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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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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人家,但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正规军,湘军是民兵;自己是警察,湘军是城管。你想跟我会操,你有资格吗?

    当时长沙绿营的副将叫清德,是个满人、八旗子弟,当然就不服不忿了,每次会操都不来。那些士兵本来就不听招呼,更何况他们的长官在后面挑拨是非。曾国藩抱着拳拳忠君之心,要为抵抗太平天国加强战斗力,还经常登台演讲,以忠君爱国之心来激励士气。但是那些人连字都不认识,皇上来了要粮食他们可以给,但忠君爱国的思想他们哪里有呢?所以就很难说到一块儿去。

    清德后来闹得非常不像话。曾国藩一看有这么一个人在背后捣鬼,反正自己也有专折奏事之权,于是就给咸丰皇帝发了一封奏折,说清德原来逃跑,现在捣乱。咸丰就说,那就把这个清德革职查办吧。

    曾国藩初来乍到,居然用朝廷的体制把身边的兄弟给办了,这让其他人怎么看?当时的湖南提督鲍起豹也是一名武将,他当然要跟曾国藩为难了。但是因为有前车之鉴,他就在背后捣乱,经常挑拨绿营兵和湘军之间的关系。

    有一次,绿营兵把曾国藩的弟兄们给揍了,曾国藩一怒之下,行文到提督衙门要求严惩肇事者。鲍起豹就装模作样地绑了几个士兵给曾国藩送去。与此同时,他又挑拨其他的绿营兵跟曾国藩起哄,看他怎么严惩。反正鲍起豹自己不出头,因为一出头就会被参。

    结果大家可想而知,绿营兵绑着自己的几个弟兄,送到了曾国藩那里,然后就在门口起哄:“我们把人送来了,有本事你处置啊!”

    曾国藩当时在湖南巡抚衙门的“射圃”(练射箭的园子)里设了一个临时办公室。当时的湖南巡抚叫骆秉章,就住在隔壁,也不吱声,就看着曾国藩。曾国藩刚开始心里也是定的,认为自己又没犯错,而且巡抚大人就在隔壁,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所以也不吱声。

    外面这帮绿营兵越闹越凶,最后情绪失控,破开大门,冲进来就要打人,甚至要杀人。要知道,这帮当兵的没有文化,然后基于各种各样的义气,后面又有自己的长官撑腰,能干出什么事儿可就真没准儿了。

    曾国藩被吓得掉头就往巡抚衙门里跑。这个时候骆秉章出来了,绿营兵一看巡抚大人到场,马上就安静了。在清朝的体制中,重文轻武,巡抚当时是挂中央的衔的,是最高的军官,甭管武将有多高的品衔,哪怕是一品的武官,见到二品大员的巡抚都要下跪。所以骆秉章一来,大家就安静了。

    骆秉章上去就给五花大绑的弟兄们松绑:“哎呀,弟兄们受委屈了,好了,没事儿了,大家撤了吧。”绿营兵就撤了,这一仗算是打赢了。

    其实所有人的表演,都是做给曾国藩看的。就是要告诉他,你再这样坚持自己那一整套道德原则,所有人都不会待见你,所有人都会在自己的分内给你难看。

    骆秉章事后就跟曾国藩讲了一句话:“你不要再这样闹了,打仗还是要靠他们。”然后就掉头回自己屋了,给了曾国藩非常大的一个难堪。

    曾国藩在长沙混得不好,后来他又带队去了江西。当时的江西巡抚叫陈启迈,这个人权力欲特别强,他认为曾国藩就是个客军,就得归自己管。而且曾国藩所有的粮饷都是从他这儿拨出去的,所以陈启迈动不动就跑到曾国藩的军营里说三道四。

    曾国藩看这个老头儿不懂军事业,所以经常不听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是一封奏折,到咸丰皇帝那儿告了陈启迈一状。

    咸丰皇帝说:“那好,把陈启迈也给办掉吧。”继任的江西巡抚叫文俊,又是一个旗人。文俊上台之后说:“你曾国藩是个不懂规矩的人,陈启迈怎么对付你,我还是怎么对付你。粮饷就在我手里,你不听我的,我就是不给你。”

    所以曾国藩只能自己想办法,找一些富户去劝捐。文俊和陈启迈的做法如出一辙,谁敢支持曾国藩,他就给谁颜色看。所以,曾国藩在江西也待不下去了。

    这一阶段是湘军崛起的阶段,也是曾国藩混得特别窝囊的一个阶段。当时他给咸丰皇帝上的奏折里面有四个字,我读起来特别有感觉,叫“积泪涨江”,就是自己累积的泪水让江水都上涨了。你说他惨成了什么样子?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书信里写过一句名言:“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一个坚持自己道德标准的人,自己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磕得粉碎,而且还得不到皇帝的原谅和支持。所以,他的年轻时代不是因笨而郁闷吗?

第129章 孤独地面对全世界(2)() 
失落回乡,心性大变

    咸丰六年(1856年),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当时的规矩,他又要回家守制。但曾国藩是怀着一股怒气走的,他跟咸丰皇帝也明说了。咸丰皇帝当时劝他:“仗打成这个样子,你还回家守什么制呢?夺情吧。”“夺情”即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就是说你别回家守制了,为了国家的安危,你要素服从军,必须回到战斗岗位上。

    曾国藩说:“回来也不是不行,但是这份气受够了,我绝对不在没有督抚大权的情况下,再去领兵作战了。”说白了,他就是找咸丰皇帝要督抚大权。

    此时太平天国正在天京闹内讧,石达开和杨秀清当时杀得一塌糊涂,韦昌辉这些人都被宰了。石达开领兵出走后,太平天国眼瞅着就要不行了。咸丰皇帝一看,太平天国经过天京内讧之后,就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多少天了,于是就对曾国藩说:“那你就回家去吧。”

    这事实上就等于剥夺了曾国藩的兵权,作为当事人,曾国藩心情特别不好。虽然按照礼法,回家丁忧守制是一个正常的安排。但对于他来讲,毕竟不为领导所需要了,心里还是很失落的。说实话,曾国藩也不是当时清廷倚仗的唯一一支力量,当时各种在籍的官员,一共有54个人在办团练,根本不指着曾国藩这一支部队。

    所以曾国藩一回到自己湖南湘乡县的老家,马上就病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得了“怔悸之病”,也就是失眠,而且失眠的时候经常心慌。这明显就是气出来的。

    当然,曾国藩是一个受过系统的、正统的儒家教育的理学家,他的理学造诣也非常深厚,也有一套自己修身的方法。在这两年时间里,他确实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包括读了很多老庄的书,心态渐渐地就平复下来了。

    他后来自己讲到,在他出山的第一段时间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能,看别人觉得别人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对。但是丁巳、戊午之后,也就是回老家这两年之后,他觉得自己的心性大变,突然觉得自己百无一能,这个时候再看别人,能从别人身上看到很多很多的长处。

    很多人在精神和境界上脱胎换骨,往往都要经过这样的变化。熟悉佛教故事的人都知道,释迦牟尼成佛之前,也有过这样一段心态。

    释迦牟尼原本是个王子,出家之后,他修的是苦行,就是维持最少的食物摄入,通过苦行来磨砺自己。他每日或隔日进食一麻一米,后来七日才进食一次。他身边还有好多从人,跟着他一起苦行。

    但是他苦行六年也不能得道,不能解脱生、老、病、死,完成精神境界的飞跃。所以有一天他决定放弃苦行,跑到尼连禅河里洗了个澡,而苦行是不可以洗澡的。

    然后林中一个放牧的女子,还给了他一点儿乳糜喝。他身边的人一看,认为王子的道念不坚,背弃了他们的理想,所以就离开释迦牟尼,跑到别的地方继续苦行。

    释迦牟尼独自来到伽耶山,找了一棵大树,就是后来那棵著名的菩提树,铺了一些草,然后在上面打坐,并发誓说:“我若证不到无上正等正觉,宁可让此身粉碎,终不起此座。”七七四十九天之后,释迦牟尼在一天早上,明心见性,顿悟成佛。

    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想要上个层次,仅仅往外求,即通过各种各样生活方式的改变来逼自己改变,不是根本性的方法。

    根本性的方法,是对外人变得更加通达,是内心的容量变得充分放大,每一个在人生当中感受到境界提升的人,我觉得他都有类似的经历。曾国藩也一样。

    第二次复出:放下身段,长袖善舞

    终于,曾国藩的运气又来了。就在他回家两年之后,把自己的心性磨得差不多的时候,咸丰八年(1858年),皇帝又要他出山。因为太平天国死灰复燃,接连击破了清军的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开始反扑了。其实他这个时候守制还没有结束,还是“夺情”。

    此时的曾国藩不再跟皇帝犟了,他回家之前认为,皇帝你不给我督抚大权,我就不来给你打仗。甚至临走的时候还说,专折奏事之权我不要了,以后我有什么话,就通过湖南巡抚给你上奏折吧。

    但现在他不这样想了。皇帝的诏书在六月初三下达,他六月初七就启程了,一点儿不废话,见诏即起行,前后准备仅仅用了四天。曾国藩后半辈子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跟前半辈子可就完全不同了。他第一次起兵的时候,皇帝每次都像求着他似的,说你去救一下武汉吧,你去打一下哪儿哪儿吧。他都不愿去,推说兵没练好,而且每次说话都是有棱有角的。

    他的奏折当中有一句著名的话:“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就是说与其将来我打不下来你治我的罪,还不如现在你就办我一个畏罪潜逃之罪。

    但是他再次出山之后,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就变得柔顺了很多。比如说咸丰曾经有一次让他出兵四川,曾国藩明知道不妥,是瞎指挥,而且让他带一帮湖南人跑到四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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