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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说，你再去看看他的仆人在干什么。一会儿仆人回报说，他的仆人正在收拾行李。曾国藩说，我就说嘛，像王辏г苏庋木Т蠹遥菏樵缇捅车霉龉侠檬炝耍趺椿够嵩谡饷唇艏钡氖焙蚨梁菏槟兀克馐羌僮罢蚨ǎ茸牌腿耸帐昂眯欣詈每锬亍�
历史上很多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大人物，在本质上都是孤独的，谁都靠不住，即便是那些亲如手足的人。
欧洲的拿破仑也是如此，在他称霸欧洲的时候，把自己的兄弟一一分封在各个国家当国王，以至于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国王都是他的兄弟，遍及欧洲。可是等到拿破仑和英国人、俄国人对决的时候，这帮兄弟帮他了吗？没有。他们不仅袖手旁观，甚至还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继续跟英国人做生意。
当一个人要做大事，而身边所有人都要对付时，那该怎么办呢？在读完战天京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曾国藩的心法仍然是刚才讲的那六个字：“结硬寨，打呆仗。”
曾国藩剿灭了太平天国，然后又忙着跟捻军作战。紧接着在1870年，天津出了一件特别棘手的事情。
当时很多外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他们也会做一些慈善工作，比如收留一些无家可归的儿童。很多地痞流氓听说外国人收留儿童，就到处拐孩子，然后卖给教堂，这也是一桩发财的生意。
当时国人普遍具有排外情绪，再加上民智未开，很多老百姓就不理解传教士的做法，传言西洋人是要用幼儿的眼珠子、脑子做药引子。当时教堂还有一个职能，就是给人看病，但西医跟中国人的观念差距太大，所以很多人就冲到教堂里，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叫丰大业，这个人的脾气特别暴躁。他听说这件事后，就去找天津的知县算账，然后一言不合，就掏枪把知县的一个随从（也有人说是知县的儿子）给打伤了。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生的事情，老百姓不干了，当场就把丰大业给打死了，然后冲到教堂里见人就杀。一些法国的外交官，包括一些神父、修女都被杀害，这次事件还波及其他国家，比如有几个俄罗斯人也被杀害。最后老百姓一把火将教堂和法国领事馆都给烧了。
从国际外交的道理上讲，这是中国人的不对。但是当时的舆论认为，我们这些子民还是挺棒的，老外欺负我们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
所以，怎么处理这桩天津教案，就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当时朝廷把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要让他处理天津教案。
一方面是国内的舆论压力，谁要是偏向洋人，谁就是汉奸，肯定会遗臭万年。另一方面洋人也不是吃素的，当时法国人已经把军舰开到大沽口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臣，如果不跟洋人妥协，不做出适当的处理，就是对国家的一种不负责任。这道难题就摆在了曾国藩的面前。
曾国藩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今天再来看，会发现他其实处理得很简单，分三步。
第一步，谁杀的人？谁杀人就是谁犯法，抓起来就得杀头。后来一调查，有十几个人冲进教堂里杀了人，全部抓起来砍了。
第二步，这次事件不是波及其他国家吗？其他国家的大使、领事、外交官也别围着我闹，你们说我们赔多少，我们就赔多少，最后总共赔了45万两银子。
最后轮到了苦最深、仇最大的法国人。中国人不是把他们的领事丰大业给杀了吗？我们单独再跟法国谈判。这就到了第三步。
你们说杀了外交官是有辱国体，那么我们道歉。是谁纵容这些人杀的外交官呢？当时在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既然崇厚没处理好这件事，就要代表中国政府到法国去赔礼道歉。当时在法国当政的也是一个著名的政治人物，叫梯也尔。梯也尔接见了崇厚，只讲了一句话：“既然你们处理成这样，我们也交个底牌，我们并不是要中国人的头颅，我们只是要相应的秩序和国家之间交往的正常礼节。”
处理这次事件的过程其实就体现了四个字：就事论事。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很简单，我们一般人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往往就是因为欠缺就事论事的能力。
总防范别人，自己先犯错
清代历史上，诛杀顾命大臣的事件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清初康熙爷擒鳌拜，第二次是慈安、慈禧串通恭亲王奕
第111章 除了你自己，没人靠得住（4）（）
第一个原因，你来迟了。现在当教授、博导的那些人，当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可以留校，可以发文章，可以当教授、当所长。那个时候全国每年才毕业多少学生？就像我读研究生那会儿，我们那一届文科、理工科的研究生加起来总共有37个人，现在一届是2000多人。前面的人刚当上教授，才四五十岁，还非常年轻，学术生涯还远远没有结束，哪里还有后来者上升的途径呢？就这么简单。
郑也夫先生的吾国教育病理里面对此也有过分析，说过度的竞争，尤其是军备竞赛似的竞争，到最后往往会发现竞争的标的物本身并不值钱。这个道理很简单。
第二个原因就比较深了，要深入到工业社会的底层逻辑里去看。工业社会有一个特征，就是所有的效能都来自分工，所以在社会刚开始分工，有大的构建性机会的时候，就是大师辈出的一代。高晓松的晓说节目有一期叫大师照亮八十年代，讲为什么那时候容易出大师，不是说他们的智力水准真的比我们这代人要高多少，而是因为风云际会，人家有更多的机会。
再比如说晚清，或者20世纪80年代，风气刚刚打开，刚开始睁眼望世界，所有能够把西方的思想、方法论移植到中国来的人，就是货真价实的大师，因为人家想的全是元问题。像胡适一生写的书，全部是核心问题，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可是对接下来的第二代学者来说，就只能研究“小问题”了。再往后，给儿子辈、孙子辈的学者剩下的都是工业社会给他们的非常细碎的分工。
前不久，我们的知识策划李源在搞一项研究，是他硕士毕业论文的课题，叫张慰慈城市管理思想研究。
我说：“你这搞的是什么玩意儿？张慰慈是谁啊？”
他说：“民国时期的一个教授。”
我说：“你怎么会对这东西感兴趣？”
他说：“不是我感兴趣，是导师分配我写的。”
我说：“导师为什么分配你写？”
他说：“因为导师有自己的研究架构，里面缺很多小块，你既然是我的学生，就去帮我把这一小块研究清楚，但在我这套研究计划里，它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注释。”
如果李源同学说：“我不搭理你那一套，我要写一部中国通史！”导师就恨不得一个嘴巴呼上去，你以为你是谁啊？我是为了你好才这么告诉你的，在史学界这样一个辈分森严的体系下，你竟敢一上来就写什么中国通史，那就是找死。所有人都会觉得你是野狐禅，你这一辈子在学术界都休想混出头来。
所以，你一开始只能按照导师、导师的导师、导师的爷爷导师的一整套规划，在一个角落里展开自己那种苟且偷生、慢慢攀爬、小小的学术生涯，那你不就悲催了吗？说到底，这是工业社会分工到最后出现的一个荒诞现象。
每年，各种机构都会申报很多国家社科课题，能出版一书架的书，都由大量细碎的分工组成。我们不禁会问：真有必要这么研究吗？没办法，工业社会有它的惯性，就是要这样细碎地分工下去，而每一个人都被这种分工逻辑给绑架了。
三个当代人的新活法
难道真的是这个社会不厚待知识分子吗？也不是。过去十年，读书人当中发生过这么几件事。一个研究美学的教授讲三国出了名，他叫易中天；一个研究广播电视媒体的教授讲论语出了名，她叫于丹；一个海关的公务员写明史出了名，他叫当年明月。有媒体采访当年明月：“你这么小的年纪，20多岁就写出皇皇七大本明史著作，虽然是通俗版的，你不觉得太容易了吗？很多教授说，有些学问是要穷30年的精力才能开始做的。”
当年明月就说这么点儿东西还用得着30年？能有多少资料啊？花30年才做完的人，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太笨；第二，他在骗你们呢。
我不敢说当年明月说得对不对，我也不敢否定所有明史教授的努力，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当年明月、于丹、易中天的例子中得到一点启示，就是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并没亏待读书人。如果你做出了让市场认可的学问，采取了在这个新时代应该采取的存活方式，它就会给你丰厚的利润。
据说于丹出的第一本书于丹论语心得的利润，是中华书局自新中国成立后挣的所有钱的总和，于丹当然也挣了很多钱。至于当年明月，据他原来的一个同事讲，到现在为止，他因明朝那些事儿拿到了上千万的版税。
所以，你不能说这个社会欺负读书人，正确的结论是：过去的活法不成立了，读书人必须换一个活法。
参考卢梭蹚出来的新活法
我们这一代人其实生活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大变革出现过好几次。在之前的大变革时代，人们用生命左冲右突出来的新活法，依然能够在几百年后给我们这代人以参考和启示。
给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卢梭。很多人都知道卢梭，知道他是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其实他不是法国人，而是日内瓦人，按今天的国籍来算应该是瑞士人。
卢梭的命运从小就很不幸，出生的时候妈妈难产死了，所以他是跟着爸爸长大的。他爸本来是一个老老实实的钟表匠，年轻的时候惹了官司，家就败落了。卢梭从16岁开始，就不得不到处打零工，说白了就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