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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道，具于六经。六经者，诗书礼乐易春秋也。以设教言，则谓之六艺。以其书言，则谓之六经。诗书礼乐者，大学设教之旧科。儒家偏重教化，故亦以是为教，易与春秋，则言性与天道，非凡及门所得闻，尤孔门精义所在也。（参看附录一六艺）
六经皆先王旧典，而孔子因以设教，则又别有其义。汉儒之重六经，皆以其为孔子所传，微言大义所在，非以其为古代之典籍也。西京末造，古文之学兴。轻微言大义而重考古。乃谓六经为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传，别六艺于儒家之外，而经学一变，而儒家之学，亦一变矣。（参看第七章附录二经传说记）今古文之是非，今亦不欲多论。然欲知孔子之道，则非取今文学家言不可。不然，六经皆破碎之古书，读之将了无所得，正不独春秋有断烂朝报之讥矣。今试就六经略敷陈其大义如下。
今文诗有鲁、齐、韩三家。今惟韩诗尚存外传，余皆亡。外传及诗之本义者甚少。然今所传诗序，虽为古文家言，而大序总说诗义处，实取诸三家。（魏源说，见诗古微）节取其辞，实可见诗之大义也。案诗分风、雅、颂三体。诗大序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政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其释风、雅、颂之义如此。王制：天子巡狩，“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公羊何注曰：“五谷毕入，民皆居宅。”“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宣公十五年）盖古之诗，非如后世文人学士所为，皆思妇劳人，郁结于中，脱口而出。故闻其辞可以知其意，因以知风俗之善恶，政教之得失焉。诗与政治之关系如此。至其关系身心，亦有可得而言者。陈氏澧东塾读书记曰：汉书艺文志云：齐韩诗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今本韩诗外传，有元至正十五年钱惟善序云：断章取义，有合于孔门商赐言诗之旨。（案此指论语“贫而无谄”、“巧笑倩兮”两章。见学而八佾篇）澧案孟子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案见尽心下篇），亦外传之体。礼记中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大学引诗者，尤多似外传。盖孔门学诗者皆如此。其于诗义，洽熟于心，凡读古书，论古人古事，皆与。诗义相触发，非后儒所能及。案读古书论古人古事如此，则其触发于身所涉历之际者可知。盖诗为文学，故其感人之力最伟，而有以移易其情性于不自知之间也。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又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又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诗与身心之关系如此。
书之大义，读孟子万章上篇，可以见其一端。此篇载万章之问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又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而所谓天者，仍以朝觐讼狱讴歌之所归为征验，而引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言以明之。盖立君所以为民，一人不容肆于民上之义，实赖孟子而大昌。数千年来，专制淫威，受其限制不少。岂徒功不在禹下而已。然此非孟子之言，乃孔门书说也。何以知其然？以孟子之言，皆与尚书大传及史记五帝本纪同。伏生固尚书大师，马迁亦从孔安国问故者也。汉书儒林传：“（兒）宽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可知书之大义，存于口说者多矣。
礼经十七篇，今称仪礼。以古文学家以周官经为大纲，以此书为细目故也。其实周官经乃政典，与此书之性质，绝不相同。（唐六典明清会典，乃周官经之类。开元礼政和五礼清通礼，则仪礼之类。特多详王礼，非复如礼经为天下之达礼耳）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乃生活之法式。惟有礼，然后“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礼记坊记）。非如后世，但有权力，有财产，便可无所不为也。今人多以礼为邻于压制，殊不知“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记郊特牲）。条文节目，本当随时变更，故曰：“礼，时为大。”（礼记礼运）后人执古礼之形式，以为天经地义，而礼乃为斯民之桎梏；逆人情而强行，非复因人情而为之节文矣。此诚为无谓，抑且有弊。然要不得因此并礼之原理而亦排摈之也。礼经十七篇，用诸丧、祭、射、乡、冠、昏、朝、聘（说见邵氏懿辰礼经通论），实为天下之达礼。盖孔子因旧礼所修。其义则皆见于其传，如礼记之冠昏、乡射、燕聘诸义是，其言皆极粹美也。
乐无经。其义具见于礼记之乐记。此篇合十一篇而成，见疏。吕览仲夏纪与之略同。盖儒家相传旧籍也。读之，可见乐以化民，及以礼乐陶淑身心之旨。
易与春秋，为孔门最高之学。易纬乾凿度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此下疑夺一句）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澹泊不失。”“变易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周易正义八论论易之三名）案变易，谓宇宙现象，无一非变动不居。所以戒执一而有穷变通久之义。不易则从至变之中，籀得其不变之则。故致治之道，虽贵因时制宜，而仍有其不得与民变革者，所谓有改制之名，无改道之实；而亦彰往所以能知来，所由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也。简易者，谓极复杂之现象，统驭于极简单之原理。莫或为之，曾不差忒。此则治法所以贵因任自然，而贱有为之法也。此为孔门哲学之根本。其他悉自此推演而出，亦皆可归纳于此。
易与春秋相表里。易籀绎人事，求其原于天道。春秋则根据天道，以定人事设施之准。所谓“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也。春秋之大义，在张三世，通三统。通三统者，言治法有忠质文之递嬗。故王者当封先代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以保存其治法。待本朝治法之弊，而取用焉。其说见于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史记高祖本纪赞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即此义也。张三世者，春秋二百四十年，分为三世：始曰据乱，继曰升平，终日太平。据乱之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之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之世，远近大小若一。春秋所言治法，分此三等，盖欲依次将合理之治，推之至于全世界也。易与春秋皆首元。何君公羊解诂曰：“春秋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此谓治天下当根据最高之原理，而率循之，以推行之，至乎其极也。
然则何者为孔子之所谓郅治乎？读礼运一篇，则知孔子之所慨想者，在于大同。而其行之之序，则欲先恢复小康，故其于政治，主尊君而抑臣。尊君抑臣，非主张君主专制。以是时贵族权大，陵虐小民者皆此辈，尊君抑臣，政出一孔，正所以使小民获苏息也。其于人民，主先富而后教。（见论语子路，子适卫章）孔子未尝言井田。然观其先富后教之说，则知孟子言先制民之产，而后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其说亦出孔子。教民之具，以礼乐为最重。以其能感化人心，范其行为，而纳诸轨物；非徒恃刑驱势迫，使之有所畏而不敢不然也。此盖其出于司徒之官之本色。
孔子之言治，大略如此，至其立身之道，则最高者为中庸。盖无论何时何地，恒有一点，为人之所当率循；而亦惟此一点，为人之所当率循；稍过不及焉，即非是。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也。修己治人，事虽殊而理则一。修己者，不外随时随地，求得其当守之一点而谨守之。所谓“择乎中庸，拳拳服膺而勿失之”也。治天下之道，亦不外乎使万物各当其位。能使万物各当其位，而后我之所以为我者，乃可谓毫发无遗憾。以人之生，本有将世界之事，措置至无一不善之责任，所谓“宇宙间事，皆吾性分内事”（陆象山之言）也。故曰“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也。此以行为言。若以知识言，则重在发见真理。真理谓之诚。所谓“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以上皆引中庸）也。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