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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完胜“光辉道路”
“光辉道路”最后是怎么完蛋的呢？这就要说到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经济学家德索托。德索托乃一个经济学家、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又不是手里握有国家军队的总统，又没有勾结美国人，让美国军队来干涉，他凭什么能够灭掉“光辉道路”呢？
要知道，像“光辉道路”这样的组织是非常难对付的，因为它首先有一套漂亮的理论体系，敢于向人民承诺一个光辉的未来。当时，“光辉道路”甚至承诺，要恢复印第安人、印加帝国昔日的辉煌。而且，它还有一套强有力的组织体系来保障它的战斗力。
要对付这样的组织必须两手都要硬，理论上有一套，实践上有一套，既有思考力，也有执行力才行。
首先，德索托有能力从理论上把“光辉道路”驳倒。德索托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叫另一条道路，我们现在看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书名，而在当时秘鲁的政局中，它有一个清晰的含义：你们“光辉道路”主张一条路，我主张另一条路。你们所谓的光辉道路就是不要自由市场经济，退出全球化的协作体系，而我主张通过自由市场经济来实现这个国家的富强，这个国家绝对不可能靠你们的恐怖主义来达成富强。
试想，为什么说经济学观念有力量呢？政治看起来很强大，又有枪又有炮，但很多时候它依赖于人的直觉，或者说它依赖于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史所带来的那种感性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国家穷，一般人就会想，我们为什么穷呢？这总不能赖我吧？你看我天天这么辛苦，那一定赖某个人。“光辉道路”那一套理论，就是替百姓寻找这个替死鬼和背黑锅的人。我们穷，是因为地主恶霸，因为资本家，因为那些帝国主义国家要掠夺我们，把他们全部干翻，我们就不穷了。这套理论多么容易深入人心啊！
而经济学之所以有力量，正是因为它不这么看问题。经济学认为，人和人是一个协作系统，所以它考虑的是怎么样优化这个协作系统和资源配置。我们和富人、帝国主义国家都在一个协作系统里面。经济学家总是在思考：怎么优化这个协作系统？说白了，往往是从制度层面来思考怎样让这个国家变得富强。
经济学没有枪、没有炮，何以和“光辉道路”这样的恐怖组织打对台？这就是它的力量源泉。
德索托先观察了一下当时的秘鲁，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么穷呢？然后，他组织了大量的学生，搞了大量的调查。调查来调查去，发现一个非常刺眼的现象：秘鲁这个国家非常奇怪，有大量所谓的“不合法的经济”：它有56％的市场是非法市场，不是政府的，也不给政府交税；有70％的房屋都是非法房屋，没有任何产权证明；有60％的食品完全通过黑市交易；等等。
这种非法市场居然将秘鲁将近80％的人口卷了进来，怎么会出现这么奇怪的格局呢？经济学家有能力从这个现象往后追，看看到底是为了什么。
表面的原因就是政府的法律体系太复杂了。这也很奇怪，法律体系复杂好像是发达国家常见的现象，一个发展中的穷国的法律体系怎么也会复杂呢？秘鲁政府有一年居然颁布了28000条法律针对经济。可想而知，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如果想做合法生意，这个法律的迷宫他怎么可能穿越得过去？
德索托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想办一家合法的农贸市场，整套手续办下来大概要花多长时间？要花13年。另一个例子是说如果拥有一片土地，想造一所自己的房子，办手续需要多久？21年。真是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只有具有愚公精神的人才能住上合法的房子。
所以，老百姓只能不合法，只能不走正经市场，沿街叫卖挣点小钱就算了。也不盖正经房子了，搭个窝棚就住进去，只要冻不死就行。因此，这个国家才到处是沿街叫卖的小贩，才全是贫民窟，这就是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
德索托还做过一个实验，他派了一组学生到美国，然后留了一组学生在秘鲁。让两组学生同时注册一个微型企业，也就是一个裁缝铺，只有两架缝纫机，看看分别需要花多长时间。
在美国注册这样的企业一天就够了，在秘鲁呢？按一天跟政府打六个小时的交道来算，大概要花283天，而且还要花费1100多美元。这笔钱对一个只能开得起裁缝铺的穷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那怎么办？只好非法。这就是这个国家的非法经济特别庞大的原因。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追问一个更有价值的问题了：秘鲁作为一个穷国，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复杂的法律系统呢？它会增加社会运行的总成本，要耗费很多资源，会让穷国变得更穷，难道它疯了吗？
有两个原因。
第一，政府不够现代化，管制能力和边界就有限。有的时候，它只能增加自己管制边界内的负担。此话怎讲？我们举一个中国的例子。中国政府开征个人所得税，按说初衷很好，是通过政府之手让那些收入很高的人拿出一部分钱来补贴穷人。但是因为政府的管制边界有限，说白了，它收税的能力是有限的，什么样的所得税最好收？当然是那些在企业里工作的人，通过企业的代缴、代扣，这部分钱很容易收上来。但是，那些个体户、大富豪非常容易掩藏自己的财产，政府的收税能力够不着这种钱。长年运行下来，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反而是由工薪阶级来承担的，没有起到“劫富济贫”的作用。我们且不说“劫富济贫”这事对不对，它的初衷就没有达到。这是政府的管制能力所限带来的一个结果。
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越是税收不够，就越要在自己能够控盘的范围内去收取。而越控盘，那些穷人就越要溢出。他们不愿意交税，不愿意做合法生意，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加入地下的非法生意中，这就是当时秘鲁的困境。
第二，所有人都明白，无论什么政府，包括美国政府，有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想多干事的冲动，要显出自己的存在感。
我曾经去一个政府单位办事，我前面有一个孕妇，她与政府官员的对话特别有意思。那个政府官员就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也没什么级别，却很明显地在刁难她：“你给我补一个xx材料。”就像李克强总理在大会上讲的那样，“你要证明你妈是你妈”的那种材料。结果，那个孕妇特别厉害，说：“我能跑那么长的路吗？我跑流产你负责吗？”那个办事员就说：“那算了，别补了。”然后把事办了。那个办事员就是刷存在感，他不见得是为了贪污受贿。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有很多电视台的朋友，他们如果想当主持人的话，就必须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谁都知道，一个好主持人跟一口好普通话之间没有一毛钱关系，为什么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创立到现在，越搞越严格，越搞越大呢？就是因为政府要刷存在感。
政府本质上就是个生物，只要没有外在力量的扼制，它就会有冲动越长越大。这不是哪国政府的现象，古今中外，所有的政府都一样。所以，当年的秘鲁，在这两个原因中彼此激荡，最后搞出了一个这么可笑的结局，一年要颁发28000条法律来管制经济。这个国家当然是一塌糊涂的。
产权保护为什么这么重要？
当年，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德索托面对的就是这样严峻的情况，大量的地下黑色经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财富创造活动得不到产权保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产权保护对一个国家富强有着重要的作用。
产权保护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小时候学政治的时候，都说这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动不动就要坚定地保护私有财产。保护私有财产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一条，有这么几个后果。
第一，正经的、有价值的财富创造活动就不会发生。比如，我的房子是租的，我为什么要装修？如果我现在建一所房子，没准儿哪天就被政府拆迁了，因为它是非法的。它的产权没有得到保护，那我为什么要好好地盖它呢？我们到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旅游，比如埃及，首都开罗的郊区跟一大片烂尾楼似的，就是因为产权得不到非常好的保护，大家就不会认认真真干事了。
第二，定分止争的作用就没有了。产权保护就是让大家在市场交易中没有太多的废话，比如你这所房子得不到政府的保护，那么地主恶霸就有可能来霸占你的房子了。你向何处去投诉他，何处去告他呢？而定分止争之后，这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市场交易的成本就会大幅度下降，这个社会才有可能繁荣起来。
第三，只有坚定产权保护的作用，这个国家才能衍生出更为复杂的市场。举个例子，股票、期货这种金融市场，一定是在基础产权非常清晰的情况下，大家才能信任，我们才会变着花样做更为复杂的金融型交易。如果基础产权都不清楚，这个公司有几台机器我们不知道，厂房随时可能被拆迁，这个公司的股票有可能会值钱吗？所以，这种复杂的体系压根儿就演化不出来。
这就是经济学家德索托当年在秘鲁观察到的情况，现在症结找到了。可是，这不是秘鲁一个国家的症结，几乎全世界所有穷国的病根全在这儿。为什么德索托有本事把秘鲁拯救出来，而且要面对如此凶恶的敌人——“光辉道路”？他是怎么走出另外一条道路的呢？
德索托的另一条道路
20世纪80年代的秘鲁为什么又穷又乱，现在再简单梳理一下思路。任何古今中外的政府都有一个特性，它有一个本能的扩张冲动，更何况有一些层级的公务员还要贪污腐败，要权力寻租。
但是，这种前现代化的政府管制能力有限，怎么办呢？只好在自己能够管得住的地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