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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嘉庆十年（1805年）的时候，他带着文武百官去大清王朝的龙兴之地盛京，拜谒了各个祖先的陵寝。在路上，他写了一篇他认为很重要的文章，叫守成论。
这一年，嘉庆皇帝算是把自己的统治思想稳定下来了，就是别瞎弄，各朝各代到我这一阶段的时候都容易出乱子。比如说宋朝，用王安石变法，变来变去一天不如一天。所以我们现在不变了，要守成，就按列祖列宗说的办。
所以嘉庆十年之后，我们几乎不认得这位皇帝了，他虽然还是那么勤政爱民，还是那样道德高尚，但是锐意改革的影子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了，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守成之主，不管大事小情，都要去查前朝实录，我爸爸、我爷爷、我爷爷的爸爸是怎么办这件事情的，然后就按他们说的办，不再搞任何创新。
有一次宫城里面失火，几个太监见状赶紧把宫门关闭了。因为他们多了一个心眼儿，这几年出事太多，天理教都能搞200多个人攻打紫禁城，他们怎么知道这次失火是不是有人预谋的恐怖行动呢？如果外面有人包藏祸心，先在宫里点一把火，然后冲到宫里面假装救火，就会酿成大乱。
嘉庆皇帝当时觉得这么处理很好。可是过了几天，他翻了翻乾隆朝实录，突然发现没遵祖制。原来乾隆皇帝当年也遇到过这种事，但乾隆皇帝御笔亲批，如果宫内着火，马上打开宫门，让外面的人进来救火。所以嘉庆皇帝赶紧撤销对太监的表扬，非但如此，他还把那几个太监给处分了。
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没有能力去应变，去根据实事因果、环境的变化去处理自己面对的问题了，这就是晚年的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晚年在和臣子的对话中，经常会有一些口头语，比如说“哎呀，这可怎么办”“这可不得了”。晚年嘉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有点儿像一个村口晒太阳的老头儿，生活的艰苦已经摧折了他所有的锐气。
嘉庆皇帝执政20多年之后，就这样撒手人寰了，他的死也是一个谜。有的历史学家说，他是让雷给劈死的。在中国儒家的传统认知里，如果一个人遭天打五雷轰，这说明他已经上干天怒，下场非常惨，所以一个用圣主要求自己的、道德非常高洁的帝王，沦落到这样的下场，真的是一个悲剧。
囚徒困局怎么破
嘉庆皇帝所处的那个环境，是时代、民族、文化为他这个人打造的一个牢笼，他四面碰壁而不得其解，这有点儿像堂吉诃德，拿自己的长矛和假想的魔鬼风车作战，最后的结局是扔掉长矛，坐在地上长吁短叹。
从政治角度上讲，我们不能妄断嘉庆皇帝当年有更好的选择，像他这么聪明的人，道德又这么高尚，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必须承认，有些困局是无解的。这是作为政治上的嘉庆皇帝。但是如果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也许他还有其他的选择。我宁可看到一个像乾隆皇帝晚年那样，有点儿小虚荣心，有点儿自信心爆棚，虽然对这个帝国也感受到了危机，但还在不断地想各种新奇的办法去解决它；甚至他会无视这些问题，表现得非常倨傲，等等。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比嘉庆皇帝那种灰暗的结局要好得多，所以我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特别想讲一点人生的选择，也是我认为应该做的人生选择。
学着欣赏左冲右突的人
我们以另外一个罗胖子——罗永浩最近推出的锤子手机为例。有的人对这款产品切齿痛恨，说这款产品的某些方面背离了罗永浩的人生观，背离了他的世界观，说罗永浩就是在搞传销，就是营销做得好，就会吹牛皮，就是不要脸，他一定没有好下场，锤子手机一定卖不好。
我假设这个批评者对，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毁灭掉一个商业神话，他的人生也没有获得什么。就算他说对了，无非证明他有一个否定性思维的胜利，他预测了一次失败，但这对他人生的成功毫无用处。
我们在嘉庆皇帝身上也看到了这种潜质，因为他一生都在追逐那些最正确的东西，所有偏离这个东西的，他的态度都是否定、否定、否定、不行。最后他死在当场，抱着他那个正确死掉了，而且人生过得非常灰暗。
最近有记者问我：“你怎么看老罗推出的锤子手机？”其实我们虽然都姓罗，而且都是胖子，但并不认识。我觉得老罗这个行动非常好，至于这款手机的成功与否，让市场去做决定，我们在这里不用评价。但是我觉得，罗永浩偏离了我们公众认识的正确标杆，找到了世界的一个新方向，拼命而且认真。他打穿了一个小孔，从这个小孔里折射出一些阳光，照亮了我们所有人的生命，至少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有趣了一点点，这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作为与此无关的人，哪怕不愿意去当他这个手机的用户，但我们只要用一种欣赏的姿态，看着罗永浩和他自己的认真努力，又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我想，也许我们不能对更大的国家、民族、人类负责，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不再抱定我们认可的那个绝对正确。我们可以用一种欣赏的思维，来看待每一个为我们左冲右突的人，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被点亮一点，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02迷茫时代的明白人：李鸿章
李鸿章活着的时候，脑袋上有两顶大帽子：汉奸、误国权臣。当时有人专门写了两副对联描写他，对此说得很明白。
第一副：“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杨三是当年北京城一个著名的丑角演员，大名杨鸣玉，因在家中排行老三，故称杨三，是徽班进京后由演唱徽调、昆腔衍变为京剧的十三位奠基人之一。杨三正好在马关条约签订（1895年4月17日）之前死了，所以老百姓就编了这么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对得特别工整——“杨三”对“李二”（李鸿章在家行二）；“已死”对“先生”；“无苏丑”对“是汉奸”。这就是一顶汉奸帽子。
第115章 怎么做个明白人（3）（）
第二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宰相合肥”指的是李鸿章，他是安徽合肥人，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其实就相当于宰相。所以上联是一语双关，意思是你们家倒是肥了，可老百姓家瘦啊；“司农常熟”指的是当时的军机大臣兼任户部尚书翁同龢，他是江苏常熟人，掌理着国家财政，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兼内政部长。清朝人雅称户部尚书为大司农，所以下联就是说，你们家有粮食吃，老百姓地里都是荒的。这副对联里说的两个人都是误国权臣。
客观地讲，真要把这两顶帽子给李鸿章是有点不公平的。
首先说汉奸，无非是因为马关条约辛丑条约都是李鸿章主持签订的，但他也是没办法。当年打甲午战争，他说不能打，可光绪皇帝却说，怎么不能打？跟英法打可能打不过，日本蕞尔小国有什么打不过的？打！结果打输了。再说，李鸿章也为这场败仗付出了政治上的代价——被拔去三眼花翎——革职了。
但慈禧太后还是不肯放过他。革职就完事儿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跟外国人谈判，尤其是跟日本人谈判，还得你李鸿章去，因为只有你有这能耐。所以李鸿章不得不又揣着一顶帽子——头等全权大臣，跑到日本去签马关条约。在日本期间他还遇了刺，带着一脸血就去了谈判现场，后来日本人因为此事不得不在谈判条件上稍做了让步。所以，能说他是汉奸吗？
关于辛丑条约，李鸿章就更冤了。当年慈禧太后带着端郡王载漪跟义和团在北京胡闹的时候，李鸿章在南方当两广总督，所以这件事和他根本没有关系。慈禧太后把这摊子弄得一塌糊涂之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西安去了，路上匆匆给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说：你快回来，把烂摊子给我收拾了。李鸿章当时已经将近80岁了，哆哆嗦嗦从广东赶到北京，在卖国条约上签了字，两个月之后，就忧愤而死。所以，能说他是汉奸吗？这公平吗？
再说误国，这其实主要归因于整个晚清的官僚和皇家系统。而李鸿章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反而是引导国家往近代化方向走的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所以说他误国就更不公平。
现在网上有很多人都在说，李鸿章1896年在俄国受贿了。当时俄国人为了签中俄密约（即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给了李鸿章好大一笔钱——300万卢布。
但是这件事在历史学界是没有定论的，直到今天还存在大量的争论。因为所谓的李鸿章受贿，无非是俄国财政部存有一份文件，说当时为了签这个条约，沙皇拨了一笔300万卢布的基金，以李鸿章基金的名义存在了华俄道胜银行。至于这笔钱后来给没给李鸿章，就众说纷纭了，但是事件的关键当事人，也就是俄国当时的谈判代表维特伯爵，后来明确表示这个钱其实是没有给李鸿章的。所以李鸿章到底拿没拿钱这件事始终是一个悬案。
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
虽然在我们看来，李鸿章在当时绝对属于高富帅，但是在国际场合他就经常把底裤给露出来，留下了各种笑料。比如美国有一道菜，叫“李鸿章杂碎”。就是因为李鸿章吃鸡不用刀叉，直接拿手招呼，美国人也没办法，为了遵循外交礼仪只好学他也用手。后来美国人就干脆把西餐和中餐兑在一块，发明了这道“李鸿章杂碎”。
再讲几件李鸿章在俄国出丑的事。1896年，他到俄国彼得堡签中俄密约，首先要去跟财政大臣维特伯爵谈判。据维特伯爵记载，在客厅接待李鸿章时，问老爷子抽不抽烟。李鸿章说好，然后就发出了一声公马似的嚎叫：“上烟哪！”接着就跑出来几个中国人开始伺候他抽烟，有的擦火，有的捧烟斗。李鸿章什么都不用动，就动嘴。维特伯爵堂堂一个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