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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保证：“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采取的行动决不是以我们的老朋友为代价的。”
蒋介石在台北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感到恼火和沮丧。他指示驻华盛顿大使沈剑虹先生向美国当局提出严正抗议。他只能这样做了。
尼克松总统的声明必然严重地削弱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已经垂危的地位。联大第26届大会正准备在10月末召开。早在8月2日，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就宣布，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且同时保证台湾将不会被剥夺联合国的代表权，但这一保证是虚假的。
这就是“两个中国”的学说，这对蒋介石或毛泽东来说都是不愉快的事。
由于这种形势已经很明确，蒋介石想起了他在1949年离开大陆之前转移政府财宝的预见能力；这时他又想起了转移另一种“财宝”：中华民国自动撤回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股份，总值达5990万美元（当时为2400万美元）。在10月25日联合国进行决定性辩论的前一周，蒋介石下令提取所有的存款，以免落入共产党手中。
当大会就此进行表决时，76个联大成员国投票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和安理会，井同时撤消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席位。然而，还是有35个国家对此投了反对票，17个国家弃权。
国民党代表团不愿等待痛苦的结局所带来的侮辱，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他们在投票以前就提前离开了会场。
国民党代表团团长是蒋的外交部长周书楷。他在离会之前说：
我愿借此机会代表我的政府向凡年来支持我们的友好政府表示衷心感谢。我国政府将在今后几年里进一步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和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政府一起，为实现联合国基于成立的并且联合国大会现在已经打破的最终目标而继续奋斗。
在国民党政府自己看来，提前离会使国民党政府保住了面子，并且能够宣布这是自己退出联合国而不是被驱逐。然而，这些举动并没有改变台湾逐渐被孤立的形象。
联合国投票表决的结局是尼克松1972年2月21日至28日访华的结果。2月27日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公报冗长却缺乏解决问题的实质性东西，不过，公报里有这样一段话！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毫无异议。它再次表示关心的是，中国人民自己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基于这种认识，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回全部美国军队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美国将逐步减少在台湾的军队和军事设施，以减轻地区间的紧张局势。
这些话是一个明显的通告：从现在起，蒋介石政府要“靠自己”了。然而，公报还有许多含糊其词的语言，美国既通告解除1954年与台湾签订的《安全条约》，并且在近期也不发展与北京的外交关系。
1974年9月，我在台北与一位国民党要人（由于诸多原因，我不便披露他的姓名）讨论了这一形势的影响。他作了这样的评论，我当时逐字记录下来了：
“蒋介石是令人难以相信的顽固。他失去了中国。
如果他还这样顽固下去的话，他也将由于不承认现实而失去台湾。他甚至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存在，如果他承认的话，我们将有两个美国大使馆”（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
台湾当局鼓起勇气对这一新形势作出了反应，别出心裁地通过开设“贸易中心”和“文化中心”作为公使馆和大使馆的场所，井以此获得友好国家的外交承认。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班牙，它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突然改变了对北京政府的承认（尽管美国政府本身没有作出这种转变，但美国的行动促使其他政府在这方面有了转变）。台湾在马德里开设了一个“孙中山中心”，西班牙也在台北开设了一个“塞万提斯中心”。这种形势一直在继续。
然而，蒋介石的生命行将结束。尽管他在1972年5月接受了第五次连任总统的职位，但从体力上来讲他已经不能继续履行他的责任。据说这不是年老所致。但身体老化的无情现实确实落在了他的身上。他不得不由人抬着走动或坐轮椅在屋内活动。他已经成了一名隐士，平时只见自己的儿子。妻子，有时也见一见他的高级助手。
蒋介石于1975年4月15日逝世，享年87岁（应为88岁一译者）。
几个月以来，他几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4月9日，在瞻仰他的遗容时，他的灵枢上方摆放着他的遗嘱（该遗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书记秦孝仪为他题写的）。
4月16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300多名国外要人来台北参加了葬礼，其中有美国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
权力的转让是按照宪法规定有秩序进行的，年逾七旬的副总统严家淦博士于4月6日登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
出于对形势的考虑，掌握实权的人物蒋经国提交了辞去总理的辞呈。
但这一辞呈很快就被拒绝了。
这是一个冒险故事的悲惨结局，是命运的野蛮捉弄，是一场终未实现的梦。
蒋介石传第廿四章 对蒋介石的评价
第廿四章 对蒋介石的评价
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
蒋介石属于那种少见的、非同小可的人物：这种人的勇气、工作能力、个人意志及其精力——全部耐力——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这种人对他们的时代和后世的不同影响取决于他们从事活动的政治背景、他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以及他们国家的大小、国力或重要性。
我们大家今天还受到列宁和斯大林的影响。希特勒曾给他那一代人带来过巨大的灾难。丘吉尔由于打败希特勒这一贡献使他在未来的岁月里留下了烙印。佛朗哥和铁托改变了他们国家的面貌，就象穆斯塔法·基马尔从前改变了一代人一样。
历史的偶然使蒋介石不得不和另一个更加独特的人物——
毛泽东共同统治中国并在这个国家里决一雌雄，这是蒋介石的不幸。
这也就是说，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
他的运气糟糕透顶，同样，他的错误也的确是不可估量的。
由于蒋介石就是蒋介石，因此他做什么都要做得彻彻底底。
按男人、军人、作家和思想导师、政治家和领袖等不同身份对蒋介石进行研究是毫无意义的（就象不能这样研究戴高乐一样）。动机、失败和成就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令人难分难解。
蒋介石无疑将以一个“失去中国的人”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中，而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叙述这个重大失败的背景，以便寻找其原因。
事实上，我在叙述过程中就特别强调了蒋介石所犯的疏忽和失职所造成的错误，我也指出了围绕着他的种种不幸，不管这些不幸是否影响到他避免错误的努力。现在，若把所有这些因素都加以考虑也许是有用处的。
蒋介石所犯的大部分错误也许是由于他的性格和思想上潜在缺点、以及幼年时期受教育很少的缘故。
由于教育和信仰的原因，他的思想很保守，但他却认为他自己是个革命者，而革命的含义包含很重要的几个方面：推翻清朝统治；废除外国在华特权；通过重新树立对传统和儒家思想的尊敬来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
尽管他也有社会理想，但与其他目标相比，这些理想被置于次要地位。
他擅于挑动一个人或一派人反对另一个人或另一派人，但他的观点是狭隘的军事观点。他企图依靠强力来实现他的权威，他对付反叛者的办法是惩罚而不是改造。在他看来，最大的罪行莫过于不忠。在他的性格中存在着三处矛盾，其中之一是虽然他能够对敌手残忍地进行报复，并常常采用立即审讯及处决的办法，但他缺少彻底地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暴君所具有的那种残酷的性格。
蒋介石的头脑过于简单。从宣传角度讲，这种简单化是有意义的，但从政治决策角度来讲，过于简单化就是缺少创见性。
在20年代，蒋介石曾有一段时间把中国共产党叫做“傀儡”，但在共产党自我证明他们独立于莫斯科之后的很长时间，甚至是在60年代中苏大决裂以后的时间里，他仍然这样称呼他们。
一个假的标签会很快破坏贴标签者的信誉，看来蒋介石对这种问题缺乏认识。
蒋介石用惩罚或将予以惩罚的警告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培养人们对他的忠诚，出于这种想法。他不允许任何不愿执行其命令的事出现，并且一定要使他的政策得到忠实的贯彻。
他曾表示，这样就足够了。如果发现他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他就会大发雷霆，下令枪毙一两个或者进行讨伐。但是并没有群众机构来确定政策对人民的影响是否已达到了预期效果，也许在这一点上和毛泽东明显地不同。
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毛泽东无疑也占了上风。
深入地研究过这本书的人都不会认为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崇拜者；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反宗教的力量；列宁主义作为革命的策略，却是不容否认的。
毛泽东看到了接受马列主义的可能性，并使之适应中国这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的实际情况。他还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潜在吸引力，而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根基。
相比之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却疏远知识阶层，使他们无路可走，只有靠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正是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