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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人类智力将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48人，四舍五入一下，就是150人，很难突破这个上限。
比如，他研究发现，在电子邮件诞生之前，英国人喜欢在圣诞节前夕给亲朋好友寄贺卡。即使再疯狂地寄贺卡、收贺卡，跟他们打交道的也不会超过150人。再比如，西方军队最基础的组织叫连，一个连大约就是150人；南太平洋小岛上那些狩猎采集民族，发展到最大规模也就是150人。
其实，这个规律不仅体现在传统社会中，在互联网上也一样。很多人说，互联网就是扩大了连接数。没错，可是连接数扩大到150人以上，互动方式就不一样了。比如说罗辑思维，可能有100万人在看，但是我们没法互动，真正能互动的人数仍然受制于邓巴数字，不会超过150个人。
为什么？因为在150人的关系中，我才能达成节能和高效这两个生存任务，多一个人我就得多理解多少事啊：你长什么样，你生日是哪天，你老婆长什么样，你跟我认识的另外一个朋友有什么瓜葛多一个人，就会增加我们大脑带宽的负担，这个任务量我们承受不起。所以，它就变成了我们人类的一个刚性约束，跟我们不可能在两秒之内跑完100米、不能在水下呼吸是一个道理。除非若干年后，我们进化出别的能力，否则150人的邓巴数字就会把我们死死地限制住。
现代社会，我们的协作体远远超越了150人，怎么办？我们现在的办法是，依然用150人的行为方式、认知模式和思考方式来对待这个世界。所以，就出现了一些特别有趣的反差。
比如，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起因，是伊拉克的萨达姆突然出兵，把科威特给灭了。接下来，老布什在竞选总统的演说中跟国民说：“这可不行，中东是美国的石油来源，这会影响美国石油价格的稳定，对我们世界警察的位置也是一个挑战。我们有责任维护世界的秩序，萨达姆这不是胡来吗？所以，我们美国要出兵。”
听他讲完，选民说：“石油价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美国的老大地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于是，老布什的幕僚就给他出主意说，得换一个说法。
所以，老布什再跟老百姓讲的时候，就说：“伊拉克是个流氓，流氓欺负人家小弟弟算什么本事？科威特多可怜啊，人家没招他、没惹他。我们美国是谁？我们是有英雄的，我们有超人，有美国队长，我们能够容忍一个流氓欺负一个善良的少年吗？不行，美国必须拔刀相助，我们必须去当这个英雄。”大家听得热血沸腾，连连鼓掌。于是，美国就出兵了。
老百姓根本无法理解美国、世界、石油安全、全球秩序这些宏观的概念，但是大家可以按照身边人的逻辑来理解：隔壁有一个流氓欺负一个弱小少年，这事我不能忍，我很气愤。这种事大家都理解。所以，我们仍然是用邓巴数字控制下的150人之内的那种交往方式、那种情绪反应方式来处理国家大事的。
政治家后来就学会了，还总用这一套。比如，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总共做了两届总统，第一届干得一塌糊涂，经济持续下滑，但是他也有招。他的竞选顾问告诉他一个词：恐惧。所以，他在第二次竞选的时候就拼命跟老百姓讲，萨达姆一定有化学武器，他还支持恐怖分子，我们一定要把他干掉，否则美国人的安全根本无法保障。老百姓听后都感到很恐惧，于是支持小布什连任美国总统。
小布什竞选的时候还有一招：一般的政治人物都会把自己说得高大上，他却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没出息、成绩不好，还酗酒，有时候还抽点大麻，其实是一个问题少年；后来屌丝逆袭，才变成今天这样一个道德高尚、能力出众的人。选民都爱听屌丝逆袭的故事，自然就把选票都投给了他。奥巴马在竞选总统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一招。
我举这些例子，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一点：即使我们在做那样大的框架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按照村里的思维模式来进行的。那些政治人物一旦洞察了我们这种心理，就会拿这种小故事来忽悠我们。老布什、小布什、奥巴马这些人的施政方针，能够给美国带来什么改变，选民有工夫去考虑吗？没有。老百姓听不懂，能听懂的都是跟在村里见过的那些情节类似的故事。
再举一个例子，人类偏文科的知识分子往往对世界抱着一种悲观的态度。这可不只在中国，全世界都一样。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只要谈到自己民族的未来、国家的经济、人类的命运，结局都是悲观的。但有的时候，这种悲观真的不符合事实。
比如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一飞冲天，这是铁的事实，全世界都羡慕。可是，回溯到这三十多年的任意一个阶段，我们会发现最有市场的舆论就是看衰这个国家，说中国有前途的人是很少很少的。直到今天，演讲市场上标价最高的那批“所谓的”经济学家，还是一路唱衰中国的。把他们的言论串出来看，讲的就不是事实。但是不要紧，因为这种文科生思维非常契合我们的情感需求：在进化的过程中，我们总是刻意地培养自己对危机的敏感度；如果危机没发生，反正我们也没什么损失；万一发生了，我们就得赶紧跑，这是我们的天性。文科生思维和这种天性是契合的，虽然它跟事实没有什么关系。
文科生思维的缺陷
我们得承认，文科生思维的历史贡献非常大，但是下面就是不好听的话了。人类进入现代社会才一两百年的时间，就导致我们的思维模式不得不发生切换，要走向原有思维模式的反面。说白了，要矫枉过正或者大量地补足原来没有的东西。这个东西在万维钢先生看来，就叫“理工科思维”。在我们今天的话语环境当中，就叫“经济学思维”。
我们原来习惯的那种形象化、情感化的思维方式的缺陷在哪儿？最显而易见的一点，就是文科生思维缺乏一种用数字描述这个世界真相的能力。
美国人曾经做过一个慈善方面的实验：给一部分家庭寄去一封信，告诉他们非洲哪个国家有几百万儿童现在缺医少药，快要病、饿而死了，大家快来捐钱吧。给另外一部分家庭寄去的信说，非洲有一个小女孩，她生活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哪个村庄，她的父母都很爱她，她长得很美丽，非常上进好学，但是现在她缺吃少穿，马上就要死了，您捐点钱呗。想都想得到，肯定后一封信获得的捐款数额比较高，事实是高了一倍。这说明我们仍然容易被一些具体的东西打动，我们不容易被数字打动。
但是，这就导致了世界上很多真相在我们眼里是扭曲的，我们找不到真实的原因了。
所以，即使文科生抱有善意，没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仍然没有办法了解世界的真相。这里并非是批判，而是全人类的共同特征。
再比如，很多人觉得坐飞机不安全，即使数字早就摆在面前，坐飞机是交通工具当中最安全的：飞机失事的概率是每年470万分之一，而被雷劈死的概率是190万分之一。说白了，飞机失事比被雷劈死的概率还要低。所以，有些航空专家说，坐飞机确实很危险，但是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在飞机上，而是坐汽车去机场的路上。可是，很多人还是觉得坐飞机很危险，因为我们看到飞机失事的报道，而汽车撞死人或者哪条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连环惨案，我们经常看到反倒熟视无睹了。这种信息传递的特征，以及我们培养出来的思维认知习惯，就导致我们扭曲了这个世界。
“911事件”之后，美国人都觉得坐飞机不安全，普遍选择开车出行。结果在很短一段时间内，美国全境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就大幅度上升了。无法用数字来理解世界，这是文科生思维的悲哀，但是文科生思维真正的缺陷是，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只有是非和善恶，没有比较和选择。
可这也正是文人世界的魅力所在，因为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投入那种浓烈的情感，做单向度的选择。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只能选是不会选非，只能选善不会选恶。“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就是文科生思维。一旦切换到理工科或者是经济学思维里面，把自由、爱情、生命搁在一块儿权衡比较，所有的美感马上就没有了，人格显得非常卑污。
越来越重要的机会成本
为什么要给经济学冠以“魔鬼”两个字？因为它没有正能量。但是，如果没有比较和选择的思维，现代世界的真相我们根本无法把握。这就牵扯到经济学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机会成本”。
什么是成本？我们一般会认为，成本就是为买一个东西付的钱。这叫“会计成本”，机会成本比这个要复杂得多。我们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选择一个东西，请问它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就是放弃其他选择的总和，这就是“机会成本”。
举个例子，今天晚上你选择吃一顿麦当劳，那么会计成本就是你买麦当劳的这十几块钱，因为这十几块钱花出去，它就不能派其他用场了，就放弃了其他选择，你可能就没钱去看电影了。
但是，吃一顿麦当劳，其实你放弃的东西远比这要多得多，因为今天晚上这一顿饭，你一生当中就这么一次。吃了麦当劳就意味着不能吃肯德基了，什么川菜、鲁菜、湘菜一概没戏了。这些放弃的东西加起来，就是它的机会成本。所以，机会成本不是一个可以算出来的数字，它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概念。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文科生思维中没有机会成本呢？因为没有选择。文科生思维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进化的早期哪有什么选择？一个原始人看见一只兔子，抓不抓？不抓下一顿饭就没有了，也许会饿死，只能抓。即使到了农耕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