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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蒋介石自己后来的叙述，他那时已经起床，锻炼之后正在穿衣服。当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时，在两个人的陪伴下，委员长爬上10英尺高的墙，从墙的另一面滚了30英尺，跌进一条沟里。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后来才发现背上受了很重的伤，他还把自己的假牙弄丢了（虽然他自己的叙述里没有这些不体面的详情）。靠人撑住他的脚，蒋介石爬到靠近旅馆的山上，在那他遇到了几名卫士，在山顶上，他们遭到下面的射击，几名警卫被打死。
委员长意识到他已经被包围了，就又向山下走，他又跳了一次——这一次是跳进一个被灌木丛遮掩住的山洞里。在明亮的日光下，孙鸣九和他手下的人在那儿找到了委员长，那时他只在睡衣外面胡乱地披了一件长袍。雪一直在下，他浑身发抖，赤裸的双脚和手在爬时都划破了。
这时，与其说是因为寒冷，不如说是愤怒，他全身颤抖，大声喊叫：“把我打死，一了百了吧，”孙鸣九回答说：“我们不会伤害你，我们只是想请你领导全国抗日。”
蒋介石要一匹马驮他下山，但孙鸣九上尉让他伏在自己厚实的脊背上，背他下山。下坡以后又走了很远，一名侍从才带着蒋介石的鞋子赶来。到了平地，一辆轿车停在那里，把他接进西安城。
在城里，他被领进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办公室。过了不久，张学良走进来，在蒋介石面前立正站好，他毕恭毕敬地称蒋为“委员长”。
对此，蒋介石给以回击：“既然你叫我委员长，你就是我的部下。如果你还把我当作你的上司，就马上把我护送到洛阳去，否则你就是个叛徒。如果我是在一个叛徒手里，你就马上杀我好了。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再说的，”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一声不吭。
不久，就有消息说杨将军的部队打死或打伤四十多个委员长的警卫，同时国民党政府的十七名高级官员和将领被关押起来。
少帅交给蒋介石八点要求，但蒋拒绝答应。于是张学良等人把这八点要求电告南京，上面还附带有许多被扣押的国民党军官和官员个人签名。
他们提出的要求如下：
1、改组南京政府，允许各党派共同承担抗日救国的责任。
2、立即停止内战，采取武装抗日的政策。
3、释放上海的爱国运动领袖。
4、赦免所有政治犯。
5、保证人民集会的自由。
6、保护人民建立爱国团体的权利和政治自由。
7、实现孙中山博士的遗愿。
8、立即召开全国救亡会议。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件第二点中重点标出的部分在国民党的文本中找不到，或者确切他说只有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里有这段话（第409页）。很清楚，就连斯诺也用了斜体字，他只是要明确地强调它的重要性。
在主张“武装抗日”这个问题上，任何潜在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归根到底，这就是逮捕蒋介石的首要目的。正如斯诺确切指出的那样，八点要求中有七点恰好和“全国救亡”的主张相关，而这个主张是1936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提出来的。想必少帅在西安事变期间和共产党进行了商议。不出所料，后来苏联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红军马上声明他们支持八点主张。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大大震动了中国，中国人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这一点甚至一些反对派的见证人也承认，而且得到许多中间人士的进一步肯定。埃里克·周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
1936年12月12日下午稍晚的时候，蒋被扣押的消息传到北平，震动了整个校园。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教授和学生们都突然关心起已经发生的事情来了。北平决不是一个拥蒋的城市，但是在以后的几天里，到处都在为蒋的安全担忧。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左翼团体在西安事变期间不同寻常地保持沉默。
这种普遍的忧虑与后来发生的奇怪的神经战有密切的关系。这次扣蒋事件的制造者张、杨二人，曾经坚信那些因蒋介石一统天下的野心而受害的军阀们会联合起来做他们的后盾，指责蒋介石。
但事情恰恰相反，冯玉祥、胡汉民（他刚刚去世）的追随者，甚至包括桂系军阀，全都声明支持并忠于蒋介石，并要求释放他。这使两位将军明白了他们的困难处境。
在南京，中央政府任命孔祥熙为代理行政院长，任命冯玉祥领导国家军事委员会，由何应钦调动军队。而张学良则被免去所有职务，并要提交国家军事委员会予以处罚。12月12日，孔祥熙和宋美龄乘快车从上海抵达南京。
在南京，何应钦表现得很愤怒。他建议对西安进行讨伐，用飞机轰炸来削弱对方的士气。
这时，蒋夫人指出，飞机轰炸分不清目标，蒋介石本人也可能被炸死，何将军勉强地收回他的建议。
共产党左右为难。
苏联人对这次扣押事件感到震惊，或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12月14日，苏联报刊严厉指责扣押者，还异想天开地指责张学良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收买。在苏联人眼里（根据书面资料来看），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是唯一能够在中国实现抗日联合阵线的力量。
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很难接受这种观点。他们一开始的想法可能是把蒋介石带来进行审判，然后处决他。
但这时莫斯科下达了命令：中国共产党要为建立蒋介石领导下的民族联合政府而努力。这时，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幕小小的喜剧。
周恩来，这个在1927年蒋介石政变中从上海行刑队的枪口下逃脱的人，如今却被延安派到西安来救蒋介石的命。
12月中旬，周恩来到了西安，他马上去见蒋介石。蒋介石这时仍很虚弱，背上的伤口还在疼痛，在心理上，他也为自己的痛苦遭遇感到苦恼。一看到周恩来，蒋介石脸色变得苍白——他一定记起了自己曾悬赏80，000元买这位客人的头。但周恩来很克制，表现得很友好，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少帅，两人都称呼蒋介石为“委员长”。经过一阵很冷淡的沉默，蒋介石听了周恩来对共产党观点的详细说明。第一次谈判没有结果，以后谈判日复一日进行，一直到12月25日。
无论是在他的日记里还是在他的著作《苏维埃在中国》中，蒋介石都没有提到他和周恩来的会面。
很多年以后，我从蒋的密友陈立夫那里了解到一些有关的背景。在西安事变以前，蒋介石曾派他和周恩来谈判（蒋介石被捕后，周立即被召回延安），参加谈判的还有苏联代表鲍格莫罗夫。周恩来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你们抗日的话，我们将和你们合作。”
对此，陈立夫反驳道：“如果我们抗日的话，你们应该和我们合作。”接着他提出四点作为国共协议的基础。
1、中国共产党应该维护三民主义。
2、共产党应该服从委员长的命令。
3、红军应该解散。
4、中国的苏维埃组织应该予以解散；但是，可以和延安签订一个特殊协议，根据协议，作为中国地方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共产党可以有他们自己的自治政府。
周恩来接受了这些条件，因为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按陈立夫的说法）。
陈立夫也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人答应可以不帮助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同意去见少帅，告诉他和他的追随者不要再给他们自己找麻烦，因为无论如何国民党政府准备抗战了。
陈立夫声称是斯大林本人命令扣押蒋介石的，同时他还指示日本共产党采取一项支持日本军事行动的“爱国”政策。
这些观点中的第二点是有可能性的；但我知道没有别的证据来证明第一点。但是，必须承认，斯大林确实可以从扣押蒋介石中获得益处，因为看起来没有其他办法来加速实现他抗日的决定。
现在，另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澳大利亚人w·H·端纳出场了，他曾效力于张学良，现在则作为中间人为南京方面服务。他受到热烈欢迎，端纳到西安的时间是12月14日（在周恩来到达的后一天还是前一天尚不清楚）。15日回到洛阳之后，他打电话向南京作了汇报。当时南京方面正处于绝望和频频发来的各种关于委员长死讯的情报之中，而端纳能够进一步证明他还活着并且受到优待。
这个消息使蒋夫人更加反对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很明显，现在有可能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了。
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很了解少帅，他飞往西安为蒋夫人的到来做一些安排。这个安排是很明智的。
这位委员长夫人长得漂亮，很有魅力，既老练圆滑，又有外交手腕。她这时的角色是调解人，她表演得很出色。
在她本人的叙述中，对少帅的描述是“很疲倦，忧心忡忡，甚至有些惭愧”，杨虎城则“明显的很紧张”。她友好地会见两个人，好象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
在12月22日蒋夫人到达的那一天，蒋介石正在读《圣经》
旧约中的《耶利米书》的一章，他看到这样一句话：“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于是，这段话就“应验了”。
1936年圣诞节，蒋介石和他的夫人飞往洛阳，然后飞向南京，带着一种牺牲精神，少帅一路相伴，作为他们人身安全的保证。
他为这个决定后悔了很多年。蒋介石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判决他十年监禁，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后来他被赦免，但不光是到国民党1949年失去中国政权为止，就是在国民党流亡台湾以后，张学良仍被软禁在屋子里（在1975年我写作本篇时，他仍然不能自由活动）。张学良的遭遇一定使宋子文感到不安，他（根据目击者的说法）曾以个人名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