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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的两大绝活儿
说工业社会之前，得先说说农耕社会。农耕社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物质匮乏，一个字——穷。工业社会一来，蒸汽机一开动，各种各样的机器一轰鸣，立即把这个“穷”字给撵跑了，人类生产各种各样财富的能力突然爆炸开来。
因为工业社会有两个绝活。第一个就是大批量的标准化生产。我们就拿郭台铭先生的富士康为例，他在深圳龙华的厂区有30万名工人，光食堂一年据说营业额就达到了15个亿。这个厂区每天可以生产2400个集装箱的货，在海关直接装船，分销到世界各地。在一个蓝色的大屋顶下，几千名工人夜以继日地加班，这就是工业社会最常见的生产场景，十分壮观。
工业社会的第二个绝招，就是精细化的分工，把每一个人按在一个非常精细的岗位上。你可能是生产苹果手机的工人，但是也许你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一点，大量工人都只能跟个别元器件打交道。
就拿富士康来说，它里面专门有一个职位，职能就是去调整工人们每一个动作所花的时间。比方说这个动作：把一个电子元器件从生产线上拿起来，贴上一个商标，然后装进一个防静电的袋子里，扫描一下再放回到生产线。这个动作，熟练工人只允许用两秒时间做完，每天要做两万次。想想看，这是对人性多么大的压抑啊。
但是没办法，这是工业社会的标准配置，用这种方式才能才够把整个生产链条里面的效能或者潜力，全部给压榨出来，才有可能把匮乏和贫穷赶走。
工业社会的功绩还是非常伟大的，原来那些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够享用得到的非常昂贵的奢侈品，用不了多少年，随着工业社会滚滚向前，就会飞入寻常百姓家。
还记得中国刚出现手机的时候吗？售价一万元、两万元，任卖家随便喊，还有很多人想买都买不到，对吧？但是现在，在深圳的华强北路，花上一两百元钱就可以买到一个有基础功能的手机。再比如说非洲大陆，大约有6亿人口，2000年的时候，仅不足1％的人可以拥有手机。可是2014年年底，据说有58％的人已经拥有手机了。如果你现在再去非洲大陆看一眼，你还认得出那是非洲大陆吗？除了黑人兄弟没变之外，估计人人都用上手机了。这就是工业社会的伟大之处。
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大分裂
但是工业社会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它追逐效率、追逐工业中的标准化和规模化，就制造出了一次大分裂。这个分裂在农耕社会是不存在的，因为农耕社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往往是一体的。比如说你想吃桃子，院里就有一棵桃树，你爬上树摘了桃，在裤子上蹭一蹭，就可以吃了。那么，你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在这个场景里，其实是分不清的。你如果想吃红烧肉，妈妈就会给你做，对吧？
但是在工业社会里，这样的场景是分裂开来的。你想吃桃子，只能上超市去买，哪里有树给你现摘？想吃红烧肉，小区门口的连锁餐饮集团可以给你做，而妈妈要上班，没空给你做。所以，消费者和生产者被切割开来了。
21世纪商业评论的主编吴伯凡老师，曾经用一个古希腊神话来形容工业社会的转变。在远古，人是一种圆球样的东西，有四只手、四条腿和四只耳朵，力大无穷，神通广大，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感到十分不安。天神宙斯就用一根头发把人分成了两半。人被分成两半后，每一半都急切地想扑向另一半，强烈地希望融为一体爱情产生了。
工业社会就是把农耕社会消费和生产一体化的场景一剖两半了，让它们互相寻找，寻找就会产生信息成本。这种成本在农耕社会也有，但是相对较低。
他们是怎么办的？有两个办法。
第一，约定个日子，比如逢五、逢十就有集，大家都来赶集。或买或卖，非常好匹配。第二，走街串巷叫卖，靠人力搜索自己的客户。老北京的吆喝就是一种人肉搜索方式，它的整个交易场景被局限在一个空间内，而且规模也没有那么大。
工业社会的规模，可就吓死人了。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富士康食堂，你要吃妈妈味道的红烧肉，上哪儿给你做去？你只能去吃车间味道的红烧肉。你还想吃什么外婆腌的咸鸭蛋、爸爸在河塘里捕的鱼，这种个性化需求根本就无法得到满足，工业社会只能给你提供批量化的标准品。
再比如说，你坐到一个餐馆里，想喝点饮料，你只能喝酒水单上列出来的可乐、雪碧、王某吉、加某宝这些简单的东西。我更想喝我小时候喝过的自家酿的米酒，但是米酒的产量能有多少？只要没有形成规模化，它也不可能形成标准的供给，所以很难喝到。
面对这样一道新出现的鸿沟，工业社会最终也想出了解决办法，就是把所有市场中的消费者都假设为大众。“大众”这个词20世纪才出现，在英文当中写作mass，就是“一大坨、一大团”的意思。工业社会发展到巅峰的时候，我们假设所有消费者之间没有区别，就是面目模糊的一团。
所以社会学上有一句话：“从来没有什么大众社会，只有生产大众社会的方法。”工业社会有什么方法？就是假装没看见。
消费者之间虽然有区别，但我两眼一抹黑，假装你们没区别，在你们面前摆上三个选择，你可能买不到你最想要的，但是你也不会得到最坏的，我多少也能满足你的部分需求，要求不要太高。这就是工业社会和消费者对话的基本场景。
第90章 互联网进化论（4）（）
当然，工业社会为了让消费者满意，也想出了很多办法。比如通过广告、电视这样的现代传播媒体，往消费者脑子当中输入一些概念：你就是上火了，你就是怕上火，你就得喝王某吉、加某宝！渐渐地，你真会觉得自己怕上火，得喝它。其实，这是一个传播的结果。
渐渐地，大众都觉得，拥有了三克拉的某品牌的钻石，才叫拥有爱情。实际上，我们是接受了传媒的一些暗示甚至是催眠，把我们内心里面的个性化需求固化到一些工业社会可以办得到的产品上面。这就是过去100年里我们这代人形成的观念和行为习惯。
但是，工业社会终于走到了它的暮年。我们都知道互联网在一点一点、一根骨头一根骨头地把工业社会拆掉，在往前走。往前走的方式，就是用互联网将特有的信息飞速地匹配起来，让人和人、人和信息、信息和信息飞速地匹配起来。
3d打印的本质：数据驱动的制造
在过去十几年中，人和人的交流变得更加顺利了，因为我们有qq、微信等；人和信息的交流也更加顺利了，因为我们有百度；信息和信息、人和货物之间，也更容易配对了，因为我们有阿里巴巴、淘宝。这些互联网巨头在虚拟空间里将非实体经济这部分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但是，还有一个鸿沟跨越不过去，就是物质生产怎么办？我们在外面跟大家讲互联网概念的时候，经常就会有人提这样的问题：“你们老吹嘘互联网，搞来搞去不就是订个票、泡个妞吗？生产大机器、造房子才叫创造财富，因为它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这些东西怎么互联网化？比如造一座桥，怎么互联网化？”
这就是3d打印的意义所在了。我们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就是要说回到3d打印上来。
3d打印是什么？是通过互联网和一系列现代化的材料技术、制造技术，构建出来的人类的最后一道跨越天堑的桥梁，是把人、信息、财富和实体世界的物质联系起来的方式。
3d打印和普通制造根本的区别在哪儿？我们前面讲到的，节省材料，可以做出更复杂的形状，这都不是根本，根本在于它是数据驱动的。
数据驱动和实体物之间的区别在哪儿？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我要出版一本书，拿到印刷厂要先制版。在工业社会里，出版社出任何一本书都要计算成本，要考虑盈亏平衡点，即卖掉多少册才能挣钱。因为制版是要花钱的，这个成本要平摊到每一本书上，所以印刷机一开就是3000册以上，印数越多，就意味着成本越低。
但是在办公室里用打印机就不一样，每一页纸的成本都一样。学校的打印店都是按纸张数量来给你算钱的，从来没人说，你必须印3000份，我才能给你便宜点。
这就是3d打印和传统制造的核心区别，3d打印是数据驱动的制造。
这种制造方式带来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生产资料变得不重要了。在马克思整个的理论框架里，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社会形态。生产资料怎么配给，生产力什么水平，决定了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可是，在3d打印的前景照耀下，生产资料变得不重要了。
比如你有一台3d打印机，我就没必要也买一台了，我可以远程租借。我在北京，要给纽约的一个朋友送一份生日礼物。我亲手做了一个数据模型，通过互联网远程指挥一个纽约朋友的3d打印机把它打印出来，然后通过快递公司递到他的府上，不就结束了吗？生产资料对我来讲，只是临时租用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的一个租借品。
从整个人类的生产链条上来看，一个租借品和一个必须拥有才能生产的物品，那重要性可就差远了，它是不能够扼住整个财富生产的咽喉的。所以你看，生产资料的重要性变弱了。
人的作用被释放了出来
3d打印的第二个结果，就是人的作用一下子被释放了出来。
我说过多次的罗永浩和他的锤子手机的案例。罗永浩现在就生活在一个3d打印时代还没有到来的工业社会，虽然这款手机的设计、概念都做得非常好，当然，罗永浩本身就是个营销大师。他最后折在哪儿？他之所以供货量不足，遭到很多人的围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