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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员的酒量是惊人的，当初各家公司招收她们的时候，就以“桶量”作为录取她们的标准。陪酒女的底薪很丰厚，提成也不错，水涨船高，如果遇上客人高兴了还可以得到赏赐的小费，因此十分能喝酒的漂亮姑娘都去应聘酒水促销员。
夜场的酒水用量很大，如果一个品牌的啤酒或白酒能进得去夜场，每天就等着源源不断地运送酒水，事后慢慢点钱结账了。像桃花歌舞厅这样的大场子，啤酒、白酒的用量更加不用说了。所以，各酒水的代理商纷纷施使各种手段，把自己的酒水打进。可酒水进了夜场后，并不等于钱财就滚滚而来了，因为竞争过于剧烈，且客人对各酒类的口感有着自己的选择权，因此他们不得不动用促销员助阵。于是，各个代理商便同意促销员在适当的时候，可运用肢体语言，运用色相行销。甚至，各代理商还招收了三陪小姐做促销员，至于文化程度、素质修养，他们并无限定，只要年轻漂亮且敢于献身。
于是乎，促销员的身份与地位慢慢发生了变化，同时她们的称谓也开始被“陪酒女”一词所取代，她们在夜场促销的性质也几乎要沦至三陪小姐的地步。再后来，促销员不再干行销酒水的本分之事，而是衰变成地地道道的陪酒女，每晚只消坐在房间里看电视，静等着主管分派去陪客人喝酒，完了再拿客人给的小费。见促销员的作用已经弱化，她们在干着乱七八糟的事情，影响到品牌啤酒、白酒的形象，于是各家公司对促销员做了硬性规定：不得从事色情陪侍服务，言行不得有损公司的形象，若发现有此不良行为，公司将会取消代理商的资格；而代理商也不再敢让促销员“色诱”客人了。
但是，促销员总得挣钱吧，既然已习惯在夜场里行销了，那就让她们集中到一个地方，在客人需要的时候，再让她们现身作陪吧。后来，这些促销员便由夜场管理了，变成了所谓的陪酒女。
与三陪小姐不同，陪酒女尽管也陪客人唱歌、喝酒，但她们坐台不出钟（陪客人睡觉），卖脸不卖春。几乎每家夜场，都有三陪小姐的身影，多得不计其数，并由妈咪统管，她们既充当陪喝酒与陪唱歌的角色，也干着陪客人睡觉的勾当。相对来说，三陪小姐的潜在市场巨大，来夜场寻欢作乐的客人，既然舍得花钱请女人陪喝酒、陪唱歌，自然也得舍得付费先让她们“两陪”之后再让她们“最后一陪”。
胡静蕙跟同学到桃花歌舞厅做陪酒女的时候，正是所有的夜场把三陪小姐与陪酒女区别开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夜场的酒水经营已开始转入正轨，不再需要促销员出现在各个包厢或桌子前的时候，只要进入夜场的各个品牌的啤酒、白酒，夜场都会列单供客人选择，不再让促销员到处乱窜，于是她们之间不再出现了倾轧、攻击、诋毁的现象。而且，所有的夜场都规定，陪酒女就是陪酒女，三陪小姐就是三陪小姐，要服从主管的安排，视客人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才得能到包厢去作陪，各人不得越位行事。
即便如此，集中在一起的陪酒女却因主管分工不均、不公而产生矛盾，一些比较得宠的陪酒女因频频出去“应酬”收入颇高，而一些因姿色欠佳或得罪主管的陪酒女一时失宠之后，便把怨气迁怒到那些当红的陪酒女身上，轻则当面辱骂，重则动手伤人。女人与女人争吵架或打架，自然让人大跌眼镜——不仅脏话满天，唾沫横飞，而且衣衫不整，秀发凌乱，还露胸露乳露背露腿露点，狼狈不堪。
胡静蕙秀色可餐，是夜场十分走红的陪酒女，收入也比其他人高，自然被众多陪酒女忌妒了，最后发展到众多陪酒女谩骂她、殴打她。她的朋友宋笨笨等人上前帮忙时，最终也难以招架，她的衣服被剥光了，几乎一丝不挂。
就在此时，危多利带着冬瓜出现在众多陪酒女面前。当时，胡静蕙根本就不知道危多利就是歌厅的老板，因为他极少出现在歌舞厅里。她以为他不过是某个部门经理之类的角色，那个站在他身旁眼神异常邪恶且淫荡的冬瓜，在她看来，也不过是一个主管。她见危多利的喷满发胶，湿淋淋的，被他用心地往后梳，光亮如镜；他嘴唇上的那一小撮的胡子，就像一根根老鼠胡，显得不伦不类；他那双眼睛，阴冷如鹫。如果有人多看他一眼，他可能会冲上来拳打脚踢直至你喊他为大爷他才有可能离开。
胡静蕙屈辱得要死，一个光着身子的女人，在众目瞪瞪之下，她被羞辱得要死。她用双手紧紧地抱着胸口。好在事发当时是在晚上，也好在地点是在她们陪酒女集中“工作”的休息间——一个偌大的包厢内，无客人也无其他管理员。
危多利恶狠狠地扫视了一眼众陪酒女后，粗声粗气地说：“我知道大家都想赚钱，并希望赚得越多越好，这不是坏事。夜场就是大家施展能力的地方，谁有本事谁就多赚钱，但我不希望大家为了多赚几个钱而大打出手。从今天起，谁要是在我的场子里起哄，我就剥她的皮！”
从那以后，胡静蕙知道危多利是桃花歌舞厅的老板，一个以贩卖毒品为生的黑社会老大；冬瓜则是他的心腹之一。
至于后来怎么被危多利包养了，那是笨笨勾搭冬瓜之后的事了。笨笨跟冬瓜好上之前，冬瓜就跟着多名浪荡的三陪小姐保持着肉体关系。笨笨颇有心计，那一晚她们被众多陪酒女脱光衣服后，她就主动找冬瓜倾诉，要求他保护她们。保护的代价就是主动献身。冬瓜对送上门来的美色岂可错过，笑纳之余表示会尽力照顾她们，因此每晚都会安排她们“上钟”。笨笨迅速成为冬瓜的女朋友后的几天，也即“包厢事件”后的第七天，冬瓜说危老板要见她们，并把她们带到危多利的面前。
那次见面的具体细节，她至今已记不起来了。她印象最深的是，危多利淫邪的目光不时扫荡在她身上，喉结上下噏动着，忽上忽下。她知道他那焦急而下流的目光是什么意思，也知道他并不是真的想请她们去推销毒品，他的真正目的始终还是希望她成为他的泄欲工具。当时，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的“推销毒品”的要求。在临走时，她意味深长地对他说：“若是我们想做推销员，一定会来找你，你放心。”这话很有下文，让他狂喜不已。
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次与危多利见面后的第三天，她背着冬瓜、笨笨来找危多利。他似乎也意识到她会主动上门，见到她，他就唾涎欲滴地盯着她，结结巴巴说：“想清楚了吗？如果想清楚了，那就从今天开始吧”
她默默地脱掉上衣。她早已想清楚了。哪怕面前就是一片苦海或一处悬崖，她也要纵身一跳。其实，她还是有退路的——穿上衣服，转身就离开——他肯定不会强求她。像他这样的毒枭，想要的东西岂有不能轻易到手之理，他看上的女人谁敢阻拦？她若是不从，金钱或暴力，都可以让她屈服。但她看得出，他没有这样做，甚至还给她退路。只要她说句“还没有考虑成熟”，并穿上衣服，他也不会太过为难她。
她没有穿上衣服，也没有说什么，她轻缓脱掉衣服的态度，就意味着她已下了决定：跟着他，省却她多年甚至一生的奋斗，哪怕只做他的一夜情人，也要像昙花一现，瞬间灿烂，艳丽如梦。她想，与其做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静默地屹立于山崖之上，独自怒放，孤芳自赏，无人知晓，最终也会因缺乏营养而枯死；不如做一枚沾满毒素的败叶，任凭风吹雨打最后葬身于树下。败叶的生活毫无意义，败叶的去处也毫无价值，它毕竟存在过。正如人的一生，都在追求一种舒适的生活，有人用体力辛苦地劳动，有人用智力安逸耕作，也有人挖空心思通过走邪道的方式追求着它，那么她通过以出卖灵肉的方式而获得自己的生活，她认为也无可厚非。
在去找危多利之前，她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她想，他的身边不乏漂亮性感或善解人意的女人，他之所以需要她，说白了也只不过是需要她的肉体而已，玩腻了，他就会把她抛弃，如同陈旧的衣服需要扔掉一样。但她想起了老家那贫瘠的土地，那些从未出过远门最终老死病死在自家破旧的房屋里的女人。那些女人没有见过灯红酒绿的生活，也没有见过宽广的城市道路，也没有吃过美味佳肴，更没有尝过美酒咖啡，每天都顶着烈日踩着滚烫的土地，让娇嫩的肌肤慢慢失去水分，日益变得如同黑兮兮的炉灶。她们见过几百元一瓶的化妆品吗？没有。她们舍得花几百元做一次头发吗？没有。她们穿过几百元的皮鞋吗？没有。
既然乡下女人没有享受到这些，那么，她就要让这一切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她要像一片败叶一样跟着这个臭名昭著的毒枭，享受他给她带来的暂时的荣华富贵。她还有一种打算，从他那儿弄到钱后，不管他怎样抛弃她，只要有了钱，便可以安置自己的下半生。
那天，胡静蕙在危多利的家里走完了她的少女历程。此后，她还在他需要性欲的时候出现在他的身边。看起来，他善待了她，给她很多钱，是她一辈子做陪酒女的收入。当她觉得跟他在一起开始有乏味的感觉的时候，她认为该退出了——再不退出，也只有一条堀头路。
也就此时候，她认识了巴爷。同是黑道人物，巴爷跟危多利有着某种共同的特点，残忍自私。相对来说，巴爷善于伪装，天生就是一副和蔼、慈善的面相，但他的心肠比木碳还要黑，以致有人说他屙出来的尿、屙出来屎也是黑的。
认识巴爷纯属偶然。那一次，巴爷有事来找危多利。当时，她刚好满足危多利的性欲准备离开，一走出办公室，巴爷就推门而进，差点与她撞个满怀。见她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