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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矮个子男子则说：“阿炮，给我一点面子，原谅他一回，他确实不懂我们这一行的规矩。”
那个叫阿炮的男子仍然怒火烧胸地骂道：“别耍什么花招，证件、手机、现钞和首饰各放在一起。那些东西不管有没有用，都要物归原主放在一起。三字经，你负责教教这个卵仔怎么清点、怎么挣钱！”
叫三字经的男子拉过一张椅子，坐到苏世创身旁，说：“这手机虽然破旧，可也可以卖给那些回收手机的人，不要扔掉。还有，这些钱包虽说掏空了，可集中起来后，还可以卖给皮具老板。老板只要上上油漆、抛抛光，还可以卖个价钱的。你看，这些钱包都是名牌的，老板稍微加工一下，一转手，就有得赚了。你看”他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纸箱，里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钱包。再拉出另一只纸箱，里面则放着一些包包、盒子、口红等物品。盒子都很精美，是女士专用的化妆盒。
三字经又说：“每次我们搞得一些东西回来，都要物尽其用。主人被偷了钱包，一般来说，他们都不在意里面的现金，而是希望拿回一些证件。他们很讨厌补办证件，宁愿用花高价钱赎回来，也不愿意去各个部门排队挂失、登报、申请。因此，每次我们弄到钱包，都要搜罗里面的纸条、名片等信息，只要这些东西显示与主人有关，我们就打电话给主人，说我们在路边捡到他的钱包，里面有证件，如果想要，可以跟我们联系。有时候，我们还得装成一个好心市民，物归原主，不收酬劳。失主过意不去时，就会买水果等礼品，或付点钱酬谢我们”
苏世创道：“想不到这些东西还有价值。”
三字经得意扬扬道：“跟着我们，有得你学。”
“别啰嗦，快点清理东西。”阿炮扬着枯黄的眉毛，不满地说。突然，他从一个钱包里取出一叠钞票、一张驾驶证与行驾证。
三字经把钱抢了过来，说：“谁那么笨卵，居然把这么多的钱放在车上。”他数了数钞票，一共有5000多元，狂叫道：“是个有钱人，我们得敲一敲他。”
苏世创凑到阿炮跟前，想瞧一瞧那驾驶证和行驶证上面的名字。刚一凑近，就听得阿炮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一样惊叫起来：“我的妈呀，我们把事情搞大了！”
苏世创好生奇怪，这家伙怎么像遇到鬼一样，脸色吓得全都白了。平日见他倒凶狠的，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如果在行窃时遇到反抗的主儿，他还掏出身上的尖刀要威胁事主。这回咋冒出冷汗来了，手上拿着的那两份证件，都快拿不住了。
证件上的主人名字，倒也没有什么特别，名叫巴吉。主人是个面目和善的中年男人，脸带微笑。就是这相片、这名字，让阿炮犹似被魔鬼摘走了心叶一样，浑身震颤不已。
三字经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便有些骂骂咧咧道：“你癫痫病发作了？脸色怎么这样难看？以往，你只要见到搞到钞票，就很兴奋。现在看看你这德行，跟死了亲娘一样。”
阿炮说：“死定了！死定了！”
“什么呀。”三字经取过阿炮手上的两张证件，一看，也是惊悸不已，脸色煞白，惴然道：“怎么办？”
苏世创当然不知道巴吉是谁了，见他们都如此害怕此人，他想此人可能就是他们的克星了。
苏世创问：“他是谁？”
“巴爷。”三字经恐惧地说。
苏世创问：“巴爷是谁？”
三字经说：“他在得天宾馆的最高处开有场子，刚才我们也是急昏了头，胡乱闯了进去，偷中了巴爷的车子。”
苏世创说：“我们又不知道是他的车子。他那么有钱，何不趁机敲敲他，狠狠弄他的钱来花。”
阿炮大骂：“找死呀！他的毒辣，在沙井镇开赌场的天叔都比不上他。出来混，有几个人是不能得罪的：一个是危哥，二个是天叔，三个是巴爷，四个是狗仔，五个是姜锋，六个是庞得成。这六个人各成一个帮派，互有往来，又各自为政。现在，我们得罪了巴爷，他迟早会叫人把我们剁成肉酱扔到河里去喂鱼的。”
苏世创说：“那总不能把这些东西送回去吧？”
三字经说：“对，我们赶紧把这东西送回他的车上，省得他知道了麻烦来了。”
阿炮又破口大骂：“蠢猪！我们前脚一走，那里被盗的事情早已炸锅了。”
苏世创说：“没有人知道是我们偷的，干脆将错就错，找个人给他打电话，说捡到他的东西，狠心敲他。他开着场子，有的是钱。”话虽这样说，但他也是一副沮丧的神色。这些天来，他满以为跟三字经偷东西，就可以慢慢把赌债还清了。没想到刚一出手，就遇到如此棘手的事。
三字经认为苏世创言之有理，遂把征求的目光投向阿炮。阿炮想想之后，说：“归还东西给巴爷也是死，敲他一笔也是死。既然都是死，我们还是冒一次险。”说着，他把现金平分了。至于那些首饰、手机等，他则放进一个袋子，说换成钱后再一起分赃。
三字经见阿炮这回听他的话，不禁喜形于色。
原来，阿炮既是三字经的师傅，也是他的铁哥们。小的时候，他们是在同一条街道上混的。相对而言，阿炮比三字经入行早。三字经还在菜市里东偷西摸时，阿炮已跟锁王学习开锁技术，并用之于偷盗。
阿炮不像阎王一样专门入室盗开保险箱之类，而是对各种汽车驾驶室下手，凡能换钱的东西，他一概不会放过。而三字经呢，早晚只知在菜市等处“凑热闹”，用镊子、刀片、衣服作为作案工具，扒窃别人的钱物。后来，三字经加入阿炮盗窃汽车的团伙中。
与阿炮相同的是，三字经也是单亲家庭。三字经的父母都是进城的农民，多是在建筑工地打工。初来桃源市时，其父母是在郊外一个叫燕子岭的山坡下，与同样是外来的众多民工搭起简易房子度日。
那个山坡乱糟糟的，养猪、养鸡、养鸭、酿酒、炼潲水油、炼地沟油，山上山下，俨然一个“非洲村”。甚至有些还是超生游击队的家庭，还有的是身负案子的。后来，政府下气力整治那儿，把那里开发成一个旅游景点。在政府开发那儿之前，三字经就与阿炮在山坡上认识了。
“非洲村”自发形成一条“街道”，两旁是乱搭乱盖的简易民房。有些外来人员为了养家糊口，也同时为了家人有一份“职业”，以便补贴家用，他们就在自家门前开起一些代销店。街道不长，也就两三百米，相当热闹，一点儿也亚于乡镇的集市。三字经的家就在街道上，与阿炮家相对。两人自幼就在一起玩。到了六岁，两家都发生了巨变。
所谓巨变，一是政府来拆除那儿违章建筑，把外来人员全部劝离山坡，二是他们的父母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在那个时候离婚了。一个是为了一个经常出入工地的三陪女而离弃结发妻子，一个是经不住寂寞的袭击而红杏出墙。三字经跟着母亲离开燕子岭后，到另外一个山坡去居住；阿炮呢，则跟着他父亲住进了工地。后来，三字经的母亲嫁给了一个早已退休且手脚不便的城里人，并把他们的户口迁入城里。用他母亲的话说，不能再让这个娃仔到处流浪，学坏了。
事实上，三字经早就学坏了。在“非洲村”居住的时候，他已与阿炮等人干盗窃的勾当了。在那个乱哄哄的地方，没有学校，也没有托儿所，父亲早出晚归，心里还装着一个非常风骚的三陪女，哪里有时间管他；母亲呢，只知看守着代销店——盗贼太多，稍一转身什么的，就会被偷走东西，根本没有时间带小孩，反正小孩也会走路了，也会认得回家的路，随便他去玩吧，只要他不被人贩子拐走就可以了。
都六岁了，三字经还不知道学校的门口在哪里。他母亲也想送他上学，可公立的学校却不愿意接收外来民工子女，就算肯接收了，那个费用也不是他们这种家庭所能承受得了的。就在这种环境下，三字经慢慢学坏了，跟阿炮等人在山上山下瞎混，小偷小摸，再后来就到居民区和生活区行窃。
三字经的母亲对他是管教的，只要一有空，她就翻出一本从垃圾堆拣出来的三字经教他念上一段文字。母亲是有点文化，若三字经不跟着念，她就拿起扫把对他一番殴打。
三字经哪里有心思学习，只知道跟小伙伴们去玩。在这种环境下，小孩的心理早已异化，反正不就是一个外来人员嘛，非工非商非农，以靠打工挣钱度日，说不准哪天得“班师回朝”，继续在那个生他们养他们的土地上生活。不用说城里人歧视他们，就是报纸、电视等媒体上，也大肆批评这种有损市容市貌的现象，称他们为“非洲人”，要把他们赶出城市。口诛笔伐的样子，就好像这个城市的发展根本就不是外来人员建造的一样。如果没有大量的民工涌进城里，那些高楼大厦能建得起来么？曾有人在报纸上呼吁，妥善安排外来人员，鼓励民间资本开办私立学校，以便安置农民工子女，但这类声音收效不大。
多年之后，全国各地这种呼声多了起来，政府部门认真思考农民工的进城问题，解决了他们的一些实际问题；除了城里人的偏见之外，村里的那些有钱人，也打从心眼里看不起他们，说他们不是在城里混么，咋也没有混出个人模狗样来，日子咋过得紧巴巴的？
三字经尽管从三岁起就在母亲的督促下念起三字经，可对于一个正需要进学校吸收知识的人而言，这些东西是满足不了他的。这一时期的小孩，也急需学校老师的心理引导。而他父母却不把送进学校，附近也没有学校给他向往，那么他就会如此乱如一锅粥的环境下失去信心，心理就会畸形。
直至现在，三字经还能一溜一溜地把三字经从头至尾背得一字不漏，可他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