨并称，亦以儒侠并称，侠者，后世江湖豪杰之流。盖封建制度之坏，士失所养，＇封建制度之诸侯、大夫，多喜养士，及其国灭家亡，或习奢侈而暇养士，而士失所养。＇而不能为农工商，乃别成为一阶级。性质近乎文者为儒，＇游说之士，大抵从儒中出。＇近乎武者为侠。孔子、墨子，乃就此两社会而感化之，非此两个阶级，为孔、墨所造成也。墨子长于守御（其书末二十篇），盖自侠之团体中来也（墨子非攻，故仅取兵法中守之一部分）。
儒为封建制度崩溃时失养之士，性质近乎文的阶级，前已言之（其性质见于礼记之儒行）。＇儒之义为柔，若曾子之竞竞自守，言必信，行必果者，盖其本来面目。＇孔子为此阶级中之闻人，惟孔子之道，不尽于儒。孔子之学颇博，多知前代之治法。此时前代治法之可考者，有夏、殷、周三代。孔子以为当更迭使用，于是有春秋通三统之义（谓封前二代之后以大国，使保存其治法，说见春秋繁露）。孔子又观治化升降，以为最古之时最美，是谓大同，时代渐降则渐劣，谓小康，说见礼记礼运篇。然则更劣于小康，必为乱世矣。春秋张三世之义，以二百四十年，分为三世，据乱而作，（表示治乱世之法。）进于升平，（小康）更进于太平，（大同）（见于公羊何注）盖欲逆挽世运，复于郅治也。
孔子之道，具于六经，而六经之中，易与春秋为尤要。易言原理，春秋据此原理而施诸人事。故曰：“易本隐以至显，春秋推见至隐。”（史记）其根据原理施诸人事，则恃君长为之。故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卦系辞）而“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四竟之治。”（公羊隐公元年注）此略近希腊柏拉图推最高之哲人为君之义。惟希腊人无一统思想，故只计及一国之君。孔子则不然，故又计及诸侯之上，当有一王耳。
孔子所谓大同，盖农业共产小社会。所谓小康，则封建之初期，阶级虽已成立，旧时共产社会之规模，尚未甚坏者也。自此以后，资本势力又继封建势力而起，治化只有日趋于劣。不知铲除阶级而欲借政治之力，以谋革命之彻底完成，可谓南辕北辙。然自近代以前，学者之见解，固皆如此（革命常为政治的），不足为怪。
易之大义，为“变易”“不易”“简易”三者。“变易”谓宇宙间一切现象，无一息而不变；“不易”谓万变之现象，仍有其不易之则。（如气候时时在变，四季亘古如斯。古人只有循环之思想，无进化之思想。辩证法之变动，非其所知）“简易”，则言自然力出于自然，非如人之作事，倦而必须休息，故能永不间断差忒，犹佛家之贵无为而为贱有为也。此意义亦甚周匝（易一名而含之义，见易纬乾凿度，周易义疏八论之一引）。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故重教化。而其教化也，必先之以养。孔子言先富后教（论语子路子适卫章），孟子言有恒产然后有恒心，首欲浚井田制度，继之以庠序之教（梁惠王上、滕文公上），此皆思想也。此为历代儒家之传统思想，将来当再言之。惟儒家在政治上之抱负，因社会组织已变，无由实施。其有于中国者，乃在社会方面：（1）重人与人相和亲，而不重政治力量之控制。（2）儒家最重中庸，故凡事不趋极端，制度风俗，皆不止积重难返，而中国人无顽固之病。（3）儒家重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谓“絜矩”。＇其标准极简单明了，而含义又极高深，所谓愚夫愚妇，与知与能，而圣人有所不能尽。恕成为普遍的人生哲学，无意间为社会保持公道，此儒家之大有造于中国社会者。
第3章 国学概论（3）（）
阴阳家之书尽亡，惟邹衍之说，略见史记孟荀列传。其说看似荒诡，实则不过就空间（彼所谓中国）、时间（所谓黄帝以来）两方面，据所知者，求得其公例，而推诸未知者耳。其研究结果，盖以治国当有五种方法。更迭使用，是为五德终始，＇汉书严安传载安上书引邹子之言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即五德终始之说也。＇（衍之五德终始，始从所不胜，即水、土、木、金、火；汉末乃改从相生之次，为木、火、土、金、水）此正犹儒家之通三统，彼所谓一德，当有其一套治法，非如后世之阴阳家专讲改正朔、易服色等空文也。（汉志有邹姡ё邮蛞涯庥惺敌兄ǎ咽┯敕瘢癫豢芍侨绾喝酥晕宓抡撸揭愿恼贰⒁追∑淠苁乱玻┕视肴寮铱闪形唤锥巍＃饭孕蚴銎涓柑钢郏揭跹艏已裕按笙槎诩苫洌谷司卸嗨贰保四艘跹艏抑魇В瞧涞浪炀∮谑且病＃�
以上诸家知识，均得诸历史上，均欲效法前代，惟其所欲法者，新旧不同耳。惟法家则注重眼前的事实，＇切合于东周时势。＇故其立说最新。法家之“法”字，又有广狭二义，广义包法、术二者言之，狭义则与术相对，＇申不害言术，公孙鞅为法，韩非盖欲兼综二派者。＇法所以治民，术所以治治民之人也，见韩子定法篇。法家之书，存者有三：（1）管子，＇二十四卷，原本八十六篇，今佚十篇。＇（2）韩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3）商君书＇五卷，原本二十九篇，今佚三篇幅。＇也。法术之论，（治民及驭臣下之术）三书多同。惟管子多官营大事业，干涉借贷，操纵商业之论（大体见轻重诸篇）。商君书则偏重一民于农战，（意欲遏抑商业）盖齐、秦经济发达之程度不同，故其说如此。＇齐工商之业特盛，殷富殆冠海内；秦地广而腴，且有山林之利，开辟较晚，侈靡之风未甚。＇＇韩非子多言原理，兼及具体之条件。＇法家之论，能训练其民而用之；术家则能摧抑贵族，故用法家者多致富强，＇如韩申不害相韩昭侯十五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终其身，无侵韩者。卫吴起为魏文侯将，拔秦五城，守西河以拒秦、韩，文侯卒，事其子武侯，遭谮奔楚，相楚悼王，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秦且以之并天下也。＇卫鞅（商鞅）入秦，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任之，遂大强。故秦并天下，原因虽有数端，以人事论，则能用法家之说，实为其一大端。＇盖惟用法家，乃能一民于农战，其兵强而且多（见荀子议兵），亦惟用法家，故能进法术之士，而汰淫靡骄悍之贵族（列国皆贵族政治，独秦行官僚政治），政事乃克修举也。
秦汉时代学术之新趋势
1。交通便利，各种学术，渐相接触，启通学之机。＇前此列国互相猜忌，往来之间，非有节符不能通，而关之稽查尤严，其极，遂至借以为暴。汉有天下，此弊尽去，有“通关梁，一符传”之美谈，而交通便利矣。＇2。利用学术者，将抉择或折衷于诸学之间，而求其至当。故其结果，为不适宜于时代之学术，渐见衰息（如墨家、农家）。其适宜者亦渐与他学相混焉。＇至此自先秦之新发明的时代，变为两汉之整理的时代。犹西洋史上之希腊——发明——与罗马——整理——之关系也。＇
秦有天下，仍守法家之学不变，然此时法家用整齐严酷之法，以训练其民之办法，实已用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