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卮鸬挠�69％。说白了，美国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要大过日本员工。
你可能会说，罗胖，你又在以偏概全了！我经常受到这样的指责。如果把日本经济的整套制度都否定了，那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奇迹是怎么发生的？
确实，那个时候的日本经济和日本的这套制度，就好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它的上游供应商有2000多家，而且跟这些上游配套厂商每次只签一年的合同。而日本企业就不一样，丰田的上游制造商只有几百家，而且一签合同就是四年。
在汽车这么复杂的产品行业里，确实讲究上下游产业链配套的稳固性，大家最好都是熟人，长年打交道、长年配合。具体到一个人身上也是这样，一个工人在一条生产线上反复钻研自己的手艺，他的产品的质量和精益度，确实更容易提升。20世纪80年代的家电产品也是这样，比如说录像机、电机，里面有那么复杂的零配件，它确实需要这样的制度，需要这样的员工。
可是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的电子业是一个什么时代？叫模块化生产，很多大企业都把生产扔给了富士康这样的公司，富士康是在全球进行采购，各种各样的零配件之间就是一个模块的关系。员工在装配它的时候，不需要多高的技巧，仅仅按照一些图纸，再加上富士康发明的一些专业的装配工具，经过短暂的训练，马上就可以上岗。所以，日本经济的那一整套优势，在现在的电子时代、互联网时代也就过时了。
当然也不是全部过时，像前面讲的汽车业，还有单反相机这种内部结构非常精密的产业，日本人的竞争力现在依然不错。但是，时代大潮不等人，一代新人换旧人。
大航海精神今何在
其实日本社会也不乏创新者，例如村上世彰，他被称为日本民间的股神。2006年，他因为一个所谓的内部交易事件被捕。日本官员当年就这个案子说过一句话：像村上世彰这样的人，搁在美国，就是金融创新的英雄；搁在日本，他就得去蹲监狱，因为日本社会受不了这些不讲规矩搞创新的人。
村上世彰在被捕之前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讲的一句话发人深省。他说：“日本社会真的就不能给创新者、破坏者留下机会吗？真的就不能让那些创新者重新开球吗？”
日本的经济停滞已经是延续20多年的事情了，再用任何细枝末节的理由也无法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只能说，日本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陷入了一种创新无能的状态。
是日本人缺乏创新精神吗？还真不是。前些年，日本人发布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说要干掉谷歌，搞一个日本人自己的搜索引擎。
日本人这个计划失败了。有一些评论者观察这个计划之后发现，项目的主持人连自己到底要干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一堆杂乱的软件开发计划。
这个计划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大航海。什么叫大航海？就是人类在某一个历史关头，这个历史关头不是每一代人都遇得到的，它是远隔几百年才有可能打开一次的窗口。你通过一次冒险抵达一片新大陆，抵达一片完全未知的、远方的彼岸。所以，日本把这个项目定了这么重的名字。
我觉得日本人确实有野心。但问题是，这个项目的搞法和大航海时代的本质精神是背离的。大航海时代，是发现美洲新大陆，绕过非洲好望角开启了从欧洲到亚洲的新航路，甚至是实现环球航行的一个时代，他们是怎么完成的？基本就是靠民间的那些细碎的、自发的创新完成的。
这些创新背后至少有两个因素。
第一点，这个社会一定要发明一种绝佳的应对风险的制度。在大航海时代，搞出了所谓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以前，一个商人带着一船货出海，他面对的风险是如此之大。万一船翻了、货丢了、被海盗抢了，这个商人就要承担所有责任，因为债主就要找你要钱，你只能把自己的房子、田产卖了，带着老婆、孩子到街上流离失所。风险大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人们就不愿意去尝试创新。
有限责任公司出现之后，带来两个结果。一、风险变得可控，因为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出资额来承担风险的，大不了这船货全赔掉。也就赔到这个程度而已，不至于牵连其他家产。二、巨大的风险分摊到无数个人身上，这样每一个人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
我们再回头来看日本社会。所有的创新都是产生于一种应对风险的制度安排，而日本的制度安排不是要应对风险，它是要把风险完全消除，这和大航海时代的精神是不一致的。
第二点就更重要了，大航海是谁搞出来的？我们都知道日本人以素质高著称，可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高素质的人搞出了一个停滞的经济呢？我们不妨从反面想一想，那些野蛮人、那些没素质的人，他们对创新的价值又何在呢？这又得说到大航海。
大航海是谁完成的？就是一帮没素质的人完成的。为什么？因为有素质的人不肯吃这个苦嘛。现在，很多船员在巨大的集装箱轮上还怨声载道，说当海员太辛苦、太无聊了，何况几百年前呢？那个时候不知道要走多久，没准儿一条命就要扔到海里。所以每一次出发，大家都抱着赴死的决心。而且那个时候的船又小，因为不知道要走多久，所以尽可能装满食物、水和货物，留给人活动的空间非常狭窄，在上面待上几个月，那个滋味可想而知。尤其在热带航行的时候，食物会很快变质，甚至爬满虫子。
船上空间小，一旦发生疫病，连隔离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经常是半船人、一船人地死掉。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差，无法克服远航中经常出现的坏血症。
那个时候从欧洲海港出发的船上，装的净是流浪汉、无业游民，甚至是逃犯，因为只有他们肯吃那个苦、冒那个险。而这帮人为人类的大创新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沉重的。根据记载，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从阿姆斯特丹港带走的人有70万，最后有26万人被抛尸海外，再也没能回来。而那些抵达目的地的人，在当地烧杀掳掠，给很多东方和非洲人的感觉就是：这帮欧洲殖民者怎么这么坏？他们这帮人在欧洲就是地痞、流氓，更何况到了番邦外国，当然坏了。
所以19世纪有一个作家说，即使按照当时的道德水准和评判标准来看，这帮人的言行也是让人恶心的。但是没办法，创新就是要靠这样的人。
迈阿密：靠罪犯和流浪汉繁荣起来的都市
我没有鼓吹低素质等于创新的意思，但是你也不能不信一个邪——低素质的人是有可能搞出巨大的创新和社会繁荣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1980年，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罗说：“美国人不是老指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让人民自由移民吗？我自由一个给你看看。”所以这一年他突然把海港开放了，走吧，都去美国吧。很多社会底层的人，什么精神病患者、妓女、罪犯、流浪汉都去了美国。那一年走了15万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非军事渡海行动。这15万人去了美国哪儿呢？距离古巴最近的那个港口——迈阿密。
这帮人去的时候身无分文，是一帮赤贫，而且又都是社会底层人士，多数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一帮粗鲁的人。
可是今天的迈阿密是怎样一座城市呢？迈阿密是除了纽约之外，美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是整个中南美洲所有国际大企业的总部所在地，迈阿密机场是美国最大的货运机场；它还是美国最干净的城市。说白了，如果除掉华盛顿、纽约，整个拉美最大的城市就是迈阿密。
这种繁荣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其实就是靠古巴的这一批流氓、地痞、精神病患者、妓女和无家可归的人创造出来的。
我去过迈阿密，去坐过油轮。在那个城市，英语确实不大奏效，满街讲的都是西班牙语，而且房价特别贵，市容非常整洁美好。
我们再回到“素质”这个词。所谓的高素质无非是你学历比较高，你举止比较文明，你道德比较高尚，而所谓的低素质的人不是没文化、没礼貌吗？
可问题是，在创新这件事情上，不见得有文化、懂礼貌、知礼节就会搞创新。创新，它是用任何外在的标准都衡量不出来的，是学校培养不出来的。
其实我们可以找好多好多的例子，就拿美国人来说，爱迪生小时候只上过三年学，他的小学老师认为他是个弱智儿童，但是他临死的时候被证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
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他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要知道，在美国的白人社会里面，爱尔兰人的地位还不如黑人。
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爸爸大个子比尔——这是他的一个外号，这人是靠卖野药为生的。说白了，洛克菲勒出生于一个底层的骗子家庭。
再比如说那个著名的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的父母是东欧犹太人，到美国的时候身无分文，是最底层的工人。而他们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出了像弗里德曼这样的世界级大学者。
再说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例子——乔布斯。乔布斯其实是中东移民的后代，而且从小就被抛弃了。所以你看，低素质家庭、低素质的教育，未必出不了人杰。
反过来说，为什么那些高素质的人往往成不了创新的领头人呢？我们会认为，这些人因为衣食饱暖，所以没有勇气打破现状。我觉得这是错怪他们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处境当中，当存量过大的时候，创新本身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当年，中国移动的董事长王建宙在美国曾跟谷歌的ceo施密特有过一次对谈。施密特给了他一个建议，让中国移动把电话费给大家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