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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宗法者，除嫡长子＇诸侯之子＇继承其父之地位外，余皆别立一宗，是为“别子为祖”。＇盖诸侯不敢祖天子，而大夫不敢祖诸侯。＇其嫡长之子，世世承袭，为大宗宗子。次子以下，别为小宗，亦其嫡长子继承之。二世曰继父小宗，＇继祢小宗＇三世曰继祖小宗，四世曰继曾祖小宗，五世曰继高祖小宗。凡宗子，应管辖、收恤其族人，但至六世，则不复有此权利义务。＇继祢者亲弟宗之，继祖者从父昆弟宗之，继曾祖者从祖昆弟宗之，继高祖者从曾祖昆弟宗之。更一世服绝，则不复来事，而自事其五服内继高祖以下者，所谓五世则迁也。＇惟大宗宗子，对凡同出一祖之人，永远有之，故曰：“小宗五世则迁，大宗百世不迁。”诸侯对大夫，天子对诸侯，实犹大宗之对小宗也。
第79章 中国文化史（3）（）
宗法之立，能将同出一祖之人，团结为一，其所团结之范围，较族为狭，而其所团结之人数，转较族为多（此由其在时间上悠久故）。此为男系氏族最完整之组织，但必一氏族中人，生活互相依赖，乃可维持。＇古宗子皆有土之君，故能收恤其族人。族人实其宗子共恃封土以为生，故必翼戴其宗子。“众建亲戚，以为屏藩”，一族之人，互相卫翼，以便把持也。“讲信修睦”，戒内讧也。“兴灭继绝”，同族不相剪也。美其名曰“亲亲者天下之达道”。语其实，则一族之人，肆于民上，腹民以自肥而已。曷怪孔子以“大人世及以为礼”，为小康之治哉？（礼运）＇然其后事实渐变，士大夫之家，见于仪礼丧服传者，名为大功以下同财，实则不过有一笔公款。＇丧服继父同居传谓“夫死子稚，子无大功之亲”，则“与之适人”，故说者谓古卿大夫之家，大功以下皆同财。然传又曰：“昆弟之义无分，然而有分者，则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则不成为子。故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人各私其父，则所谓大功同财者，亦其名焉而已。其实亦与一夫上父母下妻子者，相去无几矣。＇小民之家，见于孟子礼记王制等篇者，不过五口八口而已。＇一夫上父母下妻子，率五口至八口（孟子滕文公上集注引程子说）。＇此盖耕作方法渐变，家族取氏族之土地而分裂之，以至于此也。＇古者交易未盛，生活所资，率由一族之人通力合作，人口愈多，生利之力愈大，故其人率能抟结；至交易之道开，则相待而生者，实为林林总总，不知谁何之人。生活既不复相资，何必集亲尽情疏之人以共处？且交易开，则人人皆有私财，而交易之际，己啬则人丰，己益则人损，尤为明白易见。如此切近之教育，日日受之，安有不情疏而涣者？氏族替而家族兴，固势所必至矣。＇中国至此时，其情形已与今日无大异矣。
人类之团结，有依于血统者，亦有依于地域者。依于血统者曰氏族，依于地域者曰部落。（合若干氏族组成一团体，亦当称为部落。）其首领皆可称为君。合一个区域中若干部族所共归向者则为王，前已言之矣。凡氏族之长，愈到后来，其政治上统治之性质，必渐增加，与其所治之人之亲族关系，必渐趋淡薄。＇如族人于小宗之子，仅以本服服之，于大宗宗子，则五世而外，悉为之齐衰三月，于其母妻亦然。此庶人为君之服也，而亲族之关系淡薄矣。＇故氏族之长，与部落之长，成因虽不同；至后来，性质并无异同。惟氏族之长，继承之法，必依血统；部落之长，其初或有出于公举者耳。但在中国，此等史料，尚无所得。至于王，则惟视列国之归向与否（不论以德致，以力服），本不能常存不替也。
社会阶级
中国古代似有一农渔之民为猎牧之民所征服之事实，故牛、羊、犬等为贵人之食，谷与鱼鳖为贱者之食（可看诗无羊疏）＇礼记王制曰：“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亦见王藻。国语楚语：屈建曰：“祭典有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献，庶人有鱼炙之荐。”又观射父曰：“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大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诗无羊：“牧人乃梦，众惟鱼矣。”“大人占之，众惟鱼矣，实惟丰年。”笺云：“鱼者，众人之所以养也。今人众相与捕鱼，则是岁熟相供养之祥。”案孟子言：“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又言：“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与“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并言，盖以为少者之食。公羊言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窥其户，方食鱼飧。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宣公六年）则鱼飧实贱者之食，郑笺之言是也。＇田猎借以讲武，而渔为贱业，为人君弗视。
凡征服者，初期往往立于被征服之团体以外，此时纳税服役等皆系以团体之资格负责。龙子述夏后氏税法，其名曰贡，系取数年收获之平均数定为常额，不问岁之丰凶，即其遗迹（见孟子滕文公上篇）。＇孟子引龙子曰：“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此制犹后世义役之制，乡自推若干人以应役，官但求役事无阙，应役者为谁，初不过问也。＇
其后农业日重，征服者亦从事于耕作。当此时也，征服者则择山险之地，筑城郭而居之。＇盖所以便守御，其人则曰国人。至后世城郭，必筑平夷之地，则以利交通矣。＇而使被征服者，居四面平夷之地，从事耕农。＇谓之野人。＇故古云：“设险以守国。”（古国字指郭以内言）＇易坎卦彖辞曰：“王公设险以守国。”孟子公孙丑下曰：“域民不以封存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郭以内行畦田，郭以外行井田。＇田有畦田与井田之别，九章算术有圭田（圭、畦即一字）求广从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盖井田者，平地之田；畦田，则在高下不平之处者也。孟子述井田之制，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又曰：“请野九一而助。”即井田之制也。又曰：“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者，圭田即“国中什一使自赋”之田，以其在山险之地，不可井授，故名之曰畦田。＇兵皆近国都（见江永群经补义春秋）。＇据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义司马法非周制说，盖征服者居中央山险之地，服兵役，是为乡，故兵皆近国都也。被征服者非不能兵，惟但使保卫闾里，不事征戍，如后世之乡兵然。古兵农不合一之说江永群经补义首发之，而此篇继其后，其论皆极精辟者也。＇周礼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等参政之权利皆国人所享，＇周官乡大夫之职，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且致于朝，所谓大询，即小司寇所谓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者，故有参政权者，国人也。＇政变时，参与其事者，亦皆国人。＇如厉王监谤，国人莫敢言，三年乃流王于彘（见国语周语）。盖国人如辽世之契丹，金世之女真，与其国关系较密。＇若野人，则有仁政即来归，遇暴政则在可能之范围中逃亡而已。
缅想当初，国人与野人间，当有甚深之仇恨，但时代太早，故记载已不可见矣。
古代之阶级：大约在征服者中，执权者为贵族，其余为平民，平民即国人也；被征服者为野人，近为农奴（至于奴隶，古书所载，无以之为生产主力者）。其初，平民当与贵族近，与农奴远。但至后来，武力把持之局，渐成过去，执政柄者，威权益大；又因杂居通婚之关系，＇国有限，野无限，国中人口渐繁，不得不移居于野；即野人亦有移居于邑者。居地既近，婚姻遂通。＇则平民与农奴，渐相混合，而其贵族判为两阶级矣。此项阶级之起源，古书亦无记载，只能从遗迹上推想而已。盖其时代甚早故也。
此种制度，为中国史与西洋史之一异点。或可云中国史与西洋史走向分歧之路之第一步，希腊、罗马，皆仅视其市府中人为国民，余皆认为征服之地，歧视其人，不能与自己平等者也（罗马较希腊稍扩大）。故其全国之民，难于融合为一体。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极论此事，近人钱穆祖之，其所著国史大纲，推论近代欧人剥削殖民地之根源，仍自古希腊、罗马来焉。中、欧所以有此不同者，鄙意：欧洲古史，重海路通商，所至之地远，所据之地多，故不能与土著同化；中国为大陆上之农国，征服部族，与被征服部族同生息于一片土地上，时日积久，故其同化易也。中国之同化作用，在古代即如此逐渐进行，故至战国时，略已风同道一，而秦始皇所建之大帝国，与亚历山大所建，基础不同。
奴隶在古书中有两种：一从事于大家庭中消费品之生产（如舂米、酿酒、缝衣。＇周官司厉：“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藁。”墨子天志下：“妇人以为舂酋。”（说文：“酋，绎酒也。”）周官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